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说说“毛批本”《三国》

　　相声《歪批“三国”》中，提到《三国》的“金批本”、“毛批本”和“御批本”。
　　“御批本”指乾隆皇帝评批的本子。世间究竟有没有个“御批本”？我不清楚，因我没见过。不过我相信一条，皇帝总是皇帝，决不能世界上的好事都让一个人占全了：既是“伟大英明”的君主，又是高明的文学评论家。因此，世间即使有“御批本”《三国》，我看也不一定指靠它来为我们指点迷津。“金批本”是指金圣叹批的《三国》。对这事，人们倒是早已清楚了：“金批本”是没有的，金圣叹并没批《三国》。有关“金批本”的说法，实在出于人们的误会。所谓“金批本”，指的就是“毛批本”——由毛宗岗评批的本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上中下三本《全图绣像三国演义》，就是这个“毛批本”，在它的书脊和扉页上都注明有：罗贵中著，毛宗岗评。
　　实际上，这个本子可以叫“毛批本”，也可以叫“毛改本”。因为毛宗岗不只批了罗贯中写的《三国》，还改了罗写的《三国》。而且按程序，是改在先，批在后。何以见得呢？仅举一例说明。《三国演义》的末尾，是一篇概述三国事的古风；结尾处，毛作的批语是：
　　此一篇古风将全部事迹隐括其中，而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卷首词中之意相合。一部大书以词起以诗收，绝妙笔法。
　　对照罗原著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会发现如下两点：
　　一，罗原著本中古风结尾，并没有“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而是只有一个“梦”字，并无“空”字。因为它的最后两句是：“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毛宗岗改《三国》给改了最后一句，才成为：“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这才“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
　　二，罗原著本是“以诗收”的，但没有“以词起”。现在本子里开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那首词，还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直到“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一段话，都是毛宗岗加的。毛不加，就只能“以诗收”，而不能“以词起”了。
　　那么，毛宗岗称赞的“绝妙笔法”，倒有一多半是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自己先改过，然后再评批、再赞赏一番。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自批自、自夸自，毛宗岗终究没有明着来。他是掩掩盖盖干的，羞羞答答干的。这集中反映在他写的那篇《凡例》上。可是，他没有敢直说修改工作就是他做的；而说，他这个改本是根据古本改之、辨之、存之、增之、削之、校之的。事情奇怪了，既然古本那么好，把那古本拿出来翻印出版，不是很好吗？何必还要改来改去呢？为什么修改了又不敢爽爽快快地承认，而把它说成一种什么“古本”呢？我看，大概不外乎两种原因：
　　一，罗写成《三国》到毛修改《三国》，中间经过了二百多年时间，罗本《三国》已广泛流传。那么，毛拿过来大改一通，就有一个在社会上通得过和通不过的问题。毛宗岗对此可能有所担心；而说成“古本”，也就好通过了。
　　二，不讲自己改的，批起来也主动，话怎么说都行，没有什么嫌疑。
　　对批《三国》，毛宗岗态度就不同了，他恨不得出广告，大大宣传一番。我们这么说并没冤枉他，你看，他就假托金圣叹的名义，作了一则广告——在书前写了一篇《序》，说：“余……会病未果，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先得我心之同。”
　　毛宗岗跟金圣叹是老乡，都是苏州人，但他们不是一个时候的人。金是明末清初人(公元一六○八——一六六一年)，毛的生、卒年不详，他比金要晚。毛怕自己没名气，压不住台，才打了老乡金圣叹的招牌。但他那篇假“金序”，也露了马脚。他用金的名义把《三国》封为“第一才子书”，其实，金圣叹是看不上《三国》的。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即<水浒>)法》中，就曾把《三国》贬得一钱不值。可是，有了那篇“金序”，加上毛又把经他修改、评批的《三国》称为，“圣叹外书”，也就有些人将错就错，稀里糊涂把“毛批本”当成“金批本”了。
　　毛宗岗一改二批，不只从顺序上是先改后批，从整个来说也是批跟着改走。或者说，批服从于改，甚至是服务于改。
　　从毛作的修改中我们看到：毛宗岗跟作家罗贯中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他们的历史观点一致，政治倾向一致，毛那种改法作为创作方法，他们也一致。所以毛改《三国》，能完全沿着罗的方向去精炼，去加深，去提高。到批《三国》时，他又用他改《三国》时那种一致的观点、倾向去评批。于是，批和改也就只有一致，没有不一致。这样，实际上评论家和作家等于一个人。不同的只是，一个用形象，另一个用评论，从两个角度说明着同一件事情。它们不是各说一套，各唱一调，而是前者说到哪，后者跟到哪。后者对前者是亦步亦趋。评论文字在这不是独立的，如果打比喻，可以比作藤和树的关系，影子和物体的关系，或丫环同小姐的关系。总之，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种奇特的依附关系。
