标题国际恐怖与国际政治

　　九月十一日发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主义袭击，震惊了全世界。震惊幅度的深广本身，与美国长期和平的历史以及当代影视媒体的效应相关。因此，各地的第一波反应几乎一概没有注意到受难者的数字；攻击的象征性获得了最具象征性的接收，以致事后有评论者称，这次袭击组织者的主要目的不仅是在杀伤，更重要的是在表演。等到牺牲者统计数字不断上升时，受众的主要反应方式已经成型：美国大众感到的是侮辱和愤慨，是报复的冲动；此时，无论他们的领导人说出多么不恰当的话，都会得到谅解，有着出气的亢奋。
　　这样的现代/后现代信息接收方式往往模糊了我们对数字里的事实的敏感。
　　事过将近一个月，十月四日出版的《伦敦书评》发表了该刊二十名作者关于事件的评论，其中，内尔·艾舍森(NealAscherson)沉痛指出，这六千名死者信仰包括穆斯林在内的不同宗教，在最后的时刻都曾祈祷他们心目中各自的最高主宰；而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五千需要“处理”的犹太人恐怕要有两三趟列车才能送齐，盖世太保大约要费些力气，加加班，花一个下午再加一个晚上才能完成任务。
　　这一次，一切发生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而且还是发生在袭击者似乎不以杀伤为主要目标的情况下。在比较和对照之前，数字里的事实永远是枯燥的。当事实已经凸现于数字之前，就没有人能否认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已经构成对人类的严重危害，必须严肃对待，设法控制。
　　如何控制？靠军事报复吗？美国在事发后一周里不断谈论武力攻击阿富汗时，另一组数字显示出冷酷的现实：纽约各界市民日以继夜地参加各种救助活动，争相为他们自己的城市承担苦难，表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迅速恢复着纽约生活；而阿富汗人口有一半以上陷入慌乱的逃难之中，上百万人涌向巴基斯坦和伊朗边界，成为预期战争的难民。二十多年连续的战争和轰炸，阿富汗人民已经没有了重建家园的自信心。这就是一次性灾难与持续性灾难的区别。难怪一位南联盟居民在采访中表现得悻悻然，回忆起当年北约持续轰炸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南联盟一蹶不振，和英美至今仍在继续的对伊拉克的轰炸有着共同性。
　　这些不同的数字和事实，构成了英美自由派和新左派中一大部分人坚决反对军事报复的出发点。如果反对恐怖主义的基础是普遍的人道主义，那么，打击恐怖主义就不能等同于“报复”，尤其不能等同于军事报复。可以说，这也是正本清源、避免恶性循环的必然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立场已经在美国目前战备的政策策略中得到了一定反响，参议院已在准备一项类似于一九四五年“马歇尔计划”那样战后重建阿富汗的援助草案；美国国防部也已经宣布对阿富汗空投救济物资的计划。这正是很多反战人士拒绝战争叫嚣的初衷。
　　对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来说，问题还不止于此。要消除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威胁，首先需要认识其来源。正如英国很多评论者对布莱尔强硬言论表示不满时所说，北爱冲突给英国带来了三十年的恐怖主义危害，唐宁街从来没有谈论过要军事轰炸北爱，轰炸支持北爱共和军的爱尔兰和英国边境，或者轰炸其主要武器提供者所在的美国。高谈“对现代文明挑战”的最直接效应就是将宗教文明之间的不同绝对化，造成人民间的根本对立。
　　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重新抬头之前，伦敦出版的《国务新人》(New Statesman)周刊发表了原教旨主义研究者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mstrong)的文章，指出原教旨主义并不限于穆斯林国家，这是各个传统宗教社会对现代化的一种普遍反应，出现至今不过一百年左右；事实上，美国正是这种宗教反应的诞生地。对她的观点略作发展，我们可以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说，这是传统宗教社会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激反应之一，是社会转型危机中寻找方向的产物。将宗教文明之间的不同绝对化并藉以指导外交政策，只会恶化这种反应，给世界带来更多难以预料的灾难。
