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诺曼·梅勒与杰克·阿波特

　　美国文艺界近来最轰动的一件奇闻便是名作家诺曼·梅勒与囚犯作家杰克·亨利·阿波特间的一段“姻缘”。这段故事我已在十月号的本刊中为文(《在野兽的腹腔中》)报道。阿波特杀了人后逃之夭夭。我原来并不想在他落了法网之前写续篇。但近来美国各刊物的议论纷纷，又替这件事在文艺上、社会上、法律上及人与人关系上都加添了新的意义。我觉得将这案件再详细地解释分析一下，很可以使国内读者对美国的社会关系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阿波特事件的问题不但是文学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
　　在上文中，我主要是介绍了阿波特的文学才能，及他如何在狱中被名家诺曼·梅勒所发现。寄出了正文后，见到了他杀人的新闻，我又立即寄出了一段补记。这段补记恐怕不够详尽，不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现在我搜集了足够的材料，可以将阿波特与梅勒的关系及后果作一个有次序的报告。(有些地方当然不免重复。)
　　阿波特经由文学巨子梅勒等保释出狱后，是于今年(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清晨五时又因杀人而逃亡的。那个清晨，他在纽约东城下区一个小餐馆与侍者因小事吵架，出刀把侍者刺死。死者也是个失业的演员与很有希望的剧作家，这就更引起舆论界的惋惜。
　　纽约街上的杀人案多得很。通常讲来，阿波特因吵架而拔刀杀人并不是一件大新闻，可是恰在这个周末，《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以巨大篇幅评介他的作品《在野兽的腹腔中》。他的杀人案乃变为要闻，时报再度在封面首页作报道，全国性的《时代》杂志与《新闻周报》也没有忽视。因为阿波特已是一个新闻人物：他为纽约文艺界所重视；他是文学杂志《纽约书评》的撰稿者；他是兰登书屋的作家；他是受诺曼·梅勒提拔的“门生”。
　　他与梅勒是在一九七七年开始发生联系的。当时他是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监狱中的囚犯。听说梅勒正在写作一本有关死囚加莱·盖尔摩(Gary Gilmore)的书(《刽子手之歌》)，他写信毛遂自荐，说可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充实梅勒的笔记本。
　　阿波特虽然没有受过小学以上的正式教育，但他在狱中勤于自修。靠了他的姊姊与一家书店的帮忙，他读了很多文学与哲学书籍。在《在野兽的腹腔中》的介绍序言中，梅勒说：“阿波特自有他的语言。我从未听到过这类语言。”梅勒说他的书信显露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激进派，一个有潜在能力的领导者……”
　　梅勒将他对阿波特的印象告诉他的朋友们，《纽约书评》杂志的编辑劳勃·西尔伐斯(Robert Silvers)特别受感动。西尔伐斯将阿波特写给梅勒的信，挑选几封在他的杂志发表，，并由梅勒写短文介绍。这几封信于一九八0年六月刊出，立即受到兰登书屋一个青年编辑埃洛尔·马克唐诺(Erroll　McDonald)的注意。在两个月内，阿波特即与兰登书屋订了合同，获得第一批的预付版税一万二千五百元。他的文学代理人即是梅勒的代理人司各脱·梅雷狄斯(Scott Meredith)。
　　一年以后，到一九八一年夏间《在野兽的腹腔中》正式出版时，作者阿波特已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在文学出版界的朋友们已替他向负责假释的司法当局吁诉，保证他能靠卖文谋生。六月五日，他被假释出狱飞到纽约，梅勒亲自在机场迎接，并帮他在纽约东城下区找到一个地方居住。
　　梅勒正在准备写作一部有关象形文字的书，便雇请阿波特帮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阿波特在纽约不但有机会吸收各方面的新知识(逛博物院，观剧等)，而且成为纽约文艺界的宠儿。他的作品受到各期刊书评家的称扬。《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书评指他是“一个凭空而来的拥有特殊文学天才的特殊人物”。这位书评家感谢梅勒发现了天才，并帮助了阿波特的获得假释。凑巧的是这篇书评发表于七月十九日的书评周刊上。七月十八日，阿波特行凶刺死了年轻的侍者兼剧作家，逃之夭夭。
　　阿波特在他的书中对可怖的监狱生活的生动描写，显然表明了自己是这种生活环境的产物。他的意思好似是，他不能为自己的行动举止负责，因他不过是一个“监狱制度”的创造物。他在成名后再度行凶出逃，就使人考虑到人类的本性问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和社会问题。梅勒与西尔伐斯为何对阿波特这么欣赏？有人指出，梅勒本人对人类暴行这个主题有特殊兴趣。这可在他的历来作品取题上见到。至于西尔伐斯呢？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间，他是所谓“激进派时髦”(Radical Chic)的一分子。
