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思想的探险

　　台湾学人韦政通先生，治学近四十年，著述宏富，代表作是一千四百余页的《中国思想史》。台湾水牛出版社于一九九一年九月出版了该书的第十一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这部学术专著在海外社会受到的重视。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在学术界算不上“显学”。这种通论性质的研究很容易成为一种思想的“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又极易沦为“陈列古老思想的橱窗”。韦政通怎样解决这一难题？他指出，思想的历史，应该是借过去了解现在，借现在去考问过去，“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英国史学家卡尔之话)。他又说：“这个了解深入我的意识，也相当程度地支配着我这部书的写作”。因此，这部《中国思想史》的出发点是：探索如何加速现代中国思想与哲学的成长和发展。作者把历史的探索落实在当代，把思想史的剖析与现今思想的发展相联系。使这部《中国思想史》不仅仅罗列思想家们的观念及其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探讨它们对现代社会究竟有何意义，从而，“使历史成为我们思想上和心理上一个强有力的支点”。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做法。
　　例如，在第五章中，作者阐述了老学的思想特征之后指出，在中西思想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以“返回自然”的观点而著名的哲学家，中国的老庄以外，还有西方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卢梭等。他们“返回自然”的呼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不相同的影响。立足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可以获得这样的教益：“它教人追求一种单纯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有助于人保存赤子之心，有助于人保存感受惊奇的能力。这是追求智慧的人生，以及培养丰富创造力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使我们不追求伟大，能使日常生活过得更自然些，必可使社会上那些无谓与无情的竞争大为减少。”这种理性分析，对现代人是有启迪的。
　　韦先生说自己“内心深处最大的热望是思想的探险”。思想史最“险”之处恐怕是在思潮、学派之独特思想的兴起原因，凡治思想史者，无不对此“险”绞尽脑汁。韦先生攀登思想史此“险”的阶梯有二：占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及前人的论述；娴熟地运用各种新的社会科学方法。由是，作者对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作出了独特的理解和分析。
　　韦先生认为，要寻获思想史的“内在理路”，就必须努力探寻思想史的内在生命。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犹如传递圣火的队伍”，虽然某些观念、思想的成份在传承中有损有益，但在战国时期以后，中国传统思想基本内核的变化并不太大。当时的政治与文化都有一种强烈的“合模”要求，它往往使思想家们宁可放弃独立思考，去迁就现成的权威。因之，思想家们最大的愿望只在传递价值而非创造价值，这构成了思想史内在的生命。
　　但是，中国思想家在传递价值之际，又有许多细致的出入。韦先生在分析从唐代韩愈至清代戴震的千余年的思想演进过程时指出，这一时代思想的总旗帜是儒学的复兴，约可分为三个领域：经世致用；心性之学；经史之学。在唐代，思想的主流是佛教，儒学复兴的机运还没有完全形成，韩愈、李翱、刘禹锡等人的思想，只能算是儒学复兴的兆头。北宋是儒学复兴的第一阶段，这时期的儒学，全面发展，举凡经、史、子、集之学，由圣外王之道，都有相当成就和表现，理学只是其中的一支。南宋至明，是儒学复兴的第二阶段，除朱熹巨大的学术成就和叶适等人的功利之学外，大抵以心性之学为主。虽然朱子是承先启后的人物，是数百年思想发展的中心，但心性之学的最高成就还是王阳明。晚明以后，属于儒学复兴的第三阶段，这时期有两大特点：重视经验知识，后来发展为典籍与文献的考据之风；经世思想，引伸出民本观念的空前发展，对专制政治的严厉抨击。前一方面是乘王学末流之弊而起，由思想的内在理路转出；后一方面则直接受明亡的刺激而兴。这时期的思想家对前一阶段的哲学问题仍作进一步的思考，但并不是理学的反动，而是在思想的新趋向要求下进行反省。正因为此，他们才能去探讨一些被理学家所忽视的大问题。第三阶段儒学的反专制思想到清末仍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而所有这些思想的要素又都与十八世纪以后的中国近代思想的勃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分析的确揭示出中国思想发展最重要阶段的“内在理路”，可以使青年学子在杂乱无章的思想史迷宫中豁然开朗的感觉。
