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学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外

　　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索卡尔(Alan Sokal)在一九九六年春于《社会文本》(Social Text)发表了一篇测试后现代学风及文体的论文，不单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最近也受到了中文学界的关注。(详见《读书》一九九八年七期)索卡尔的“恶作剧”之具有震撼力，原因当然是它冲着在西方当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然而，问题是否出在某一种思想门派？事情又是否只与一门学术思潮有关呢？综观此事在西方世界被讨论的方式，以至中文世界对此事的转述，我们深以为可检讨、可反省的其实更多。索卡尔以戏剧性的方式暴露了某些人文学科内专业评审机制的漏洞。没有那么戏剧性，但性质却相近的“事件”，在一向被认为是严格科学的领域中，其实也并不鲜见。在一些名气和地位均不下于《社会文本》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刊物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索卡尔式的“游戏”文章。
　　经济学家布林德(Alan Blinder)和伯格斯特曼(T.C.Bergstrom)就分别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的《政治经济学刊》(Joumal of PoliticalEconomy)，发表题为“刷牙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Brushing Teeth)”和“寻找更有深度的睡觉经济学(Toward a Deeper Economics of Sleeping)”的游戏文章，对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开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玩笑。经济学界也曾轰动一时。
　　针对贝克(Gary Becker)等人发展出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布林德以一个“严谨”的数学模型，“证明”那些收入与牙齿洁白程度密切相关的人，会多花时间在刷牙上。他又预测那些收入完全依赖牙齿洁白程度的人，将会花去半生的时间在刷牙上。后来，布林德更进一步把他的理论模型化作可供“验证”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以一九七二年由美国联邦刷牙机构对一万七千多成年人，作出有关刷牙频密程度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印证”了其理论模型的上佳结果。尽管没有索卡尔那种让《社会文本》编辑下不了台的“阴谋”，但布林德所作的，也正是要讽刺人力资本理论在应用到婚姻、自杀、犯罪与惩罚等领域时，往往只是以科学主义的措辞(数学模型及计量统计)，来表达简单得近乎无聊的常识，可是却仍受到这特定的次学科社群(人力资本经济学)的专家学者煞有介事的认真对待。
　　另一位经济学家伯格斯特隆也以类似的方式“幽”了形式化经济学一“默”。他针对的是另一位经济学者霍迪里(M.A.El Hodiri)的睡眠经济学模型，霍氏以经济学基本的个人极大化效用原则，建构一个包括日常消费和花在床上时间两个变项的效用函数，经过对函数作出简单的假设和运算后，霍氏得出了一个颇引人发笑的结论：一个稍为明智/合情理的人，不论收入多少，最优的选择将是每天睡八个小时。伯氏煞有介事地在这个理论模型之上，添加一个非工资收入的变项，认为这样更切合现实。运算的结果是：最优的在床时间应是9.231小时。谁对谁错？伯氏把玩笑进一步发挥，认为那1.231小时的差异可能是在床上但却非睡眠的活动时间！
　　布林德和伯格斯特隆开的玩笑，相对于索卡尔可能较少恶意，相信他们也不是志在全盘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方法”。然而，抽离出事件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文章与索卡尔事件，其实都反映了学科专业和规训权力制度运作的问题。
　　索卡尔的“恶作剧”文章之所以被一份有社会地位的学刊接受，所反映的不仅是“后现代”刊物严肃与否，更重要的是整个学科专业评审制度的问题。在敬奉专业主义有若神明的美国，索卡尔的所为可谓大逆不道。但回应此闹剧的美国评论，却大多是以攻击“后现代主义”的学术立场，来掩盖一般学术刊物评审制度的根本陋弊。事实上，这正好是一场很典型的所谓“范式修复机制”的操演。把索卡尔游戏文章被错误刊载，归罪为是因为后现代派用措辞取代了科学，这种说法正是一种维系科学知识生产体制权威的努力。它试图回避的，正是科学知识生产本身的措辞性质，而试图令人们继续相信，只要既有的学术生产体制(包括其评审制度)照常运作，所生产的知识就具有权威性和科学性。但正如布林德和伯格斯特隆的例子显示，不少内容空洞的经济学论文，只要符合特定的科学主义措辞，仍然可为经济学专业社群接受，甚至把玩笑也当成科学知识。可是不少后来为经济学界视为有重大贡献的经典文章，事实上却曾三番四次被各种经济学学报以门户之见拒绝刊登。
