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圆圆
《蓝尾轩诗稿》四卷，大约是道光刻本。昆明王毓麟匏生撰，前后无序跋，不能知道作者的生平身世。所与来往者也没有什么“知名人士”。只知道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大概是去投考，没有考中。作者的诗写得也平常，只有一种特色，是写了不少昆明和云南各地的风景古迹。
一九五六年旅行到昆明，曾买到一些这类当地人的诗文集，都是用云南皮纸印的，雕版也有地方特色。可惜后来大半失掉了。这样的书藏书家大抵是不肯买的，但我以为也并非毫无可取。站在地方艺文的角度上看，其实都是应该收集的。即如此集卷三就有“城北安阜园故址寻陈圆圆墓不得”一诗。
“北城安阜旧行宫，太息繁华一梦中。古冢夜深狐拜月，荒林日落鸟呼风。草埋废堵芋眠碧，血染春花寂寞红。绝代艳魂应饮恨，玉鱼销蚀墓田空。”
诗写得不好，但可以使我们知道，陈圆圆到了昆明，死在昆明。这是一百多年来当地人都知道和相信的事实。
《沧桑艳》二卷，丹徒丁传靖闇公填词。光绪豹隐庐刻，朱印本。这是以陈圆圆为主角的传奇。作者是想仿照《桃花扇》的前例，想写理想的史剧，力求作到无一事无来历的。因而在书前刻了一卷“陈圆圆事辑”，但又说，“传奇院本，非以考古，阅者勿议其暗于地势也。”这是针对陆云士《圆圆传》内容的讨论而发的。总之，在两种关于历史剧创作方法的论争中，这书也不妨作为一种主张的实践例证看待的。
作者在“事辑”中首列《明史流贼传》和《资治通鉴纲目三编》的两条有关记载，其次陆云士钮玉樵两传，其下即自撰的《圆圆传辑补》。比起李根源的《事辑》来，内容单薄得多了。但也有一二故实为我前作《陈圆圆》一文时所未见，摘记如下。
“(圆圆)父业惊闺，俗呼曰‘陈货郎’，常州金牛镇人。”(朱康寿《抱膝庐笔乘》引《常州府志》)
“为吴下女伶”。(毛西河《后鉴录》谓系金陵倡，与诸说小异。)
“毛西河《后鉴录》谓田死，吴以他姬易得之，与此异。”
“三桂偶问圆圆宗
，以陈玉汝对。乃使人以千金招致。玉汝笑曰，‘我前明老孝廉，岂能为人宠姬作叔父耶？’谢弗往。得陈货郎，三桂觞之曲房。持玉杯，战栗坠地。圆圆内惭，乃厚赠之以归”(《武阳县志摭遗》)
“后为正妃所妒，辞宫入道。”(《艮斋杂说》)
“道光中，阮公子赐卿曾亲至圆圆墓上，访求遗事，作《后圆圆曲》。”(颐道堂诗注)
“四印斋藏圆圆小像三幅。一明珰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缁衣练裙。名人题咏甚夥。”(见近人笔记)
“木居士《愤言》云，陈圆父邢三，生圆时群雉集屋，因呼为野鸡。母姨陈，俗所谓卖瘦马者，母没，依之，遂陈姓。归三桂后，贼将掠献闯，使侍崇祯太子。闯败，归太子及圆。三桂怒为太子侍，罢五月朔迎立义兴之议。此太子自言之。后见王永章《天崩地坼记》。信然，一朝兴废，实系此雉。”(按此谓三桂以圆圆曾侍太子，遂罢迎立之议。他书未见此说。当是明季遗民，痛明之亡，故为是语，以甚延陵之罪，殆非事实，附存一说，以备参考。)
以下还有《新义录》引《天香阁随笔》一条，又说近时江阴定峰沙氏有新出《圆圆记》一篇。种种异说的出现说明当时这是一件流传极广的新闻，站在各自不同立场上的人们都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加以转述并进行修改润饰。三百年前的陈圆圆事件实在是说明这种社会现象的一个绝好的特例。
三州诗钞
《秋塍三州诗钞》四卷，会稽鲁曾煜启人撰，乾隆刻本。三十年前在杭州买得。那次借住在盖叫天先生金沙港的寓中。夜间枕上翻读一过，有几首诗曾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收在卷三中的《桃花扇传奇订误五首》。清初人诗文集中说到《桃花扇》的很不少，鲁煜是乾隆中人，距离剧本写成已很远了，所以对了解创作背景，作者思想……没有什么帮助，但他也不是泛泛而谈，是站在戏剧评论家的立场上发言的。
