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亏空与陷阱

　　乐钢先生在《真问题的背后》深入挖掘疏理，揭示出更深更大的“陷阱”：现代性大陷阱。欧洲殖民主义对海外原料市场进行资本开发的同时，就为现代性在起点上设置了“陷阱”。资本主义作为亏损型体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和不平等的资源再分配，不但把“帐”做平，而且还是“高效益”的。西方国家的现代性亏空通过“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把“陷阱”转嫁出去，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陷阱。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就成了先天性亏损型体系。
　　但是，这种亏损(“成本转移”)并不是让发展中国家全体人民平均负担，而是通过强权的内部不平等再分配让人民负担了亏空，权贵阶层依然是“高效益”的。由此，通过对现代性历史债务的追溯，乐钢先生把中国现代化陷阱的内在紧张消解淡化了：不平等起源于现代性的起点，现代化过程的不公正是由资本扩张过程的不公正“传染”转移形成的；由于公正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不是权力单方面的腐败，权贵们只是替“资本”出夫收租弥补亏损，像是现代性“东家”的“狗腿子”。
　　乐钢先生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起点与结果都不公平，原因是“市场对收入的分配从劳务向资本的严重倾斜，即‘资本贡献’对‘劳务贡献’的掠夺”。这与中国特色的不公正没有可比性，因为我们的社会资本至少在名义上是公有的，还没有出现代表“资本贡献”的阶层。中国特色的不公正表现为权力“贡献”对公共资源的掠夺，社会资产管理者的监守自盗、化公为私并不需要用市场的手段做掩护。我们目前的不公正不论多么粗暴多么不道德，同时也是“原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