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独领风骚到黯然消亡

　　不知从何时起“高尔基是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便深印在我脑子里。现在想想，觉得这种看法未免牵强。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已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都是在苏联成立之前发表的。二十年代除政论和回忆录外，在国内未曾发表过其他体裁的作品(《我的大学》、《阿尔塔莫夫家的事业》均在柏林出版，《红色处女地》杂志转载过片断)。他一九二一年出国疗养，一九三三年回国定居。这期间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不断发生龃龉。在这种处境下他对刚刚诞生的以反映苏联现实为宗旨的苏联文学能产生多大影响？列宁也只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我上面的看法是从哪儿来的自己也说不清。
　　二十年代出现过一批影响较大的小说，如法捷耶夫的《毁灭》(一九二六年)、费定的《城与年》(一九二四年)、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一九二三年)、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一九二四年)和革拉特科夫的《水泥》(一九二五年)等。但都不及皮里尼亚克一九二一年出版的《裸年》影响大。《裸年》的出版打破了诗歌垄断文坛的局面，树立了小说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裸年》是苏联成立后第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一时间人人谈论它。有人称赞，有人指责，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咬牙切齿，但没有一个人无动于衷。《裸年》大胆地描绘出十月革命后赤裸裸的现实。作者是接受十月革命的人，并第一个塑造出“穿皮夹克的人”(布尔什维克)的形象。但小说中没有贯穿始终的情节和人物，而是由许多片断组合而成。鲁迅先生在《一天的工作》后记中对《裸年》及其作者做了如下的分析：“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即皮里尼亚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力，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加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除拉普作家猛烈抨击《裸年》和资深评论家沃隆斯基坚决捍卫《裸年》外，小说还引起两位大人物的注意。一九二二年十月托洛茨基在一篇评论皮里尼亚克的文章中写道：“皮里尼亚克对我们生活的片断独具只眼，这正是他的力量所在之处；他是现实主义者。此外他知道，并表明他知道，俄罗斯正在进行消毒处理，俄罗斯经历着分娩时的欣喜的痛苦，并在混乱中，在贩夫走卒的叫骂声中，伟大的历史转折正在完成。”一九二四年四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勃·皮尔尼亚克的《荒凉的年份》(即《裸年》，引文用《斯大林全集》译文)这篇小说反映过这种特殊的病症，描写过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此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斯大林所指的“特殊的病症”是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肯定了皮里尼亚克善于发现并反映现实中存在的问题的本领。托洛茨基则全面肯定了皮里尼亚克及其《裸年》。那时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尚未最后摊牌，托洛茨基仍是革命领袖之一。有两位大人物的一致肯定和沃隆斯基等人的有力支持，拉普作家再怎么攻击皮里尼亚克也无损于他一根毫毛。他继续担任全俄作家协会主席，照旧以苏联文化使者的身份到世界各地旅行。《裸年》在两三年内一版再版，再被译成英、德、法、日、挪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皮里尼亚克成为苏联二十年代独领风骚的作家。摹仿者一时蜂起，写小说故意不要情节，塑造正面人物一定穿皮夹克。但他们并不理解皮里尼亚克创作的真髓，只学到些皮毛而已。皮里尼亚克在中篇小说《第三个首都》中借人物之口说道：“不论拿起报纸还是书，首先让你惊愕的便是里面的谎言。在劳动中、社会生活中和家庭关系上到处都是谎言。所有的人，共产党员、资产者、工人，甚至革命的敌人，整个的俄罗斯民族，都在说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都得了精神病还是都瞎了眼？”作为作家的他该怎么办呢？他在短篇小说《飞溅的时代》中做了回答：“我有个可悲的名声——一个铤而走险的人。还有个更可悲的名声——我的天职是做一个对自己和对俄罗斯都诚实的俄国作家。”做一个永不说谎的作家不仅困难，而且危险。皮里尼亚克抱着这种创作态度不久便以一篇《永远明亮的月亮的故事》(简称《月亮》)闯了大祸。《月亮》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一九二六年第五期上。小说情节很简单：红军集团军司令加夫里洛夫奉命从南方到一座小城做手术。他认为自己身体很好，用不着做手术。可一个“腰板挺直的人”非要他做不可。他们之间有段对话：