　　这种微妙关系中就包括后者为前者“服务”。
　　我们讲到毛宗岗改和批的一致，这是说他衡量事物的历史的、政治的、道德的观点的一致。而改和批终究是两码事，做法不能一致，效果也难一致。可是，这两件事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要评价毛宗岗的批，就应先对他的改作出估价。
　　应当说，毛宗岗改《三国》是改好了，不是改坏了。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三国演义》，就是以毛宗岗的修改本为底本的。一般读者读过这个本子，再读罗贯中的原著本——明嘉靖壬午(公元一五二二年)序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就看不下去了。历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毛宗岗的修改本一出，罗的原著本就不再流行了。修改本打败了原著本，毛宗岗靠更好的、也是更高水平的艺术打败了罗贯中。
　　毛宗岗象米开朗琪罗那样，凿掉了原著本中许多多余的石头；而他也给原著本增添了许多东西。而这些，总的方向他是沿着深化人物的性格前进的。比如对曹操这一典型，就在两个地方加上了他的东西。一是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在罗的原著本里，没有陈琳为袁绍写的讨曹檄文，毛不仅补上这篇檄文，还创作了曹操见檄文后“毛骨惊然”，正在患的头风病也“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的情节。又如七十八回“传遗命奸雄寿终”，毛加了 “设立疑冢七十二”“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的一段，人物的多疑性格、以及内心的孤立、恐惧感刻画得更深化了。
　　对关羽这个人物，毛宗岗也加了东西。如关羽的死，罗原著本写到关羽败走麦城，遇潘璋、米然、马忠的伏兵，情节竟一下简化到如此地步——
　　忽听空中有人叫曰：“云长久住下方也，兹玉帝有诏，勿与凡夫较胜负矣。”关公闻言顿悟，遂不恋战，弃却刀马，父子归神。
　　小说这么写，就只能让读者想当然。关公是怎么“归神”的？只有靠猜想了。毛宗岗改《三国》，加上了关羽如何先被擒，关平如何后被执，还添了关羽在孙权面前怒骂的一段文字，毛添的好，关羽应当有这么个结尾。
　　可是到毛宗岗批《三国》，却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改《三国》是使语言、文字、情节更符合人物的性格；而当他批《三国》时，强调的却是，这些人物和情节如何如何符合历史事实，如何如何符合历史的要求。毛宗岗在托名金圣叹写的《序》中说：《三国演义》是：“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史册相表里。”当然，这类话虚晃一枪，说说是可以的，但是毛宗岗却总是较起真来。请看他在八十三回回批中讲的：
　　关公显圣，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吕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为演义装点，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无庸疑也。
　　这话无非让人相信，《三国》里写的都是事实——不仅关公活着的那些事是事实，连关公死后显圣，都是无庸疑的事实。毛宗岗在这儿办了傻事。只讲关公显没显圣，你怎么讲都行，反正无处查对；而在这落到潘璋头上就不行了，因为这是可以查的：历史上的潘璋不是这个时候死的，而是在这以后又活了十二年。罗贯中写历史人物，不是按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写的，而是按他愿望的那个样子，按他希望的那个样子，甚至从政治的、伦理的观念出发，按他所理想、所要求的那个样子去写的。这正是我国历史小说中的浪漫主义。毛宗岗加工、修改《三国》时，用的也是这个方法。可他在评论中却违背了这一点。
　　毛宗岗强调书中写的一切都是史实；他的评论也主要是从评史角度评人、评事、评理的。这样一来，评论也就撇开了艺术创作，撇开了人物的塑造。作为文学评论，也就很难深下去了。至于作品内部的矛盾性、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性，也无从谈起了。毛宗岗批《三国》师法金圣叹批《水浒》。而金批《水浒》，说施耐庵“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从文学批评史来说，金这么批是个进步。毛宗岗把《三国》作为历史、把书中人物作为历史人物来批，就是退步了。其实，《三国演义》中哪些是史实，哪些是创作，毛宗岗是知根知底的。他并且知道哪些是民间故事的创作，哪些是罗贯中的创作，哪些又是他自己的创作。把这一切一古脑说成是历史，对读者来说，就跟搞“愚民政策”没有两样了。