才子声名魁复社，翰林风月冠吴趋。闲来旧院翻新曲，同听歌喉小串珠。(侯朝宗访李香，与张天如偕往。今《桃花扇》误杨龙友)
奄儿心事费招要，岂有调停仗阿娇。公子自藏金跳脱，将军莫进董妖娆。(阮大铖赠奁，有王将军者为之缓颊。今《桃花扇》亦误杨龙友)
憔悴深宫读曲时，李香不学李师师。无愁天子难消受，京兆田郎枉见疑。(田仰买李香为妾，香不往。仰遗书责朝宗，无李贞丽代嫁事)
尚书甲第已沧桑，屈子离骚四负堂。只有佳人难再得，更无弓剑忆君王。(朝宗归归德，应顺治二年乙酉科乡试。无《桃花扇》后半事)
春色年年事可哀，烟花南部闭青苔。早知续命无长缕，悔不当初入道来。(朝宗早夭，无入道事。)
当时我曾在书眉写了两句意见，“此真学究之见，不知场上事者。”
今天重读这五首诗，可以看出作者对李香君、侯方域、福王的爱憎还是分明的，意见也并不错。问题只在于他混淆了历史与戏剧的界限，以为这两者可以出现在一个统一体中，不发生任何困难，这都只能是天真的梦想。我们不必过分责怪两百年前的诗人，同样的问题不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争论清楚么？在《桃花扇》中，孔尚任给杨龙友添加上过分的负担，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剧作家的不得已。试想如使张溥、王将军、田仰等一一登场，戏文可就杂沓啰嗦得不成样子了。他只好让杨龙友出来在许多场合作替身。杨龙友的为人行事，原也具有相近的素质，这怪不得作者。可能有时笔写得滑了，颇有把这位杨老爷刻画得过于不堪的地方。
历史剧应该基本上忠实于历史。也就是说，重要的史实是不可违反的，对小节却可不必作琐细的吹求。也许这个原则是可能得到多数人同意的。但这又与《桃花扇》后半的具体处理发生了矛盾。想圆满地解决这个疑难是比较困难的。我想这是孔尚任在构思时为了维护他心目中至关重要的主题而勇敢地做出的取舍。在作者看来，李香君是无可指摘的正面人物；侯方域是“四公子”之一，是清流的代表，又是个晚节有亏的软骨头。如果按照历史真实描写，全部戏剧结构必将垮台，作者意图歌颂的主题也将随之毁灭，这是千万做不得的。没有办法，为了维护主题的完整，还是只好忍痛牺牲了历史真实。“入道”原是中国文学史上常见的处理手法，其作用与“大团圆”无异，只是有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区别。《长恨歌》中杨贵妃入道，《红楼梦》里宝玉出家。在文学概念中出家、入道与死亡的差别是微小的，但造成的意境却不同。
我想，历史学者、科学家都不宜于兼作文学评论家，除非他们也有通达明净的文艺欣赏修养。否则，文学家遇见科学家就只有一败涂地。
女英传
《女英传》四卷，题“清风室主编”。同治十年五月清风室主序刻本。这书也颇稀见，“清风室主”也说不清是谁的别号。查《室名别号索引》，清海宁钱保塘与清南海叶应铨两位都有“清风室”，但也说不清作者是否即是二者之一。
这是一本“女英雄”的传记汇编，其中有历史人物也有传说人物，四卷共收一百余人。材料都是从史传、方志以及笔记小说中辑录的，只录旧文，并无考证。编者的意图写在序中。
“余客京师，先后七八年。京师梨园之盛，为南方所不及。暇日酒酣耳热，时与友人一往观焉。尝中坐哑然而笑曰，甚矣，人之好色也。好之不已，至并优伶登场，饰为好女子者，而亦好之。又好观其与男子战斗，必胜之而后喜。于是取传奇小说所载诸鄙陋诡诞之事，加附会焉。演之以实其事。观者目眩口呿，惊叹喜悦，虽有奸诈百出，绝灭伦理者，亦嬉笑视之，不以为异。然不悟其事大半皆无有也。夫为此者，不过欲极状妇女之雄猛胜于男子，以餍夸者之意耳。”
