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

　　许是由于其后期政治立场方面的失误，国内新闻史对成舍我的研究甚少。实事求是而言，一度为国内学人浅闻辄止的成舍我，堪称我国新闻史上一位杰出报人、记者和新闻教育家。去年是成舍我诞辰一百周年，寻遍国内新闻出版界，却纪念活动殊少，现周年已过，再作此文似乎慢了半拍。但不合时宜地启封几件尘封已久的史实，乃是就事论事地说说这位“新闻界怪杰”、“民营报业巨擘”、“中国的报王”在几个事件中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
　　成舍我，原籍湖南省湘乡，一八九八年生于南京下关，一九九一年病逝于台湾省台北市。他正式的办报活动始于二十年代：一九二四年凭两百元月薪创办《世界晚报》；一九二五年创办《世界日报》和《世界画报》，形成世界报系，在原北平各大报中发行量名列前茅。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报业集团。(《世界日报》于一九四九年被中共北京市军管会接收，成为《光明日报》的前身。)后于一九二七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治下最早的一份民营报纸，销数超过当时首位大报《中央日报》。一九三五年在上海创刊《立报》，及至淞沪抗战紧张时，日发行量超二十万份，“打破我国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一九八八年台湾报禁解除后，成又创办台湾《立报》，至今刊行。五十年代，由港赴台定居后，在原办桂林新闻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再创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屡次升格，直至今天的世界新闻传播大学。
　　成舍我幼年家贫。其父在任安徽舒城典吏时，一九○八年犯人集体破狱脱逃，其父赤手穷追，被殴重伤。知县陆某示意他改陈暴动为挖洞越狱并许以重金，他不肯；陆某再转贿上海一名记者，在长篇通讯中诬陷成父疏于防犯致使犯人逃脱，使成父遭撤职查办。在困顿之际，另有一名记者仗义撰一长稿，详述真相，案子才平反。该记者颇赏识才华毕露的少年成舍我，教给他许多新闻要义。成舍我受此影响，决心以新闻工作终其身。此事与后来他所经历的新闻生涯一起使成舍我渐渐形成耿介、独立、无畏的作风。
　　成舍我后来在台湾《报学》期刊上撰文写道，办报要立场坚定，态度公正，不屈于硬的威胁或软的收买。他坦陈，他一直遵循对外争取国家独立、抵抗强敌和对内督促民主、严惩腐败的方针。成舍我的这种精神，在后来与汪精卫的一次交锋中达到极致。但在谈及这桩公案前，不能不先简单介绍一下成舍我与张宗昌的一次过节，以作铺垫。
　　一九二六年，正值奉鲁军阀盘据北京，人称屠夫的军阀张宗昌多次以赤化通敌的罪名，大肆屠杀进步记者。他曾召集记者训话道：“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四月，《京报》社长邵飘萍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八月，《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遭枪毙。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
　　成舍我的世界报系亦是“对于政治上各种问题，均有公正之批评”，以犀利的文笔和巧辩的辞令，对军阀政府指责讥讽，耸动一时。例如《世界晚报》曾因将头条新闻标题《前敌总司令张福来今早出发》中的“福”改为“祸”而一度被封。有论者认为是误排，不免牵强。《世界日报》更是直笔谠论，也因此遭来横祸。
　　八月七日，即林白水被害的第二天晚上，张宗昌派宪兵将成舍我逮捕。成的亲友认定成必遭邵、林同样的厄运，四出活动营救。成夫人杨潘找到成的把兄弟孙用时，向孙父、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的孙宝琦泣跪求情。孙宝琦当即起轿奔石老娘胡同张宅说情。张道：“像成某这种人，死有余辜。为了你的面子，可以暂时不杀。”再经周旋，十日，张宗昌答应开释，将成送至孙宅，一方面卖个人情，一方面要孙对成“严加管束”。
　　成舍我被逮捕，有人说是因受其族兄成济安之累，因为济安是奉国民党使命北来，表面接近奉系，实则反奉。同时，济安与李大钊有来往，成舍我也自早年负笈北大时即受惠于李大钊和陈独秀，过从有日。其实这也是附会之说，主要原因还是《世界日报》因言获罪，不然，张宗昌何以在孙宝琦求情时，答复说要审查以后十天的报纸内容方可决定呢？
　　成舍我回到报社，见到同人就说：“没想到还能见到你们。”第二天在《世界日报》上登启事致谢：“平(成的原名)此次被捕，情势危急。幸蒙军事当局及宪兵司令王君景韩，曲予保全，业于十日下午时安全回寓。被捕期中，承各方师友竭力营救，再生之德，没齿难忘。除即日分别叩谢外，恐劳锦注，谨先奉闻，伏维垂察。成平谨启。”在此后一年多时间，成舍我在报纸上言辞刻意谨慎起来。
　　经此劫难，成舍我果真就小心翼翼地噤声了吗？成舍我出狱后即悄悄对编辑部几个人说：“报继续出。现在韬光养晦，避避风。军阀总归要骂的；张宗昌胡作非为，是不会长的。”一个新闻记者和报人的坚定信念，并未因此改变。一段时期后对报社左笑鸿等人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什么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的那一天，成舍我在南京创刊《民生报》，自任社长，主编先后为张友鸾、陶镕青和左笑鸿。因其“小报大办”，版面生动，敢言人所不敢言，风行一时。七年后，《民生报》即因揭发汪精卫亲信彭学沛贪污事，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一九三四年，张友鸾再次回《民生报》任总编。五月，有位记者采访到一条新闻：政务处长彭学沛经手盖行政院一栋大楼，原预算六万元，完工时实际支付十三万元，且主体工程偷工减料，盖因建筑商贿买彭学沛，并给他修了一栋位于南京鼓楼的洋房。张友鸾曾听说彭学沛与成是亲戚，于是颇费踌躇，去找成时，成舍我斩钉截铁地说：“既然确有其事，为什么不刊登！”