　　当然，把小说当成历史，有其客观原因。就是那时候小说还不占地方，不值钱，显然还没有史书的牌子硬。这是小说的历史地位决定的。罗贯中写《三国》，明明写的是小说，却题上“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他把自己说成是历史学家陈寿的“后学”，这是硬跟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攀亲、套近乎；把自己的创作说成按陈寿的史书“编次”的，试图从《史记》、《汉书》、《三国志》挤出一点地盘来；这都反映了当时小说的腰杆不硬。罗贯中都那样，毛宗岗这样，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对照罗贯中的原著本，看看毛宗岗改的《三国》和批的《三国》，就会发现，毛宗岗做这两件事，好象是用两只手干的：用一只非常熟练、非常灵巧的手改了《三国》，又用一只极为笨拙、极其无力的手批了《三国》。开卷之后，就会看到这样的批语：
　　人谓魏得天时，吴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国将兴，先有天公、地公、人公三小寇以引之。……以三寇引出三国，是全部中宾主。以张角兄弟三人，引出桃园兄弟三人，此又一回中宾主。
　　真的张角、张宝、张梁三人是一部《三国》的宾，魏、蜀、吴三国是一部《三国》的“主”吗？恐怕从哪里找，也找不出这种宾主关系。
　　正文第一回中写皇甫嵩、朱儁去劫黄巾寨时，“其夜大风忽起”，毛对此作的夹批是：
　　正与呼风唤雨，相映作趣。
　　夜间刮起大风，怎么能跟张角会呼风唤雨“相映作趣”？难道我的刮胡子刀同街头小摊上的切西瓜刀也“相映作趣”？这种强拉硬扯实在没趣。可是这类没趣的批语，又随处可见。
　　有的评批不只牵强，而且无聊。如八十六回东吴将军徐盛请命守南徐，毛批：
　　守南徐恰好遇着姓徐的。
　　我们且不讲毛宗岗的文章的八股气，也不讲他如何不厌其烦地宣扬那套封建正统论和封建道德论，仅是他这种强拉硬扯劲也足够人受了。如果有什么人不懂得形而上学为何事，看看这些倒会大开眼界的。毛宗岗最感兴趣的事，不过是从事物的外部特征上找到一些相似的联系，从而把它们统一起来而已。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毛宗岗在《三国》中许多好的批语。这到不是他提出了什么新见解，而是好在这些批语与小说融成一体，成为小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为作家的描写增加了不少情趣。如同看一场好电影、好话剧，有些回批、夹批简直象画外音、潜台词、音响效果，有的则象放慢或特写镜头，有助于提高意境、增加美感。在这儿，评论直接为小说“服务”。当然，这样也不是没有问题，一个评论家不甘于做观众，竞走上台去挑帘、打锣或拉弦，难道这是评论家的任务吗？一部好影片中的歌曲、旁白、潜台词、音响效果等等，无论如何是代替不了评论本身的。
　　毛宗岗批《三国》为什么会批出前面所指的奇文？这除了方法论上的问题以外，我们不能不看到，毛宗岗批《三国》财，已跟改《三国》时的前提、对象、条件都不同了。改《三国》时，他面对的是一部有种种　　　　　　　　　　　　　　　　　　　　　　　　　　　　　　　　　　　　　　　　　　　　缺点、矛盾、问题的作品，因此他下了那么大功夫去修改、增补、删削。可是当这工作做完以后，他已经是面对一个“完美无缺”的东西了。在这，已经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什么都是“绝妙笔法”。在毛宗岗看来，《三国》不是“第一才子书”，不是一大奇书吗？他批《三国》，只要给人们指出它的“才”，它的“奇”，也就够了。于是，评论起这一切来，也就只有一点论，没有两点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期望毛宗岗再发现什么深刻矛盾，提出什么新的见解，或作出什么重要的理论概括，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作为评论家的毛宗岗，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没有比作为一个编辑的毛宗岗，或作为作者之一的毛宗岗，站得更高一点。
　　尽管如此，看看这个“毛批本”，还是大有好处的。
　　只有看了以后，才能破除对毛宗岗的迷信。本来，“毛批本”《三国》在从前，一点不稀罕。我小时候，不只看到铅版、铜版的，还看到过一种木版的。那时读“毛批”，真有点天地玄黄之感，不看还好，越看越糊涂。解放后出版的《三国演义》，把毛批去了。本来去了是好事，是去掉了累赘；可是大家都不印它，又造成另一种心理：毛宗岗究竟说了些什么？他没两下子，怎能批《三国》！——越是看不到，越把毛宗岗看得很“神”。事情过了几十年，现在看过才明白：原来不过如此！
　　而且看了“毛批”后，才会真正懂得：出版《三国演义》去掉了毛批，是我们的出版社做了一件大好事。它去掉了毛批，却用的是“毛改本”，这又说明，人们是识货的，好东西是淹没不了的。
　　那么，“毛批”中是否一无可取？当然，毛说的有用的话，恰到好处的话，鞭辟入里的话，不是一句没有。不过，那要沙里淘金。而一般读者是耽误不起那个工夫的。
　　一九八三、一、十五、于甘家口
　　(《全图绣像三国演义》，　罗贯中著，毛宗岗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第一版，上册1.40元，中册1.25元，下册1.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