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散文与我

　　一
　　我写的东西不多。出过几本集子，都是小小的短短的散文，数量也很少，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生活和时代的记录吧，即使记录的仅仅是一个侧面，留下的仅仅是一朵浪花。从时间上讲，要回溯到四十年前。一九三七年我还是十五岁的初中学生，小学毕业不久，有感于旧社会学生毕业即失业，写了一篇五千字的散文。这是我开始学习写作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文艺专栏上。那篇习作的题目叫做《路》。想起来倒还有点意思，不管是多么漫长曲折，荆棘丛生，障碍重重，我就是从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走过来的。是文学道路，也是生活道路，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
　　人的一生，总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又总是跟国家和时代紧密相连。拿我自己来讲，文学创作大致有三个转折点。
　　第一个时期是在抗战初期。我在上海读高中时，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沦为“孤岛”。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浪潮自然也把我卷了进去。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秘密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慰劳。这个代表团由上海工人界、职业界、文化界、妇女界四个救亡协会和海关华员组织、浦东郊区农民代表七人组成。同行的还有进步美国新闻记者杰克·贝尔登。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过此人。负责沿途照料的是我童年时熟悉的一个朋友，一个年长的共产党员，经过安排让我有机会参加了这次慰问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我们从上海出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皖南的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度过了令人振奋的一九三九年元旦。次年春天，我回到上海，配合党对外的宣传任务，把这次难忘的见闻，写成了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用文艺形式反映了新四军的斗争生活。这些文章，约六、七万字，编成一个集子，书名《青弋江》，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这个阶段，也是我在文学道路上最初的探索时期。
　　第二个时期，一跳就跳到一九五六年前后。虽然在整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作为记者和自由投稿者，我也写过新闻特写，采访报道，读书随笔，专栏文章，诗和小说，乃至话剧和电影剧本等等，但所有这些，只能算是日后创作的一种准备，大部分作品和时代及社会的联系不够紧密，生命力不强，显得苍白。可是在文学语言上倒是下过一点功夫的，有几年我天天不得不跟文字打交道，每天写下几千字，过的是道道地地的“亭子间生活”。
　　解放后，在上海长期从事电影工作。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我又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从《第二次考试》、《两姊妹》等散文开始，到一九六六年先后出了两本散文集和一本报告文学单行本，还有两本少年儿童读物，一本幼儿读物。
　　第三个时期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霸占文坛时期，十多年时间只能沉默。沉默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这十多年来的中国是惊心动魄的。就我个人来说，光是被迫搬家，赶来赶去，住过的破房子不知有多少处，最大的一次是被赶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过去数十年我住在上海，第一次把家搬到闽北山区农村时，对比是强烈的。住在偏僻的小山村里，天天和劳动繁重而生活贫困的农民住在一起，发现村子里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民都是驼背，是各种各样苦难的重担把农民的脊梁都压弯了。我们的人民多么善良，而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农村生活让我思考了许多社会问题。虽然我没有动笔，也不允许我动笔，但却不能禁锢我的思想。我想了许多。即使在最黑暗的年月我也没有绝望过。我坚定地相信，“四人帮”倒行逆施是决不可能长久的。
　　“四人帮”倒台后，举国欢腾，欣喜若狂。恰好那时候我又在红军创建时代的革命老根据地上杭县，于是我又拿起了笔。从去年一月到现在，近两年时间，连续写了十几篇不同手法的散文，这在我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这第三个时期来之不易。《临江楼记》是我十几年来压在心头火焰的一次喷发。这篇散文写于“四人帮”灭亡后不久，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一月底，是横扫四害后一篇较早与读者见面的散文。
　　二
　　这次要我谈一谈《第二次考试》和《临江楼记》的创作经过，主要是供教学上的参考。
　　我想，创作前大抵都有个准备。“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是周总理对文学创作说过的一句话，有很大概括性，耐人寻思。不久前我在福建省文联扩大会议上谈过我的一点看法：长期积累至少包括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文学创作要有长期的生活积累，要有很多很多鲜明形象的积累，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必须具备艺术才能和艺术技巧，这艺术技巧也要靠长期下功夫，孜孜不倦，才能积累起来。这两方面的积累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于是，由于生活中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事件，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细节或某一个物件的触发，象出现一道闪光，忽然把过去的全部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都照亮了，都调动起来了，都变活了。经过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产生了某一篇作品。这种精神产品多半是指短篇作品而言。说是“偶然得之”实际上是水到渠成。有时一个短篇的产生，往往可以追溯到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积累。