原来作者编这四卷书的动机，是由看戏引起的。虽然他将观众心理笼统称之为“好色”，不免沾染了传统封建道德臭味，因而并不准确；但他到底看出了观众对女性的同情，一定要看到男子在异性手下战败才高兴这一点，却是很敏锐深刻的意见。当时坐在戏院里的观众，几乎全部是男人，这种心理分析就更有分量。这种对受了几千年沉重压迫的女性的同情无疑正是对正统封建道德的不自觉的抗议。作者从这一点出发，想对剧场的现状加以改造，但不可避免地也陷入了混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困惑，他虽然想“取古今实事，存其姓名，稍加文饰，以悦耳目，务使不失其真”。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虽然极力反对“齐东野人之语”，但还是采取了唐人小说、《太平广记》，以至《寄园寄所寄》、《俞楼杂纂》一类书的材料。但编者的胸襟还是比较阔大的，不但“其流为盗贼者，则附于后”，而且对少数兄弟民族中女性英雄豪杰更给了相当的篇幅，他所提供的杨娥、陈硕真、沙定洲妻万氏、唐赛儿等人的遗事，用封建道德标准衡量，都不是应予正面表彰的人物。个别的题材是直到四五十年后才第一次受到戏剧家的注意。但他却大胆地推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序文的结末，可以看做一百一十三年前提出的戏剧改革建议，也是颇有价值的史料。
“诚举吾说而推广之，取今世梨园所演故事，去其诡诞不经，绝灭伦理、奸盗猥亵、伤风害俗诸事，而存其事之近理者，益其无害于教而变化奇幻人所欲观者，不特可广异闻，亦以潜消其匪僻之心，动其向慕之意。吾观凡演忠孝节义之事，切近情理，犁然有当于人心，虽村农牧竖之愚，桀骜勇悍之夫，有叫笑欲绝者，有忽然不知涕之何从者。此其入人之深、感人之速，其胜于父兄之教、师长之训，官司教令刑禁之力，相去远矣。知其有益如此，则反是而其损可知矣。是在司教化者加之意焉。”
这是一百多年前一个封建知识分子提出的意见。他脑子里装着“忠孝节义”，他看不起劳动人民，但却看出了戏曲宣传的极大的威力，远远超过了一切官长、父兄的说教，他还懂得潜移默化的道理，懂得没有艺术性也就没有了其他。这一切，今天读来，也仍然新鲜得很。
一九五七年春，上海传薪书店从硖石买到一批旧书。据说是从徐志摩的故家中流散出来的，看其中多有“徐蓉初”和“紫来阁”的印记，店员的话是可信的。海宁是浙江藏书家聚居之地，曾发现过不少古刻名钞，蒋生沐、寅昉兄弟的遗藏一直到解放后还时有发现，徐家的藏书几乎都是清刻，但都是稀见的本子，有许多是拜经楼吴氏、向山阁陈氏的旧物。这本《女英传》也是其中之一，但却只能被看作“下驷”了。
拙政园
《臶斋诗馀》，海昌查元偁撰，道光刻本，元偁尚有《文存》一卷《诗存》二卷，与此《诗馀》同刻，未见。
数十年前藏书家中有一种搜集清词的风气。徐乃昌、叶恭绰、林葆恒等都做过努力。积学斋刻了好几种词集丛书，叶玉虎的《全清词钞》最近也出版了，林葆恒则辑刻了《闽词征》，这就是他们搜集的部分成果。这批词集最后几乎大部都集中在林家。一九五五年前后林氏书散，流到书肆中的最先是一批清初刻的词总集和单刻词集，然后依时代先后陆续散出。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也是这个专藏遭到分散流失不可避免的命运。我得到朋友介绍到林家去看书时，还剩下两橱残零的单本，都是书店挑剩下的，当然都是时代较近的不值钱的货色了。可惜没有办法全部留下，图书馆对此也没有兴趣，不久之后，就在书店里、地摊上陆续出现，很快地零散消失了。
最近遇见程千帆教授，知道他接受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委托，正在进行《全清词》的编集工作，觉得这确是一项宏伟、艰巨但也急迫的工作。清词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今天谁也说不出一个确当的估计来。叶玉虎的书里是提供了一份目录的，但必然也不可能是全豹。何况他所见的并不全是原书，更多是从文献中辗转引录的。在今天，想写出一部较完善的全目，并访得原本所在，实在是非常困难的。谈话中自然要提起林子有的这一批专藏，如在当时由图书馆全部收购下来，那就是一个相当厚实的基础了，因为徐、林递藏的绝大部分都是清词。目前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以外，私藏的清人词集也还是不少的。数量未必都很多，不过希见的稿本、刻本还是很丰富的。但访求起来也很不容易，有些藏书者已去世，书籍由家人保管。因种种原因，秘不肯出的情形也不是没有。这实在是值得叹息的。
