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战后日本诗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军国主义败北后，日本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战后日本文学是以短篇小说揭开它的序幕的，短篇小说也是战后初期成绩最突出的文学样式。从整个倾向和成就来说，诗歌创作比起小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从数量和作品所开拓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都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景象，甚至可以说比起战前有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战后三十六年来，日本诗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的十年。在战后初期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的形势下，工矿企业和农村纷纷建立起业余写诗小组，涌现了许多工农诗作者，形成一个群众性的民主主义诗歌运动。在正统诗坛，战后崭露头角的中青年诗人，以荒原派和列岛派为中心，写出了同战前截然不同的诗，发挥了开拓新路的先锋作用。第二阶段，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年，即荒原派和列岛派相继解散后，櫂派、汜派、貘派等所谓战后第二批新人崛起，主要倾向是抒情。这时期，整个诗坛，题材和创作方法日趋多样化，开始不断探讨和开拓新的领域，各种流派和艺术倾向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特色。第三阶段，从一九六一年起到目前。虽然涌现了大批新人，但西方颓废诗风逐渐占据诗坛，商业化的趋向日趋严重，出现了日趋衰落的苗头。
　　一
　　战后初期，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蓬勃开展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又为诗歌创作指出了比较明确的方向。比起战前无产阶级诗歌运动，在手法上更加成熟，逐渐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立足广阔生活的基础上，反映了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诗风上多口语化，富于生活气息，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时期的优秀诗篇先后收集在《勤劳者诗集》(一九四八)、《银行员诗集》、《祖国之砂》、《京滨之虹》(以上均一九五二)、《机械中的青春》(一九五三)、《迎风招展的树林》(一九五四)中。
　　在民主主义诗歌运动中，以近藤东为首的“国铁诗人联盟”成绩最为卓著。近藤东擅长写时事讽刺诗，多取材于大众生活，诗风朴实，语言通俗，努力引用口语入诗，艺术上缺少锤炼是一不足。他的四行讽刺诗集《叙事诗话题》(一九五一)比较有名。其中《火柴》，撷取当时人们怨声载道的配给火柴，展开了构思，寄寓着针砭现实的深意；《国旗》采取双关语，用歌谣时调的形式，对日美统治阶级为发动侵朝战争、对内加强镇压共产党的反动政策进行了讥讽。银行女职员石垣绫在民主主义诗歌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她于五十年代中期崭露头角，以《门牌》获第十九届H氏奖，《石垣绫诗集》获第十二届田村俊子奖。她在《屋顶》中，刻划一个穷苦人家的少女，为病魔缠身的父母和众多的兄弟姊妹，日夜操劳，误了青春佳期，展现了下层社会的凄惨画面，唱出了他们血泪生活的哀歌；《锅碗瓢盆，炉火通红》，歌颂了日益觉醒的日本劳动妇女形象。
　　在正统诗坛中，荒原派活动较早，但真正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强烈反应，还是在一九五一年出版《荒原诗集》以后。该派主要成员有鲇川信夫、田村隆一、黑田三郎、中桐雅夫、北村太郎、三好丰一郎等。他们都曾经被军国主义驱往战场，做过普通士兵，饱尝法西斯军队内部的腐朽黑暗和等级压迫之苦，这场侵略战争在他们的心灵上都留下了创伤，战后迫切要求在诗歌中，倾吐他们在风雨晦暝岁月中的颤悸，个人的沉哀与烦忧，因此，控诉和谴责战前军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反映这场战争留在一代青年心灵上的深刻烙印，是荒原派诗歌创作的第一个特征。鲇川信夫以《救护船日记》为总题的组诗，是这类诗作的典型。这部组诗由《海上的坟墓》、《在西贡》、《为什么我的手……》、《神的士兵》、《港口外》、《寂寞的航标》构成，对军国主义战争发出了诅咒。荒原派诗歌创作的第二个特征是，表现动乱后的徬徨不安。他们在战场上幸免一死，回到祖国，面对着的却是疮痍满目的废墟和外强侵凌的现实。在帝国主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疯狂叫嚣中，他们侥幸生还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趋于破灭，唯恐痛苦的历史重演，但又看不到变革现实的前景，诗作中透露着迷惘、痛苦。田村隆一的《四十年代的夏天》，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北村太郎的《雨》、中桐雅夫的《世纪末》，都把战后的日本社会描写得阴暗，表现了不安的心情。
　　列岛派是这阶段影响较大的另一个流派。他们主张“克服现代派、象征派手法，继承民族传统，以创造叙事诗为主”，提倡“先锋派和现实主义相结合”，强调“在文学大众化运动中求取诗歌的政治性，并通过有明确目的的群众运动来发掘艺术性”。可以看出，他们虽在西方现代派的襁褓中诞生，有它的明显痕迹，但也在想方设法消除它的影响，试图从时代生活的广阔视野中选取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表现一定的政治倾向性，正是这种倾向性构成了列岛派诗人全部才能的主要方面。列岛派的主要成员来自《山河》、《宇宙》、《前卫文学》等左翼同人诗刊，有“左翼诗人大联合”之称，代表人物是关根弘、长谷川龙生、安东次男、滨田知章、营原克已等，他们中尤以关根弘驰名诗坛。关根擅长抒情诗和时事讽刺诗，诗风朴实，语言通俗流畅，切中时弊，发人深思。他在《样样都好》、《雾》、《丢了雨衣》中，对处于外侮内患下的日本现实进行了揶揄，以独特的构思，新颖的细节选择和形象的提取，深化和丰富了主题。在形象和意境的追求上，列岛派从苏联早期杰出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当代法国诗人阿拉贡的诗中汲取营养，在艺术上不停歇地进行探索和实践。
