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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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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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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巴尔扎克在中国(下)
作者程代熙
期数1979年07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批判继承世界进步文化遗产的光辉政策的指引下,逐渐开始有计划地介绍外国古代和现代文艺作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和打倒“四人帮”后的近三年来,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我国出版得较多的外国古典作家之一。在解放初期,上海的海燕书店和新文艺出版社还先后印制过高名凯译的巴尔扎克的《受人咒诅的儿子》、《杜尼·玛西美拉》、《杜尔的教士》〔按:即《都尔的本堂神甫》〕、《钢巴拉》、《玛拉娜母女》〔包括《玛拉娜》和《笛雅尔夫人的故事》两篇〕以及短篇小说集《无神论者做弥撒》〔包括五个短篇:《无神论者做弥撒》、《弃妇》、《恶耗》、《石榴居》和《钱包》〕。上海文通书局在1951年5月和12月分别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从兄蓬斯》〔按:即《邦斯舅舅》〕和《夏贝尔上校》〔按:即《夏倍上校》〕。1961年11月陈占元经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巴尔扎克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农民》。中短篇小说集和单行本(散见于报刊上的除外)有:国际文化服务社先后出版的东林、索夫合译的《剥削者》〔计收《上校沙培尔》,也就是《夏倍上校》、《死冤家》和《剥削者》三个中篇〕;郑永慧译的《钱袋》〔计收《苏城舞会》、《猫球商店》和《钱袋》三个短篇〕。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陈占元译的巴尔扎克的著名短篇小说《高利贷者》。
  在翻译介绍巴尔扎克的作品方面,态度严肃认真、译笔生动流畅,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要推傅雷。建国以来,他先后在平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贝姨》、《邦斯舅舅 》、《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和《禁治产》)、《都尔的本堂神甫》(附《比哀兰德》)、《搅水女人》、《于絮尔·弥罗埃》、《幻灭》及《赛查·皮罗多盛衰记》(部分译本在解放前已出版过)。后两部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付排,未及成书,就被“四人帮”禁锢,直到1978年才付梓问世。但这时,译者傅雷含冤而死已经十年了。
  傅雷给他的译本写过几篇序文,颇具特色。他在《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的《译者序》里谈到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创作思想时写道:
  在这里,正如在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中一样,凡是他无意的暴露现实的地方〔按:“无意的”三个字未必恰当,笔者注〕,常常会在字里行间或是按语里面,一针见血,挖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根,而且比任何作家都挖得深,挖得透。但他放下解剖刀,正式发表他对政治和社会的见解的时候,就不是把社会向前推进,而是往后拉了。很清楚,他很严厉的批判他的社会;但同样清楚的是他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批判。他不是依据现实主义的分析作出正确的结论,而是拿一去不复返的、被历史淘汰了的旧制度作批判的标准。所以一说正面话,巴尔扎克总离不开封建统治的两件法宝:君主专制和宗教〔按:巴尔扎克对教会的黑暗和腐败的批判还是相当激烈的。笔者注〕,仿佛只有这两样的东西才是救世的灵药〔按:此说并不尽然。巴尔扎克的理想是寄托在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身上的。笔者注〕。这部小说的保王党气息还不算太重,但提到王室和某些贵族,就流露出作者的虔诚,赞美,和不胜怀念的情绪,使现代读者觉得难以忍受。而凡是所谓“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虔诚的教徒;比勒罗所以不能成为完人,似乎就因为思想左倾和不信上帝。陆罗神甫鼓励赛查拿出勇气来面对灾难的时候,劝他说:“你不要望着尘世,要把眼睛望着天上。弱者的安慰,穷人的财富,富人的恐怖,都在天上。”当然,对一个十九世纪的神甫不是这样写法也是不现实的;可是我们清清楚楚感觉到,那个教士的思想正是作者自己的思想,正是他安慰一切穷而无告的人,劝他们安于奴役的思想。这些都是我们和巴尔扎克距离最远而绝对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大家知道,归根结蒂他是一个天才的社会解剖家,同时是一个与时代进程背道而驰的思想家。
  巴尔扎克的创作方法的特点之一,是善于运用对比。他不仅用对比的方法来刻画人物,而且也用对比来安排情节。这一点,傅雷在序文里都有剀切的介绍,例如他在给《搅水女人》写的《译后记》里说:
  巴尔扎克在阴暗的画面上随时会加几笔色调明朗的点染:台戈安太太尽管有赌彩票的恶习,却是古道热肠的好女人,而且一举一动都很可爱;便是玛丽埃德也有一段动人的手足之情和向社会英勇斗争的意志,博得读者的同情。巴尔扎克的人物所以有血有肉,那么富于人情味与现实感,一部分未始不是由于这种明暗的交织。
  又如,在谈到《比哀兰德》的情节描绘时,傅雷说这个小说是:
  另一情调的凄凉的诗篇,象田间可爱的野花遭到风雨摧残一样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也是牛鬼蛇神争权夺利的写照。主要事实很简单,交织在一起的因素却是光怪陆离;因为人的外部表现可能很单纯,行事可能很无聊,不值一谈,他的精神与情绪的波动永远是复杂的。摘引这几段文字,主要在于说明傅雷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思想、人物和情节的分析不落陈套,而且文情并茂,生动有色。
  五十年代中期,胡风反对作家的世界观对创作的制约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曾以巴尔扎克和列 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为例,说什么这两个作家的世界观都十分反动,可是他们却写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文艺作品。由于胡风的发难,文艺界曾展开过一次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问题的讨论。发表在当时报刊上的讨论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都谈到巴尔扎克的世界观。研究巴尔扎克的世界观的重要资料,一是他的文艺作品,二是他写的文章、序跋和文艺书简。有的刊物和出版社为了给这个问题的讨论提供较多的第一手材料,陆续发表了一些巴尔扎克书信和论著,如1957年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2册上,就发表了巴尔扎克写的或者与他有关的文章和书信。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印行了李健吾翻译的《巴尔扎克论文选》。该书第一部分,即“世界观”部分收了巴尔扎克的四篇论文,第二部分收录了他写的六篇书评。作者在这些文章里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他对某些社会问题以及文艺现象的看法。1962年,《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3册还发表达文撰写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一文。1964年,该《译丛》第10册又以近一半的篇幅刊载了巴尔扎克的重要论文《论艺术家》(盛澄华译)和巴尔扎克给他的作品写的四篇序言:《<驴皮记>初版序言》(方苑译,陈占元校)、《<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陈占元译)、《<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初版序言》及《<一桩无头公案>初版序言》(程代熙译,后一篇系节译)。此外,还有达文撰写的《<哲学研究>导言》(柳鸣九译)。