　　甘斯(Joshua S.Gans)和谢菲尔德(George B.Shepherd)一九九四年在《经济学视野学刊》(Joumal of Economic Perspectiues)发表的一项有关经济学家的论文如何被学报拒绝刊登的研究，收集了不少有趣的例子。以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的著名文章《“柠檬”的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为例，它首先被《美国经济评论》拒绝，原因是“太浅显”；再投往《政治经济学刊》又被拒绝，这次的理由却是过于概括，不合现实；之后它又不获《经济研究评论》刊登，理由也是“浅显”。阿克洛夫相信他的文章被拒绝，主要是因为他把资讯经济学引入，使原来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精确性受到动摇，同时他的通俗文风也与经济学的“科学表述”要求格格不入。在这种陈腐的评审制度下，为减少被拒绝的风险，不少经济学者均愿意投稿往交情不错的刊物，甚至得以免去正常的审稿程序便能发表。经济学者波斯纳(Richard Posner)就曾坦白地指出，他所写的大部分经济学论文，都是在好朋友担任编辑的学报中发表，例如科斯(Rornald Coase)和兰德斯(Bill Landos)编的《法律与经济学刊》、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佩尔茨曼(Sam Peltzman)编的《政治经济学刊》和麦卡沃伊(Paul MacAvoy)的《贝尔学刊》(Bell Journal)等。甘斯和谢菲尔德的研究又发现，很多经济学者其实对学刊的评审制度都极不满意，他们投诉不少编辑和审评人态度马虎、不负责任和充满门户之见。特别是对于带有创意和新观念的文章，往往不会立刻受到接纳，相反，那些符合主流经济措辞文风的论文，例如在八十年代之后，充满复杂数学公式的文章，却往往备受青睐。这反映学术期刊评审过程中，文章的“科学素质”是一个歧义的概念。各种门派偏见，以致政治和个人利益的考虑，都会透过措辞的运用，写作方式的规限等显现出来。
　　对这种科学生产体制进行社会文化研究，并不需要宣称真理并不存在，一切都是权力，而是要指出关于真理的陈述是离不开让它可以存在的各种历史客观条件的，这些条件如何以制约学科适用的措辞、术语和论辩方式，来规限着真理陈述的生产。而整个既存的学术刊物及其评审制度，都是这些历史客观条件的重要一环。
　　索卡尔以“后现代主义”的措辞和自己科学专业的资历为权威，在一份以后现代为旗帜的刊物上发表了符合后现代口味，却全属伪物理学知识的文章，一方面说明了美国学术评审体制的脆弱，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一如“后现代主义”一类的批判思潮，是可以深深地被既有的学术体制吸纳和消融的。就此事而言，掌握权威学术刊物的后现代派，竟不能潇洒地彻底地后现代——例如反客为主地引证这事非但没有动摇后现代思想对学术权威的怀疑态度，反更强烈地支持了措辞政治的无所不在——这正好说明了后现代的自我消解，在“理论家”手中，并没有真正逾越学院权威操作和美国式专业主义的藩篱。无论是后现代主义、解构学、系谱学还是什么欧陆思想，都没有为美国文化体制真正开拓出另类的知识和思考空间。德里达早已不无悔意地慨言解构学登陆美国，只为美国文学评论工业加添了一笔时髦“主义”或“理论”，难怪他对索卡尔事件，只有“无可置评”的回应。
　　饶有兴味的是此事其中一位主角，《社会文本》的编辑罗宾斯(Bruce Robbins)对专业主义的态度。在他新近一本论及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著作《世俗天职》中，他一方面回应美国右派的攻击，因为他们把近年在学院渐领风骚的左翼学人诬为“文化精英”，指他们在学院范围内，不断以反权威主义来建立自己的专业权威。罗宾斯警告，这是美国保守派一种巧妙的措辞逆转，劫持左派的语言，以向多元文化主义反攻倒算。另一方面，他又要和罗蒂(Richard Rorty)等戏谑人生式的后现代派划清界线，并警告这种以反智、反专业利益、反一切权威姿态出现的后现代措辞，实有与右派共谋的危险。他更反驳布菲(Bove)、本宁顿(Bennington)等后现代派，虽然每爱嘲弄“天职”、“使命”等属于知识分子的措辞，并质疑“再现/代言”(representation)的可能，但在他们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只能表达出知识分子悔咎情绪，同时也把群众再一次神秘化的民粹主义。然而，当他主张进步的文化评论，要朝向开拓更多空间，知识分子不应轻言放弃自己的公众角色，要积极回应公众(Public)，介入建构更具包容视野的公众，并以此为天职时，他也只是呼吁知识分子不要以专业为耻，并要以发掘抗争力量为“专业天职”。但无论他说的是专业还是天职，其实都没有离开美国学院这块天地；他所说的发掘社会抗争力量、历史的动成者(agency)，也仅指评论家文本阅读范围内的事。足见学院几乎就是美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场所和空间，专业操作就是利益、权力和政治(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一切。
　　同样是生活在一种专业主义的文化生态和知识体制下，索卡尔以一种(科学)语言游戏的立场出发，伪装进入另一种(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的世界，施以突袭。但这毫不能确证，原来的语言游戏，比起新的语言游戏，有何高明之处，更不能推论游戏应因此结束，或可以结束。相比之下，布林德和伯格斯特隆以同一种经济学语言游戏伎俩，以“堂堂正正”的模样去玩同一种语言游戏，经济学同行各人只能私下窃议，终归还得要诚惶诚恐捧读大师文章。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皇帝的新衣？这样看来，同是后现代式的反讽，后者显然要强于前者。然而，前者因事涉学派政治，才成为一起国际学坛风波，后者却还是默默地在图书馆一角立此存照。这说明了，无论是不是“后现代”，也无论反讽有多大，(体制、范式的)语言/权力游戏，也还是会继续玩下去的。
　　能终结措辞/权力的超越视点既不存在，隔洋冷眼地审视彼岸的文化思想生态，也算是另一种不拘泥于“客观”的客观“评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