　　二
　　战后初期两个较大流派——荒原派和列岛派相继于一九五五年解散，诗歌创作进入第二阶段。这时期的诗歌创作特点是：第一，由于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中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提高，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要求艺术形式的多样化，诗歌爱好者也要求发展着的欣赏趣味，体现他们的美学理想，既要求激情充沛的诗歌，也需要感情细腻的诗作，来表达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在这种形势下，被军国主义长期禁锢的爱情题材和抒情诗，获得了可喜的发展。第二，流派不明显，没有出现成为诗坛主流的流派，诗人们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不同艺术个性。第三，目前活跃于诗坛的著名诗人，大都在这时期崭露头角，奠定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风格。第四，中央一级的半商业性诗刊增多，通过各种诗歌新人奖，控制诗歌的创作方向，使诗歌逐渐走上商业化的道路。
　　有战后第二批新人之称的櫂派、汜派、貘派，实际上只是团体的不同，并没有明显的区别，比较接近的特点是，“追求感觉和官能的解放”，重视个人感受，寓感受于抒情之中。换句话说，他们对外部世界感觉纤细敏锐，用抒情的格调来歌唱自己感觉到的东西。櫂派中，谷川俊太郎是目前享有盛名的一位诗人，在这方面比较典型。例如他在《Kiss》(接吻)这首诗中，并不着重刻划人物形象，同那些常见的心火喷射而过于直白的诗迥然相异，采取暗示的含蓄手法，写周围的气氛，写感受。女诗人茨木则子则把视野放在现实社会中，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生活的诗，脍炙人口的《在我最美的时候》，通过心灵深处感情波纹的描摹，表现了对未来的期望和积极向前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表现形式和技巧方面进行某些探索和尝试，今天派是走在前面的。他们明显地受着超现实主义的影响，主张以“幻景为媒介，挖掘内在的现实主义，具有柔软的方法意识和芳醇的感受性”。代表诗人有平林敏彦、饭岛耕一、清冈卓行，后二人主要吸取意识流的手法。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诗坛中心一直在东京。战后，一部分诗人对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诗坛状况提出了批评，提倡诗歌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于是，在一九五八年成立了民族诗人派，掀起了一个描写农村题材的诗歌运动。他们中的谷川雁，主要塑造战斗在九州农村的共产党员形象，采用象征主义暗喻手法，提供了九州农村生活的图画；黑田喜夫擅长写梦和幻想，刻划农村的民不聊生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友爱。
　　三
　　六十年代初，日本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大批诗人拿起笔参加了战斗。这次群众运动对以《暴走》诗刊为中心的青年诗人具有重大意义，他们是在这场斗争中度过青春时代的。代表人物有渡边武信、天泽退二郎、营原规矩雄等。渡边武信在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被警察杀害当天所写的《寒冷的清晨》，描绘了国会前那场惊天动地的严峻斗争，讴歌敢于直面淋漓鲜血的革命猛士，自然而然把读者带到那慷慨悲壮的场面中去。这类诗篇相当多，如滨田知章的《悲壮和报复的场所》、黑田三郎的《打开窗户》、饭岛耕一的《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吉本隆明的《在时间中死去》等。
　　人民群众势如燎原的斗争烈火，照亮了许多诗人的眼睛，促使他们认清了严酷的现实。以村田正夫、伊豆太郎等为代表的潮流诗派，把批判的笔锋指向日本社会的弊端，具有敏锐的时代感觉。该派于一九六六年创刊《不是大炮》，专门发表讽刺诗，对越南战争、苏联入侵捷克等都有所批判。
　　另一方面，语言动力论或语言至上主义在七十年代风行一时，很快引起青年读者的反响。这派代表诗人之一的那珂太郎在《为了诗论而写的笔记》中写道：“构成作品的因素，不是作者的个性、经验、思想和感情。只有对作者来说是超然存在的语言才能成为作品。”“作品根本就不存在所谓主题。只能说，写诗这件事本身才是主题。所谓创作，不过是随着语言的脉搏活动，因而，此时涌现的语言所显示出的事物即所谓主题。”我们知道，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主要依靠作者来自生活的激情，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形式来构成一定的意境。而这些侧重语言文字的诗，没有确切的内容和含意，即使读者绞尽脑汁猜想，也很难理解它的明确意义，很难把握作者思想感情的脉搏。语言至上主义的作者，主观上似乎企图探索新的形式和表现方法，甚至试图建立一个新流派，但是，实际上是孤立地强调语言，而忽视了令人省悟的思想深度和扣人心弦的感情升华，不是从生活出发的，因此，读者普遍反映他们的诗晦涩难懂。批评界认为，语言至上主义是受了六十年代初介绍到日本来的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阿兰·金斯堡、费林格梯、凯卢阿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