　　反对绝对化，力求历史地看待目前的伊斯兰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是所有反对军事报复者的共同倾向。不过，在指出是中央情报局培植了乌萨马·本·拉登以外，能够追索更深层原因的尚不多见。这方面，又是《国务新人》走在了前面。就在“九一一”那周出版的一期中，一篇署名文章已经指出，伊斯兰国际恐怖组织近年来的发展与冷战的结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验在世界范围内的失利，造成了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定位的新困境，原有意识形态的破灭造成了这个领域的真空；对困惑中的青壮年一代来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恐怖组织便成了现有的替代物之一，不仅在中东，而且在非洲的许多国家都获得了支持。
　　杰姆逊(Fredric Jamesom)在参加左倾杂志《伦敦书评》的讨论时，对这个观点给予了更有力的表述。在他看来，一个事件的“重大历史性”不可能仅仅由发生时那个偶然、单独的日子所决定；历史性的事件是事件背后长期的历史所决定的，既有赖于我们对其前因的追索，也有待于其后果在我们的应对行为中进一步展开。作为著名的美国左翼思想家，在质疑“我们自己的政府”对战争前景是否有清醒认识的同时，他特别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偏激状态是资本主义世界冷战政策的长期后果，直接与美英等国自六十年代以来就直接参与策划实施的一系列“事件”相关，特别是大肆屠杀伊拉克、印度尼西亚等弱国境内数十万共产主义分子的事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并没有我们所想像的那种意识形态“真空”，新一代困惑者向宗教的转移，也并非都源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相反，这是长期扼杀独立思考、直接间接鼓励宗教狂热的后果，也是西方长期致力于在很多弱国维持独裁政权、抵制“共产主义威胁”的结果。很显然，本·拉登正属于这样的历史产物。
　　具体到本·拉登领导的恐怖组织，《金融时报》十月五日登载了一则长篇分析，指出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从反对苏联侵略阿富汗的战争结束后，就游离于原属社会，在国际上寻求自己的“历史使命”；其成员广泛分布于欧美各大国，很多是自认为看透了西方虚伪真相的新移民或留学生。这两点以外，持续不断的以巴冲突标志着阿拉伯世界在西方威力下的无能为力，造成了五六十年代反殖民独立胜利后的重大民族心理挫折，也是重要因素。以沙特阿拉伯为例，那里的独裁皇室对付原教旨主义者九十年代以来反对美国驻军的主要措施就是提倡宗教，重新巩固自己以宗教为基础的统治合法性；结果，政治对立的双方(在有些国家有时甚至是三方或四方)纷纷强调自己是“纯粹”“正牌”的伊斯兰教代表，宗教言辞背后隐藏的政治历史现实，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的困境，被彻头彻尾地掩盖了。这种社会状况中的最大牺牲者，就是占人口一半的阿拉伯女性，其次就是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民。
　　这正是阿富汗妇女在塔利班统治下的处境(见www.rawa.org，阿富汗地下女权组织的网站)。无论是阿拉伯妇女在二十世纪后期受到的远比以往更严峻的约束，还是阿富汗人民多年来的牺牲和饥荒，都从未出现在本·拉登的言谈话语中。他领导的国际恐怖组织，作为近几十年国际霸权政治舞台造就的一个怪胎，虽然在一些阿拉伯城镇进行过福利性建设，但基本上回避了贫困的阿拉伯人民面临的正视现代化进程、重建自信心的主要课题。
　　这就牵涉到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在分析起源之后，是否有出路(alternative)？阿拉伯社会(以及在“文明人”心目中战争不断的许多非洲国家)是否注定永远钉在了“野蛮”的耻辱柱上，永远停留在“前现代”？
　　伦敦的《新左翼评论》八月份刊就以巴冲突发表主编佩里·安德森的社评，在回顾了犹太复国主义一个多世纪来口号的虚假与实践的反人道实质后，他在结尾处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国家发生革命。这个结尾在左派内部引起了很多不同意见，最主要的就是还没有人看到任何有力的、可能引导革命的思想理论突破。这不仅是左派在“历史终结”后的困境，也是成千上万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实际存在状态：除了反复听到的“自由市场”魔咒，所有现时的困境都被寄托于一个遥遥无期的、繁荣昌盛的“未来”。
　　“九一一”恐怖袭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非欧美国家面对现代化压力的自我定位可能。不仅左派，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提问：如果我们军事行动的消极目标是“反对(against)”恐怖主义，那么什么是我们的积极目标？我们在“为了(for)”什么而战？没有积极目标的斗争，不可能带来积极的参与和重建纽约的那种精神；也许，一个恰当的口号应当是“为了穆斯林人民的解放”[见戴维·伊格那提斯(David Ignatius)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