　　当日印毕后，南京新闻检查机构将其删扣，成舍我闻讯后拍案而起，指出该条新闻与审查条例并无冲突，指示报社不要理他们，照旧刊出。见报后，行政院长汪精卫见自己的亲信被曝光，于是大为震怒，以不服检查的罪名，通知南京警方责令《民生报》停刊三日。
　　实际上汪精卫虽然历来钳制舆论，但毕竟贵为行政院长，总要摆摆宽怀之风，三日停刊对他来说，还算有所忌之为。但成舍我的倔劲又上来了，非得跟这位大院长理论清楚。《民生报》复刊后，成舍我就刊布社论，说明被罚的缘由，向广大民众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讳疾忌医，并明白表示要抗争到底。这样一来，逼得汪精卫不得不跟他较着劲干下去了。
　　经汪精卫首肯，彭学沛向江宁地方法院控告成“妨害名誉”。此行正中成舍我下怀，因为一则成相信事情闹得越大，舆论就会越对自己有利，二则以成的精明，站在有理的一方打官司，不失为开拓报纸销路的好途径。于是成舍我不无快意、轻轻松松地亲撰了一篇万言答辩书，准备大闹一场。迫于汪精卫的压力，“中央社”社长萧同兹、老报人程沧波等前来成舍我处调停；但成舍我说，对不起，事实俱在，不能接受。
　　六月十八日，成舍我锦衣华服地出庭答辩，滔滔不绝达两小时之久，法官被驳得哑口无言。但这是行政院长汪精卫交办的案子，法院岂敢秉公办理？虽在萧同兹、程沧波等周旋下，彭学沛自行撤回诉讼中的妨害名誉部分，法院结果还是判成舍我短期徒刑“缓期执行”。实际上汪精卫已经输了一招了，成舍我却来了性子，第二天又将万言答辩书登在报上，请求社会公评。这几乎是一巴掌打在汪精卫脸上。以汪之阴险，这岂是能善罢甘休的？
　　据曾在《世界日报》任经理的吴范寰先生回忆，汪精卫后来借口七月二十日的《民生报》刊登了德国海通社的一条军事消息有泄密之嫌，而将成舍我捕去，后由同治年间大学士李鸿藻之子、国民党华北党务负责人李石曾营救才得出狱。实际上并没有这么简单。原海通社、后民族社记者，曾接办重庆《世界日报》的陈云阁先生所撰回忆文章，则更符合事实。
　　原来海通社的稿子确实是发了，但借口并非完全在此。当时，陈云阁从监察院长于右任的参事那里获知，汪于二院长为铁道部向国外购买建筑材料中发生的贪污问题而在中政会内部发生较大争执，蒋为平息内讧，只得分别电谕汪、于，希望能以大局为重，不再争吵，以免影响江西军事与华北对日交涉。陈云阁当即写稿。成舍我依然故我，不顾与汪刚刚发生的争斗，以一种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批示编辑把它作为头版头条，用《蒋电汪、于勿走极端》八个木刻大字作标题予以登载。这当然一下子引爆了正气得发胀的汪精卫。
　　蒋介石的行营秘书长得到汪精卫的密电后，用“捏造文电、鼓动政潮”的帽子，请蒋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查封《民生报》，拘办负责人，并严究消息来源”。宪兵司令部人马到达《民生报》时，成舍我正值外出，张友鸾对来人说：“我是总编辑，责任应该我负，我去。”经理周邦宪说：“成先生长期不在南京，我是负责人，我去。”对方不为所动，直至抓到成舍我本人。成舍我这次一共被关了四十天，只是由于当时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以及前文提到的李石曾的说项，也由于九月一日国民党政府第一个记者节的到来，才被准予保释。当天，张友鸾坐汽车将成接回，成舍我在车中说了一句话：“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
　　此次一同被捕的还有陈云阁和民族社的赵冰谷、钟贡勋。四个人是分开诱捕的，而且在诱捕成舍我时，派的是便衣特务，说是请成先生去谈话。成多次下狱，对此道不仅敏感而且在行，把常用衣物和洗漱用具都带好。特务假装说不必，但成舍我坚持要带。第二天早上在囚禁处，陈云阁三个见到成舍我衣着光鲜整齐地在天井刷牙，不禁惊异不已。成舍我见到三人毫无准备的仓惶样子，则不禁大为自己的先见之明得意，甚至在被囚禁处也轻松地暗自发笑起来。
　　写作这篇小文，在各图书馆翻阅一堆堆故纸时，最使笔者感兴趣的有如下三件材料：
　　第一件是有关成汪之争的。拘禁成四十天后，汪精卫自以为出了一口恶气，派人示意成舍我低头求取和解。来人劝成舍我，“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碰，总要头破血流。”成舍我答：“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
　　第二件是成、张和成、汪两次争斗之间的一九二八年，成舍我写于南京的一篇承前启后的社论：“吾人不复以言论贡献于读者，一年数月于兹矣。此虽在新闻记者之天职，良有未尽，然言之不能尽，即尽而绝不能有所裨益于事实，则诚不如不言之为愈。谚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吾人区区留得青山之意，或亦读者所鉴谅欤？”
　　第三件则是成舍我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旅欧、旅美考察新闻事业途中写下的一首诗，几乎未为世人所知：“崎岖历尽归平淡，地北天南自去留。且喜半生逃百死，勉持残醉洗千愁。夜寒侵枕听风吼，浪急敲窗见海流。不信乾坤真浩荡，五洲未定一年游。”
　　这几件史料，也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