　　中国哲学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作为哲学家，韦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自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使这部书凸显出独特的个性风格。
　　韦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智性哲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其体验性。中国古代哲学家少有从纯粹的理论层面去发展思想，在他们那里，著书立说不过是“人生之余事”。他们的理论和观念，多得之于反躬自得的体验或心灵的悟觉。像王阳明的“致良知”，主要不是来自逻辑的演绎和抽象的思辨，而是从所谓千死万难的困境和工夫中得来。王学的后辈因缺乏这类体验，被人们讥为“现成良知”。中国哲学的这种特征一方面说明治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者，在具备现代思辨的素质之外，还需要一种独特的体验及悟感的能力，以对思想史上的哲学概念、范畴、命题既作逻辑的分析推理，又用心灵的感触去体悟语词意义背后的“神髓”。韦先生称自己在写作《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常常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有时达到了“非我作诗，乃诗作我”的境界。前者可说是理性的逻辑的，而后者恰恰是感悟的体验的，这正是《中国思想史》优点之一。其次，中国哲学的体验性特征，还说明了，作为读者，亦必须同时具备思辨的逻辑之功与体验的感悟之能，如此，方能不仅仅读“中国思想史”，而且能真正读懂“中国思想史”。
　　韦先生认为，西方哲学重在纯智问题的探讨，追求的是探索的过程而非结果，这正好映衬出中国哲学的最弱之处。当然，在先秦时期，也有些思想家有纯知的兴趣，可这以后的两千多年少有这方面的进步。佛教东来，曾带来了“因明学”，可几乎没有受到中国哲学家的重视。佛学对宋明儒学的影响，也多限于“直指本心，不立文字”为标榜的禅宗。明末以后，戴震等人发展出一些对智识主义的追求，但多局限在儒家经典，并没有发展出以经验为主或纯知的哲学系统。这些事实说明了中国哲学另有所追求。先秦诸子，虽被现代人称为哲学家，但大多数人的兴趣并不在建立一个哲学的系统。支持他们生活最强烈的因素是用世。所以，他们大都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明君采纳其意见，便视为人生最大抱负的实现。客观的看，这些人物，许多都重视自我的修养问题，有些也重视学术的研究。可归根结底，重视前者，是因为道德的修养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的根基；而对后者的重视，不过是把其作为外显的途径。如果入世建功的努力失败或受挫，他们就退而求其次，或教授门徒，或修身养性，以求安心立命。这实际上即是“内圣”与“外王”二极间的互动。
　　由于客观条件的允许，早期儒者比较能在外王方面求其表现，而秦汉以后，在专制帝王统治下，“外王”转成了“出仕”，儒者仅能“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了。至宋代，北宋儒者外在事功的要求较强，南宋儒者则因政局之变，而趋向心性一路。这是一条心灵开拓之路，亦是一精神上无止境的奋斗功程。这方面的开辟，可使儒者进退皆可从容而不失据，不论是客观外在的还是主观内求的奋斗，对人生都同样有积极的意义。儒学的精华，就在表达这两方面的意义上，知识的作用只在辅助这两方面的实践。
　　中国哲学由于特别强调实践和实用，所以纯智性的活动缺乏独立性，理论的分析与系统化多不讲求。而且，不论是心灵开拓的一面，或是政治社会的一面，都不足以培养出戡天役物的动机。“内圣”的终极归趋是天人合一，此天人合一中的自然，不同于科学中的自然，而是被道德化的自然，所以同人的本性是同质的。“外王”的终极理想是民胞物与、天下一家。这两方面依据的是同一个感情的原理：和谐。在这一原理的笼罩下，很难培育出数学演绎的心态和科学实验的动机。缺乏这方面的成就，就不能使历史产生里程碑式的变化。
　　这段分析，与西化论者不同，更与传统主义者有别。作者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是热爱的执着的，唯有“爱之切”，才会责之如此深；他又是驻足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上来深究传统之“病”的，因此才能揭示得透彻。韦先生曾是一个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后又成为反传统的斗士，经过艰难曲折的心路历程，最后走上“重建新传统”之路。无疑的，《中国思想史》是其“重建传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