　　无论如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准备阶段。在文艺领域里，可以找到互相贯通的规律性的东西，大有必要从其他艺术样式中汲取养料，例如音乐、绘画、雕塑、摄影、舞蹈、建筑和电影等等。苏州的园林艺术引人入胜。日本的《新建筑》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本刊物，可惜后来看不到了。罗丹的雕塑决不是仅仅给人美的享受，它让人思考。贝多芬的交响乐是对真理的探求，对暴力的反抗，对人类的热爱，对胜利的欢呼。人类的文明多么灿烂！我是个音乐爱好者，尤其是对外国的交响乐。在农村生活时，劳动或开会之余，走在崎岖的山径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熟悉的旋律，常常在我记忆中反复回响。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就谈不上文学艺术的创作！
　　《第二次考试》写于一九五六年秋天，发表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副刊上，那时我在上海电影厂工作。这篇散文引起读者注意，被译成外文、选入语文课本、编入多种选本，以后又改编为电影和广播剧，而且还引起一番争论，几乎被当作一面“白旗”。说实话，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我在上海读书、生活和工作，对这个解放前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留下过我许多脚印。我熟悉这个全国第一个大城市。一九五六年上海合唱团招考团员，我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去应试，终于被录取了。我了解全部考试的场面和经过情况。过了几个月以后，听说有一个女学员因为在杨树浦抢救火灾倒了嗓子，影响了考试成绩，最后还是被录取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动了一下。我那时经常住在医院里，认识一个医学院的实习医生，朝夕相处，发现这个年轻的女医生身材修长，婷婷玉立，喜欢穿嫩绿色毛衣和咖啡色裤子，全身弥漫着青春的气息，象春天早上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棵青葱小树。这就是我从生活中撷取的素材。我花了大约两个昼夜，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散文。写完了就往抽屉里一搁，让脑子冷却一下，有空就拿来看看，总觉得不理想。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一篇作品大抵要通过几个“关”，或者说是几次审查。首先是作者审查自己的作品。这一“关”，要把得紧一些，严一些，有时硬要跟自己过不去，自以为非，自己挑剔自己的毛病。第二个“关”是报刊编辑。这一“关”对我们这些作者一般还不难通过。最难通过的是第三“关”，即读者这一“关”。作品公诸于世，读者就是你的审查者，也就是今天所说作品要经过广大读者的检验。最无情的一“关”则是时间。作品有没有生命力，时间老人将给你最公正的判决。如巴金同志的《家》，直至七十年代后期还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说明它是经得起数十年时间考验的。
　　回过头来再谈我这篇小文章。稿子写成后，《人民日报》文艺部来信向我约稿，由于版面的关系，希望作品最好在二千字以内。这就是说我手头刚刚脱稿的一篇散文必须砍掉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大手术”。为此必须重新构思，结构上重新调整，用最经济的手法勾出了两次考试场面。从题材来说，也可写成小说，可是我仍作为散文处理。因为有人物也有情节，篇幅又短，后来也有人在评论时称之为“小小说”。为了不超过两千字，就得“惜墨如金”，从第一段第一句话开始就得抓住读者，于是采用了悬念手法。文章处理时又运用了电影镜头调度，包括对主要人物不同角度的描写。教授凝视那个学生的报名照时用的是一个特写镜头。如此等等。那不是修改，而是一次花了很大力气的重写。写完了，二千字还不到。
　　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们，如果当时没有从三千字压缩成两千字，这篇散文发表后也许只是一篇平庸的作品。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文章有时候确实是改出来的。而对一个作者来说，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严格的考试。文学创作是精神产品，从生活到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最近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小说”。事先我不知道，听完广播才发现作品的背景改成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改编者认为这样才有现实意义吧。不少听众对这样改动提出了异议。改编是再创造，应该尊重。但既然是改编却又不征求一下原作者的意见，连招呼都不打一下，总不能说这就是对原作的尊重吧!
　　三
　　下面谈《临江楼记》，也捎带谈一下《春夜的沉思和回忆》。这两篇都是在“四人帮”覆灭以后写的。
　　回想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文艺界昏天黑地，乌烟瘴气，我还算是幸运的，由于偶然的原因幸免于难——还能保留我数十年的藏书。一九七○年我的一家被迫下放到农村，临行前“学习班”里一个军代表来“送行”，看到我那几箱书正在搬运，大摇其头，说是：“带这么多书干什么？四本《毛选》就够了。”我哑然，只能苦笑。愚昧与无知使人无话可说。书是我的精神财富，有些书留存数十年，我是一定要全部带走的。山村交通不便，每次到大队开会，就把寄存在大队部的书，用竹扁担挑回去，挑到三里外的一个小队，我“落户”的地方。不知挑了多少次啊！在农村两年的生活，生活在最基层的生产队，确实学会不少东西，那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然而也是寂寞的，看了不少书，也算是不断增加生活和艺术的积累吧！我还是孤独地继续走我的文学道路。
　　风云变幻的一九七六年，悲恸的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清明节，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事件。后来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又相继与世长辞。动荡的九月，乌云翻滚，人民忧心忡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中国往何处去？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九月下旬，我们到闽西去组织一批稿件，以纪念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我在福建那么多年，全省跑了不少地方，唯独没有到过闽西。这是第一次，也是不平凡的一次旅行，后来一年内去了三次。奔向老区的路上，看了不少革命旧址，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帅和陈毅同志当年在闽西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上杭县，是我们行程的目的地。
