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留住斯文赫定的探险梦

　　李国涛先生刊发在《中国方域》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的文章《一部关于亚洲腹地的大著》，使我放下手头的活儿，将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以及解放后我国学者邢玉林、林世田所写的第一部有关外国探险家的传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翻出细读。一是为李先生的未泯童趣所感召，二是寻找一些有关斯文赫定的史料，与大家一起做一回顾，借以留住斯文赫定的探险梦。
　　斯文赫定(Sven Ahders Hedin)，瑞典地理探险、探测家，生于一八六五年，卒于一九五二年。在其八十七年的生命中，有五十年生活在探测、探险的生活和旅途中。当然，这期间他也不忘著述。因为在当时，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虽说已经结束，但人类还有许多未知的地方，尚待探险考察。冒死去“生命禁区”，又能活着回来的，最好的传名方法，就是写本旅行记了。尤其是一些有着天文、历史、地理知识的人，一旦从一条路线旅行探险成功，他就很快能将沿途的地理、史事、民俗等情况记录成书，并把经历和冒险事件一同成为地理科学的基础资料进行传播。斯文赫定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旅行探险考察家和游记作家。从他的《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共三十五卷)、《中亚考察报告》、《西藏南部》、《冈底斯山》、《戈壁沙漠横渡记》、《浪迹无定的湖泊》、《丝路》等著述目录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正副产品交互访问读者的心智。
　　斯文赫定的闻名于世，是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当时他在丝绸之路上漫游，与维吾尔向导艾尔迪克一道，偶然发现了已消失一千多年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重镇楼兰，一下子引起世界学坛的轰动。而他在中国暴得大名，却缘于一件事、一本书。一件事就是在一九二七年，斯文赫定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进行了约十余次的协商，终在同年四月二十六日签订了共有十九条的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全团由二十七人组成，其中中方十人，团长即是为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作序，并将此书比做《鲁滨逊漂流记》和《西游记》的徐旭生(炳昶)；由瑞典、丹麦和德国组成的外方十七人，团长便是斯文赫定。这次历时两年的科学考察，除了开创中外科技合作活动的先河，还在地质、地磁、气象、天文、考古、人类、民族、民俗等既定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鲁迅先生对此事也极为关注，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六日的日记中记：“为东方杂志作信与徐旭生征稿。”徐旭生在一九三○年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印行的《徐旭生西游日记·叙言》中说：“《东方杂志》的编辑曾由我的朋友周鲁迅先生转请我将本团二十个月的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我当时答应了，可是迁延一年多。”为什么“迁延”？实是因为徐旭生要对《日记》所记的事情，全部经过一次考核。可徐旭生始终记着鲁迅先生向他征稿这件事，《徐旭生西游日记》的这篇序言，即是徐旭生乘印行他的日记之便，将鲁迅先生当时要的文章补写出来的。为此，徐旭生还在序言中，特别“向鲁迅先生同《东方杂志》的编辑表示歉意”。《徐旭生西游日记》印行后，徐旭生即将这部三卷的日记赠送鲁迅先生。此书也成为鲁迅先生一万四千多种藏书的一种。因此，鲁迅在一九三一年三月四日的日记中也有“得徐旭生所赠自著《西游日记》一部三本”的记载。
　　稍后两年，又有一支中法学术考察团组成。在赴新疆的途中，由于法方团员在宣化摄照妇女小脚及乞丐，并且侮辱中方团员为“黄色远征队”，中方团员提出抗议后，这些法方科学家不但不道歉，反而没事儿样地置若罔闻。为此，中方六位团员到酒泉后就退出了这个考察团，以致考察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下去，未及开展的考察事宜，便不得不草草收场。此事在当时是一件大事。连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也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五日在沪与《民国日报》记者谈：“中法学术考察团法国团长卜安殴辱华方团员事，北平学术界咸甚愤慨。外交方面传出消息，卜安已撤职，由蒲鲁代其事，并担保此后不致发生同样之不幸事。”同是西北科考，为什么中方和以斯文赫定为首的瑞方能成功，而法方就失败了呢？我们不妨听一下斯文赫定怎么说：“从前有些西方旅行家恶劣地侵犯中国国民的感情，因此遇到困难的事，在我们中绝无所闻。中国人在他们国内是在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若果那些客人对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适当的机变和智慧，用宽宏合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中国主人，由他们不好的态度，自身必食其报。就我所关涉的说，我将永不忘记这六年的快乐时光，我能有这种特利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特出的学者在野外同北平工作。我抱着同情及感谢终身愿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这话是斯文赫定在《我的探险生涯·自序》中说的。而且是说在六七十年前的，不容易。
　　二十世纪前半叶，正是我国全民爱国救亡运动大兴起之时。当时的学人和民众对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是相当关注的。由此，也引起了人们对斯文赫定的兴趣。一九三四年，由李述礼译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可以说出版的正逢其时。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疆沙漠游记》(一九九二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合译的第二个读本，本书为《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五)》)，但影响远不如李述礼译的这本大。可以说，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是一本吸引了几代读者的好书。直到五十多年后，李国涛先生读着还如迷如醉，足见此书的魅力。前些天，我给一位欲去西藏的朋友买了七八本“发现西藏”、“聆听西藏”的书，单是书价就怕人得很，几近二百四十元了！而《亚洲腹地旅行记》，我是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万圣书园买的，还是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的原价，区区二·四○元，毛毛雨啦！现在的游记尽有商业包装或公款往返后的泡沫之作，也许还是买一本过去的游记不会上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