  巴尔扎克给自己的作品一共写过二十篇序跋,这是了解他创作思想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到目前为止,介绍过来的不过占篇数的五分之一强。去冬,笔者又选译了巴尔扎克给《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幻灭》写的七篇序跋,将在《文艺论丛》上揭载。
  关于巴尔扎克的传记材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茨魏格著的《巴尔扎克传》一种。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俄文版《巴尔扎克十五卷集》的附录翻译出版了一册《巴尔扎克年谱》(苏联丽列叶娃编著,王梁之译,盛澄华校)。至于研究巴尔扎克的论著,较重要的有: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韩侍桁译,此书解放前曾印行过)、《加香论巴尔扎克》(徐公肃译)。此外,在翻译出版的《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简史》、《西欧文学简论》、丹纳的《艺术哲学》和高尔基《文学书简》里都有评述巴尔扎克的材料。
  巴尔扎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述的重要作家之一。在两位经典大师的著作、文章和书信里论到巴尔扎克的有:《资本论》(第1、3卷)、《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伏格特先生》、《议会的新会议》、1852年10月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信、1867年2月25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68年12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1883年12月13日恩格斯致拉法格信、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和1889年1月10日恩格斯致库格曼信。又,在《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书里,也有关于巴尔扎克的重要材料。
  建国以来,在全国各种报刊上曾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者、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撰写的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为节省篇幅,就不逐一列举了。
  在“四人帮”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期,巴尔扎克的作品,也跟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一样,被打成“封资修”、“名洋古”的毒草,图书馆不借阅,出版社不印行。虽然“四人帮”的文网是那样的森严,但总是不能完全禁绝的。巴尔扎克的小说还是在“地下”辗转流传。锄掉“四人帮”这伙科学文化的死敌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8年一年里印制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和《幻灭》三部小说,就达一百多万册(部)。今年,该社继新近出版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初版)和《高利贷者》(《文学小丛书》重排本)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卡金央王妃的秘密》和《中短篇小说集》。
  巴尔扎克的作品从1915年开始介绍到我国以来,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旧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软弱,在文化方面,包括对西方优秀文化遗产的翻译、研究和出版,也只打下了一个非常薄弱的基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三十年里,在介绍外国文学方面虽然取得了远非旧中国所能比拟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推行的祸国殃民的聋哑政策,给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文化就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列宁在1919年4月作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的报告 里,特别着重指出:“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册第549-550页)。
  巴尔扎克的文学遗产就是列宁说的“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巴尔扎克也是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崇高评价的重要作家之一。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对于巴尔扎克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我们应在现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设想,今就管见所及,提出几点建议:
  (一)在继续翻译出版巴尔扎克作品的单行本的同时,应及早着手编辑出版多卷本的《巴尔扎克选集》。收入《选集》的不仅应包括他的全部重要的和比较重要的短、中、长篇小说,还应收录他的重要文艺论著、序跋和文艺书简。
  (二)有重点地翻译出版外国研究巴尔扎克的学术著作。
  (三)拟定研究巴尔扎克的重要选题(包括作家传记 ),并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撰稿人。出版《巴尔扎克研究集刊》(不定期,或一年一辑)。
  (四)编辑比较完整的《巴尔扎克作品在中国暨有关论著的目录索引》。
  本文只是就近半个多世纪来巴尔扎克的作品在我国绍介的情况,作了一次鸟瞰。由于见闻有限,资料又残缺不全,挂一漏万,势所难免。文章里提到的译者、作者,其中有的是知名人士,有的则不见经传。后者的政治态度如何,更是茫然。这里提到他们的名字,纯系由于他们翻译过什么书,或者写过什么文章,如此而已。至于几点建议,尤属浅陋。一得之愚,权供识者校正。
  1979年4月25日夜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