　　第二个人(即集团军司令)严肃而迅速地说：用不着开场白，你干吗把我召来？不用耍外交手腕。照直说吧！
　　第一个人(即腰板挺直的人)：我召你来是因为你需要做手术。你是革命区不可少的人。我把教授们都叫来了，他们说手术后一个月便能行走。这是革命的需要。教授们等着替你做检查呢，他们会弄清楚的。我已下了命令……
　　第二个人：……我的医生告诉我用不着做手术，自己能长好。我觉得自己完全健康，根本用不着做手术，也不想做。
　　第一个人：司令员同志，你记得不记得我们讨论过，派不派四千人去执行必死无疑的任务。你下令派他们去。你做得对。过三星期你就能行走了。请原谅我，我已下了命令。
　　加夫里洛夫只好服从命令，躺在手术台上。上麻醉药时因心脏麻痹，死在手术台上。
　　加夫里洛夫死亡的情节同伏龙芝死亡的情节极为相似。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担任苏联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是天才的军事统帅，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为人正直，不会做危害革命事业的事。伏龙芝曾患胃溃疡，采用保守疗法，溃疡渐渐收缩。但斯大林命令他做手术。上麻醉药时心脏麻痹，死在手术台上。一九六五年伏龙芝的好友加姆堡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不愿意上手术台……我劝伏龙芝，既然不愿意做手术就拒绝做吧。但他只是摇头，说斯大林坚持进行手术……”
　　伏龙芝死后不到三个月，皮里尼亚克便发表了《月亮》，还加上了一段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前言：“这篇小说的情节容易使人联想到，伏龙芝的死因成为小说的材料和写它的缘由。我几乎不认识他，一共见过两面。他死的详情我不清楚，对我也并不怎么重要，因为我的目的是写小说，而决不是写军事人民委员之死的报道。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告诉读者，不要在小说中同真人真事对号。”伏龙芝被斯大林害死的传言早已不胫而走，而《月亮》使对此事半信半疑的人确信无疑，对此事不甚了了的人产生疑窦。
　　《月亮》所以震撼人心，因为皮里尼亚克不仅写出斯大林如何害死伏龙芝，而写出斯大林消灭老布尔什维克的机制。他们很多人，同加夫里洛夫一样，明知自己无罪，但出于“遵守党的纪律”或“维护党的团结”自觉地走上断头台。他们宁肯冤枉自己而不愿破坏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在文学作品中还是第一次写出这种消灭机制。
　　拉普作家一直敌视皮里尼亚克。上次批判《裸年》时未把他批倒，心里憋了一股气。现在对他进行大规模围攻的机会来了。但批判的小说仍是《裸年》而不是《月亮》，因为斯大林认为《月亮》不批判为宜。正当苏联围剿皮里尼亚克的时候，他恰恰在中国旅行。鲁迅先生在《苦蓬》译后记中写道：“作者Boris　Piliniak曾经到过中国，上海的文学家们还曾开筵招待过他……”文学家们很可能是太阳社的成员，因为蒋光赤曾担任过皮里尼亚克的翻译。皮里尼亚克在《忏悔书》中也提到他的中国之行：“我在中国组织过中俄文化交流协会，上海《南国》杂志还为这个协会向我拨出篇幅。”接着他说一回国便陷入赫列斯塔科夫的处境：以苏联文化使者的身份到中国和日本旅行，向两国人民介绍苏联文学，可自己却是苏联文学界批判的对象。他对此很不服气，只承认写《月亮》时不够慎重。他此时虽未受到政治迫害，但在文学界的地位已摇摇欲坠，很难发表作品了。
　　一九二九年是苏联转折的一年，也是皮里尼亚克的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加速农业集体化，向富农发动全面进攻。集体化后的农村疮痍满目，生灵涂炭。这一年皮里尼亚克完成了中篇小说《红木》，反映的正是这时期农村小镇的生活。小说未能在国内发表，却由柏林佩特尼乌斯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学界再次掀起对皮里尼亚克的批判，由于这次批判是在斯大林授意下进行的，所以火力特别猛烈。拉普作家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等斯大林一声令下，便向皮里尼亚克猛打猛冲过去，把同时在国外发表小说《我们》的札米亚金也捎带上。批判的火力虽猛，但却没有新的目标。《红木》没人读过，想批而无法批。只好第三次批判已经批得烂熟的《裸年》，自然批不出什么新花样来。但皮里尼亚克从此一蹶不振，精神濒于崩溃。他明白自己铸成大错，在国外发表反对苏联政策的作品无异叛国，被捕是迟早的事。除最忠诚的朋友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马托娃外，同行都躲避他。他成为文学界的异己。
