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谁的“新经济”

　　“新经济”是美国《商业周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一期发表的一组文章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低通胀、高就业和高增长的经济，其核心是信息技术和网络化。新经济概念的提出，是以美国经济连续八十多个月的持续增长为实践依托的。换句话说，“新经济”实际上是近年来的“美国经济”。
　　美国经济是在经历了墨西哥(一九九四)和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的考验和冲击后依然持续增长的经济，创造了一个“新经济神话”。这个神话的核心，就是美国经济的信息化。有人认为，信息是新经济的决定性力量，似不为过。一九九六年，美国对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是对其他设备投资的十六倍；自一九九三年以来，美国工业增长中约有45%是由电脑和半导体工业发展带动的。信息产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不要忘了，我们是在谈论美国的“新经济”，而不是我们中国的经济。截至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迈进的“过渡期”：中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70%，农业基础仍然相当脆弱，靠天吃饭的落后状况尚未彻底改观；工业结构不合理，竞争力不高，高品质、高附加价值、高成长前景和高市场占有率的产品很少，工业化水平较低，非农产值和非农就业人口比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朱庆芳等的研究报告，中国现代化水平居世界(一百二十个百万人口以上国家和地区)第六十六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另据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研究成果，在二十八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中，美国的信息能力总水平得分为71.76分，是世界上信息能力最强的国家；中国的信息能力很低，得分为6.17分，仅是美国的8.6%，分别是韩国和巴西的15.3%和40.2%。无论是总体经济实力(GNP和财政收入)，还是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和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企业实力都与美国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股“新经济”旋风呢？是“超英赶美”的“跃进遗风”，还是不甘落后的“理性”结论？是落后挨打穷则思变的负向激励效应，还是见人发财眼圈变红的嫉妒浮躁？是崇洋媚外的“思想硬币”的背面，还是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情结？原因是复杂的，但表现则是如出一辙，满嘴网络、伊妹儿、.com，上网的人不少，网络公司也一批批地演绎“网络暴富”的神话故事。然而一旦落到“形而下”，问问你的电子商务市场效益(一九九九年一年一千一百家网站只产生了五千五百万的市场效益，平均每家仅有五万元)，高投入、低产出，典型的“小儿科”经济。如果说到海外上市，则更是收效甚微，在微软行将被一分为二的背景下，高科技板块市场价值一路下跌，振荡不已，前途莫测。
　　在这种背景下，竟然有人“乐观”地预测中国在新经济方面与美国只有两三年的差距，你说这不是昏了头又是什么？！
　　平心而论，美国的新经济确实令人艳羡，但别人好却非我们自己也同样地好。新经济需要高资本投入、高素质人才、健全的市场制度，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拥有一个发达的已经现代化了的三次产业体系。而这些东西，有哪样是中国具备了的？毫不客气地说，一样也没有。中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的“旧经济”结构，不应该也不能抛弃，即使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奏效的。中国的经济社会现状注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抑或什么知识经济只能占GDP很小的一块。没有不行，多了(想多)不可能。这可以说是“新经济”在中国十年内的前途。
　　为什么我们总要跟在美国的后面，而不是看看巴西、韩国、印度等与自己实力相近的国家呢？有人会说，因为中国是个大国；还有人会说，中国只有跟定美国，才能有机会赶上美国，超过其他国家。其实不然。我们将来发展如何，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国情和实力。如果不顾国情和自己的实力，盲目追赶先进，甚至心躁不居，朝三暮四，延误了发展的时机，最终只会浪费稀缺的社会经济资源，贻害无穷。文人打嘴仗，说什么二十一世纪是“东方世纪”、“西方世纪”、“美国世纪”、“中国世纪”，纯属逐末之谈。要知道，发展不是靠吹、靠预言实现的，它建基于雄厚的基础和正确的战略。
　　归根结蒂一句话，新经济的实践属于美国，新经济的理论属于世界。撇去泡沫，去除浮躁，我们还是埋头搞我们的“旧经济”吧！
　　(《数字财富》，姜奇平著，海洋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六月版，定价1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