徐乃昌、林子有等所藏的清人词集中，有许多是单刻本，但更多的则是从个人专集后面拆下来的词集，有时还将四五种词集合订为一本。这种办法今天看来是不足为训的，但在当时他们都有条件这样做。象这查元偁词就是从原集拆下来的。
《臶斋诗馀》中有“复园十咏”，这“复园”就是拙政园。从明代以来，拙政园曾换了多少代主人，至今还不曾写出过一本细密的园史，其中有些环节知道的人不多，几乎湮灭了。不过零碎的材料还可以从清人别集笔记中找到不少，加以辑录，缀辑成篇，就是很好的园史资料。
“复园十咏”前有小序：
“复园即拙政园也。自前明至国朝，其兴废嬗易，吴梅村祭酒诗盖详言之。后归蒋氏。沈归愚宗伯尝为之记，刊石壁间，岁久渐圮。嘉庆己巳，始售于余。他之堙者濬之，石之颓者葺之，本之芜者攘之、剔之，亭之欹者扶之，翼之。鱼鸟翔咏，水木明瑟，翻红当堦，剪绿成径。前哲所咏歌而记述者，庶复旧观焉。嗟乎，梵贝之宇无何而管弦，将相之居，无何而隐逸。清风白云，千载如昔，豪华寂寞，转瞬而易。所由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者也。爰成小令十阕，以志其胜。”
词是十阕“画堂春”，分咏十境。题注也保存了一些故实。
远香堂(额为沈归愚宗伯书)，雨醉风笑，绿波楼，烟垂雾接(楼额四字出《水经注》，吴梅村书，故用《拙政园山茶花》诗意。)春风槛，笠亭，憩轩，筠谷，虚舟，槃阿。
昭文吴蔚光《素脩堂诗集》卷二十三，收甲寅(乾隆五十九年)一年诗，有一诗写及拙政园。诗前有长序，几乎可以看作一部园史。尤为难得的是，这是仅见的较详谈及陈之遴与此园关系的文献。过去人们往往略而不提，最初自然是由于避忌，到后来人们则往往已经不再知道这段故事了。诗序说：
“复园又名北园，即拙政园之旧也。在娄齐二门间，故大宏寺基。明嘉靖中王御史献臣居近侵之，经始有名，文待诏为之图记。子以赌墅归徐。徐传最久，兵后为镇将所据。海宁陈相国之遴得之，身居政府，未睹园中一木一石。内连理宝珠山茶，江南仅见，而吴祭酒伟业女实陈子妇，所为咏也。之遴先滴沈阳，再起，再徒家辽左，以园籍官，为驻防将军府，又为兵备道馆。既归吴三桂之婿王永宁。三桂为逆，永宁惧而先死，复籍于官。康熙十八年改苏松常道署。缺裁，散为民居。其梓楠瑊
，皆输京师，供将作焉。乾隆初年，蒋棨诵先始复其十之六，沈宗伯德潜有壁记，王御史峻书。今皆蒋子若孙矣。园东偏居王氏，木石较胜，已废为圃，西不知何氏。山茶则更不知何时摧败萎死也。因次梅村集中咏拙政园山茶花诗韵，赋呈松云先生。”
诗长不录。作者所感慨的不过是富贵无常，名园易主，其实这就是杜甫所说“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的意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老例，越往后就越加快了速度。在这一点上，拙政园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此外，诗序还透露了在乾隆初年，曾将园中精好的建筑材料构件，拆运到北京。是造了宫廷王府的哪处花园，就不得而知了。这应是康熙、乾隆多次南巡的副产品，也可以用来说明南北造园尽管有明显的风格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点的原因。把这篇诗叙与查元偁的词序联接起来，嘉道以前的拙政园史就大略可以知道了。
吴诗中有小注，“尚有王奉常时敏隶书‘春晖堂’及吴祭酒‘烟垂雾接’二额。”也可以与查词比证。
读诗词集而注意寻找其中记下的故实，看来并不是诗词欣赏的“正轨”，但我以为也不失为一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