　　在路上，听说上杭有一座临江楼，俯临汀江之水，不由心里动了一下。据几个老同志介绍，其中也有当年的老红军的回忆，传说毛主席的《采桑子·重阳》就是在这小楼上构思成篇的。也有人说在其他地方，几种说法，莫衷一是。根据人们提供的历史材料和老红军的叙述，诗篇写作的时间、环境和细节，都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谁也找不到确凿的文字记载可资证明，我也只能加以推测。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倘若《采桑子·重阳》不能跟这座临江的小楼联系起来，我是否还有写作的激情就很难说了。
　　从我们住处到临江楼，不过步行十几分钟。因为忙于看稿，直到第三天我才去瞻仰一下，觉得这座楼的本身就是很有特色的革命文物，马上引起不少联想。靠着小楼的一棵大榕树，枝叶纷垂，满树浓荫覆盖着汀江。这条江就象一条历史长河伸向天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情是沉重的。一九七六年国庆节的报纸头版刊登了一张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总感到很不寻常，从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夹缝消息”，感到这里面大有文章。接着，相熟的作者中间在传说一些消息，这消息很快得到证实：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等中央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随着兴奋和激动的浪潮，带来了万千思绪。在这个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汀江之畔，又处于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的时刻，我觉得有一种极其庄严的历史感。
　　这就是《临江楼记》写作的时代背景。我在上杭的时间不长，登临三次临江楼，三次心情都不同。决定写这篇散文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人们如醉如痴的庆祝热潮中，我在临江楼的最高处，迎风伫立，思考革命者的人生哲学。中国人民被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压迫得太重太久了！十年来是一个历史大悲剧。长夜漫漫，现在黎明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出现了。
　　这篇散文引起读者注意，被广泛转载，编入多种散文选集，译成英文法文，并作为教学材料。我想这是由于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情，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得到读者的强烈共鸣。至于我在生活中选取的素材，比如说一座楼，一条江，一棵树，一片菊花，一次握手和一次挥手，赋予它们以内在的意义，以及全文的立意、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等，我在福建师大已谈过一次；我们的语文老师比我谈得更多更详细，发表了十多篇分析文章。据说单单为了文章中应该分几个自然段就争执不下，其他引起争议的自然还有。我除了衷心表示感谢以外，不想再说什么了。然而有一点不妨顺便说一下，文章发表后发现有几处关于路线的提法，其实在我原稿中是没有的。我的着眼点并不是写路线斗争。这也许是编辑同志的好意，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有意在文中强调一下路线斗争，似乎这样更有现实意义。但读者对此有意见。不用说，应该“文责自负”。不过也必须说明，文章里提到关于路线斗争那几句话是编辑加上去的。有几个选集和几篇评论把此文归入游记，可我不是去游览的，称之为抒情散文是否更贴切一点呢？
　　总之，写革命历史题材如何与现实斗争结合得更好，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课题，仍然需要学习和探索。《临江楼记》是我的尝试之作，也是我十多年来的第一篇散文，个别文字上也有可以推敲之处，只好待以后继续努力了。
　　在座的同志们要我谈谈《春夜的沉思和回忆》的写作过程。这篇散文写于《向无名英雄问好》之后，那一篇也是歌颂周总理的，通过一个日常生活中细小的侧面，从一个角度，写总理伟大的人格，写总理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落墨不多，不到二千字，不少读者来信表示喜欢。可是我觉得言犹未尽，总理伟大的一生和光辉的品质是多少书也写不完的啊！凡是我能看到的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国内和国外的，我都设法找来细细看过了。一边看，一边流泪，受到极大的精神鼓舞。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在上海柯灵同志家里第一次看到一张总理的彩色照片，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住了。柯灵同志说，这是夏衍同志从北京带来送给他的。这就是有名的《最后的时刻》，是总理生前拍的神态最好的照片之一。
　　我从上海回福州时，感谢《文汇报》徐开垒同志把这张同样的照片给了我，我配了一个特制的镜框挂在小客厅里，日日夜夜同我在一起。春节到来了，屋子里摆满了盛开的水仙花。黄昏来临，我独自坐在屋内听电台播送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即《命运交响乐》。没有开灯，一个人坐在渐渐溶入的夜色中，久久沉思。总理处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可是对文学艺术却又那么精通，那么熟悉，那么关心。他曾给一个外国交响乐队的节目单上安排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后来被“四人帮”砍掉了。春节时，临近薄暮，我一个老同学的女儿来看我，忽然她若有所思地讲起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总理两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她和她的伙伴们的事。她目送总理一个人在大会堂幽深的长廊中渐渐远去。那时候流行纪念章，那十五岁的女孩看到总理胸前那枚“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她真想开口要那枚纪念章呀，可是她不敢。不过作为精神的象征，那枚纪念章还是要来了。这是我在文章里给她加上的。至于总理在长汀住过的小楼屋，是另外一个女孩亲口对我说的，那时我刚刚离开长汀不久，也到过总理早年住过的长汀旧居。把以上这些分散的素材加以概括集中，经过反复构思，我用了不到四天的时间写了出来。有几次我是含着眼泪落笔的。题目换了好几个，最后用了《春夜的沉思和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