　　《红木》一九八九年首次在《各民族友谊》杂志上发表。农村写得阴森可怕，“只有嫌恶和绝望”。人物个个精神受到摧残，心灵被现实扭曲。别兹杰托夫兄弟到农村收购红木家具，修复后高价出售。红木家具是俄国特产，只有俄国人会这门手艺。别兹杰托夫兄弟通过中间人、八十五岁的老汉斯库德林向当地住户收购。斯库德林有儿女阿基姆和卡佳等三人，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弟弟叫二流子伊万。别兹杰托夫收购家具接触各类人。他们向一家破落贵族收购红木家具时，向主人道：“是不是命令你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主人回答：“不，我们没等命令下来便连夜走了。我们有预见性。”两句平淡的对话写出多少苦难。斯库德林老汉知书识字，经常读报，在村里算个有学问的人，农民遇到想不通的事便找他解说。可他常常解说不了。有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俭持家，按时纳税。房子能遮风避雨，衣服能防暑御寒，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可他们被划为革命的敌人。另一些农民游手好闲，不干农活，整天喝酒睡觉。房子漏雨透风，衣服破烂露体，从不纳税，花国家发的种子款，没钱买种子种田，但他们都被称为革命的朋友。一天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找老汉解说，他是发了疯的祖国敌人。他原是机关办事员，一九二○年到农村种地。给了他十俄亩地，他便赤手空拳地干起来。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干，干出优异成绩。一九二三年在全俄农业展览会上荣获奖章和奖状，表扬他养乳牛和供应乳制品的贡献。一九二四年拨给他四十俄亩土地，建议他办示范农场，但他只要了二十俄亩。一九二七年他养的乳牛已达十七头，一人饲养不了，雇了一个工人，马上便成了富农，一切都被充公。第二年他又回城里当办事员，但仍无法从富农心态中挣脱出来，疯了。这些问题斯库德林老汉都无法解说。
　　二流子伊万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共产党员，第一任村执委会主席，后来被革命遗弃。现在他同一群蓬头垢面、衣不蔽体的共产党员住在废砖窑里。他们白天替人装卸货船挣几个钱，晚上便挤在废砖窑里喝酒。二流子伊万虽被革命遗弃，但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经常回忆叱咤风云的年代。他一有机会便向人宣传革命的伟大，直到听的人落泪为止。这便是皮里尼亚克眼里的一九二八年以后的共产党员，他在伊万前面冠以“二流子”足以说明他对他们的态度。斯库德林两个妹妹的命运完全不同。一个是村里道德典范。从未逾闲荡检，以老处女终其身。另一个是村里有名的荡妇，被一个有家室的司库员诱惑，生了两个女儿。都是在树林里、街道和废墟上野合的产物。她受尽欺凌和屈辱，可晚年生活却很充实。她的小女儿卡佳也怀孕了，却不知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便是皮里尼亚克勾绘出的二十年代末的农村图画。
　　一九三○年皮里尼亚克出版了长篇小说《伏尔加流入里海》。这是他向当局表示忏悔的作品，希望取得谅解，恢复原有的地位。小说以修建科洛姆纳水坝为题材，讴歌第一个五年计划。《红木》中的别兹杰托夫兄弟、斯库德林老汉和二流子伊万都被作为反面人物写入小说。皮里尼亚克还塑造了两个正面人物，设计师和工程师。但正面人物写得苍白无力，反面人物反而写得有血有肉。当局很不欣赏这部小说，对他非但未加谅解反而更加敌视。皮里尼亚克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儿子过三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十点钟来了位客人。客人对皮里尼亚克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请您到他那儿去一趟，想问您一个问题。一小时后便能回到家。”皮里尼亚克妻子一听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的名字，立刻吓得面无人色。她知道到头号刽子手那里去的人都是有去无还。皮里尼亚克只镇定地说了一句：“走吧！”便跟那人去了，去了再没回来。苏联文学奠基者之一、开小说先河的世界知名作家从此消失，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连他是死是活也没人知道。
　　二十大后皮里尼亚克正式平反，但他的死仍是个谜。因此各工具书对他的死亡日期写的各不相同。如《苏联百科词典》写的是一九四一年，《不列颠百科》写的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大百科》同此说。直到一九八八年五月，皮里尼亚克的儿子才收到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答复：“皮里尼亚克，一八九四年出生，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根据伪造的叛国罪判处死刑，于二十一日处决。”
　　皮里尼亚克失踪后，他的好友女诗人阿赫马托娃便感觉到他已不在人世，写了一首诀别诗：
　　我踏着小径朝你走去。
　　你发出无忧无虑的笑声，/针叶林和池塘中的苇丛，
　　缭绕着奇异的回声………
　　啊，但愿这声音能唤醒死者，/请原谅，我不能不如此谈论：
　　我把你当亲人怀念，/我羡慕每个悲泣的人，
　　每一个在这可怕的时刻/能哭泣躺在谷底者的人……
　　皮里尼亚克真的安葬在谷底吗？又是哪个谷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