　　在这时局紧张的时刻，我们必须谨慎坦率地面对历史和现实，同时有勇气做出符合人道主义和正义精神的抉择。笔者以为，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束了以往各种帝国、王国等群体存在方式，带来了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也因此在政治上先验地决定了统治合法性对全体国族成员政治参与的依赖，那么，后工业化时代跨国资本主义发展在把全球居民转化为大公司产品无差别的消费者的同时，也就决定了相应的政治发展趋势必然是所有人类成员在个体独立意义上均享的政治权利。各种形式的民主政体是当今每个社会都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探索的必由之路。而要使民主政体在一个社会生根，最重要的就是致力于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自立、自省、自尊的现代公民，创造并保护健康的社会环境，使每个社会都能既尊重人类长期的文化积累，保护人们思考探索的潜力和权利，也不断发展人类探索的实际能力。
　　只宣传“自由市场万能”，不保护人类成员的基本政治权利，只强调“个人利益”促进市场流通的效益，不考虑保护基本公民意识并培植公民素质，由大国利益决定的这种外交路线，坐视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社会资源的破产。必须指出，马克思曾经研究的工业资本主义，确实依赖于失业大军作为雇佣工人的后备力量而运转；但今天跨国发展的金融商业资本，已经展现出一幅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图景：既缺乏生产技能训练、又被剥夺了原有贸易交流可能的大量人口，难以进入任何现代生产渠道，基本上依赖长期的国际援助而存活(或者依赖国内富裕地区、富裕阶层的救助)。这在非洲国家有最突出的表现，南亚像孟加拉和巴基斯坦那样的贫穷国家也处于类似情况；而在有一定工业或商业基础的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日益增大的贫富差异。这些由晚期跨国资本主义生产出的大量“剩余人口”，终究不免成为滋养无理性抵抗情绪的温床，国际性的恐怖主义对平民的威胁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孤立并因而受到抑制。
　　从这个角度观察中东冲突，不难发现，那里真正在某种程度上实施内部民主政治制度的两个国家，是以色列和伊朗；内部经济发展相对平衡、贫富差距得到有意协调的，也是以色列和伊朗。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以色列建国和伊朗革命都带有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色彩，而且由于其政权合法性对这种色彩的依赖，至今前者的对外政策和后者的对内政策都仍然非常极端、绝不肯因人道和正义的原则而做出任何让步。这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和蛮横控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九一一”之后，已经为国际各界普遍承认是这次恐怖袭击的重要起因之一。同时，即使是伊朗妇女，虽然享有政治选举权，在最近的两次全国大选中都为改革派总统的当选投了决定性的支持票，却仍然受到种种宗教清规戒律的束缚和限制，一有社会危机，她们永远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受到更为严酷的对待。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制国家，对以色列和伊朗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对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可以说在中东基本上是对内部民主这个因素及其在各国周边关系中的延伸不予考虑。现在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把美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推到了前台，要彻底消除恐怖主义对平民的威胁，所有同情“九一一”牺牲者、追求世界长久和平的人们，都不能不在阿拉伯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这个课题面前交出自己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