　　名作家对罪犯作家的发生兴趣，在文学界并非史无先例。最著名的当然是法国名作家萨特(Sartre)对琴乃(Jean Genet)的赏识。琴乃出生于一九一○年，是法国著名剧作家。他也是因犯罪而在儿童教养院与监牢出身的。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八年之间，他写了不少自传性的作品，发表后受到萨特的注意。萨特乃联合其他法国名家如纪德(Gide)，考克多(Cocteau)等向政府司法当局呼吁。琴乃终于在一九四八年获得赦免而出狱。历年以来他有不少名作出世。
　　在美国，右派作家威廉·勃克莱(William F.Buckley)于七十年代的拯救埃德加·史密斯(Edgar Smith)出狱一事也特别受注意。(主要是因为勃克莱是一个主张司法严峻的右派人物。)史密斯于多年前曾因凶杀一个十五岁少女的案件入狱。可是他在狱中写书，自称清白无辜。勃克莱看中了他的写作才能，也相信他的清白，就努力帮助史密斯获取了自由，二人成了好友。不料六年后，史密斯又因企图谋杀一个妇女的案件被捕听审，这次他不但认罪，而且也承认了多年前的杀人罪。他在庭中说：“隔了二十年后再犯罪，也不算太坏吧。”至于他的文学生涯呢？他说他憎恨写作，不过这是他“赚钱方法之一”。
　　史密斯这类蔑视社会的态度更引起人们的反感。勃克莱当然是自讨没趣，他与史密斯绝了交，并声称说史密斯“再也不能在监牢中放出来。”
　　与勃克莱相反，梅勒是左派作家，是自由主义者。在阿波特一书的序言中，梅勒说：“入狱者不但有最坏的分子，而且也有最好的——即是说，最骄傲的，最勇敢的，最大胆的，最有魄力的，最不怕挫折的穷苦人。”
　　梅勒对罪犯的同情，供应了他不少写作的灵感与材料。但是畅销书《刽子手之歌》中对死囚的描写不过是间接性的。他与阿波特的接触却是直接的。阿波特因梅勒之助而假释出狱，又因犯了凶杀而出逃。记者问梅勒的意见。梅勒拒绝评论，仅说这个遭遇太具“悲剧性”。也许他不愿承认自己看错了人吧。《纽约时报》记者向心理学家询问意见。专家都说，象阿波特这类人都是“极度愤怒”，“会突然行凶”，“有潜在的危险成分”，“性格非常暴躁”等等。
　　这些性格特点很容易在他的作品中看出来。《在野兽的腹腔中》确是一本很有力的著作。阿波特在描写狱中的可怖生活与看守的恶毒手段时的强烈情感，令人想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某次他在一个不见天日的黑暗牢房中单独监禁了三星期。有一天，他因口渴要饮水，摸索找到了一个铁皮杯。他举杯饮水时，突然觉到一大群虫子爬过他的脸皮：“我听到有人在远方尖叫；这尖叫者就是我。我跌倒在墙边；可是和弹弓一样，这边墙把我掷到对面的墙。我来回晃动，从门到墙，高声尖叫。疯了。”这样的描写出于一个仅上过小学的人的手笔是很难得的。阿波特也提到他特别喜爱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的《红与黑》。他的写作也显然受了《红与黑》的影响。
　　在谈到自由时，阿波特原来根本没有奢望，他说自由已是“褪了色的梦”。他又说：“我想，我要出狱的欲望等于常人希望成为百万富翁，或，举一个更好例子，希望成为米开朗琪罗一样的大艺术家。”在另一地方，他又说：“我其实对会不会获释出狱，并不在意。”那是在梅勒等给他援手之前的感想。
　　在书中最后一页，他谈到如何获悉已得到假释许可。可是他的反映并不是狂喜，而是迷惑。他说，“对获得假释，我不知应有如何感觉。”这种感情也许是容易了解的：自从十二岁起始，他所熟悉的世界不过是监狱世界。谁知道他对自由不怀惧虑？
　　阿波特出逃后在哪里？有的说他已逃往墨西哥。可是他与文学代理人梅雷狄斯仍保持联络。他甚至不忘通知梅雷狄斯，“由于近来形势的变化”，请将版税转寄他的姊姊。这就表明，即使在逃亡中，他还是很精明，他的头脑还是会打算盘。据说《在野兽的腹腔中》出售了平装本版权、电影制片权后，阿波特所可分得的版税至少可有二十五万元。象这类孜孜于利、打经济算盘的事，只有在美国才能发生。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三日于纽约
　　〔附记〕美国半华裔的囚犯作家杰克·亨利·阿波特终于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南部路易西安那州摩根城的一个油地落入法网。在过去九天来，阿波特隐名埋姓的在油地工作，居住在工人宿舍中，食宿免费，每小时工资仅四元。据阿波特的文学代理人称，他的著作《在野兽的腹腔中》出版不过数月，已替他赚了版税十万元。
　　据联邦司法人员称，阿波特逃亡之后，即来南方，曾在路易西安那州各地流浪，做散工为生。摩根城人口约四万，因开发油地而繁荣，百分之十五的人口都是来外地到此找油田工作的。阿波特已被押解赴纽约受审。
　　九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