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道”之“臆解”

　　在我们后生小子的眼里，徐梵澄先生是以印度哲学的翻译家知名。他译的《五十奥义书》、《瑜伽论》、《神圣人生论》等印度哲学典籍，词义古奥，文采斐然，多为学者所称道。今天读到他的《老子臆解》一书，方知徐先生治国学的功力，也已臻化境。
　　徐著虽然谦称“根据不丰，只名臆解”，但开宗明义，寥寥数语，已是正本清源：“道，本无可名言者，然不得不借名言以说道。此老子一书之所为作也。”又进而论之：“说万物之始，有道存焉，所谓‘先天地生’者。然此非创化论而是道论。”(《道经一·解》)徐先生以大家手笔，要言不烦，点出了《道德经》五千言的要义所在。道论者，论道也。中国哲学自先秦儒、道乃至禅宗、理学，莫不是体道、悟道、论道之言。欲舍道论而搜寻创化论、知识论、辩证法的蛛丝马迹，以期与西方哲学相抗衡，诚心固然可嘉，却难免买椟还珠之讥了。
　　既然论道，自然不免要释道。依笔者之见，从道论看：道体为能；道显为式；离道曰理；失道曰器。
　　如果撇开考据学上的争论不说，那末，《周易》可称为儒、道两家的总纲。《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句话，确立了“道”的形而上的地位。视“道”为形而上，就是说，“道”作为宇宙万有的本体不落言荃，无迹可寻。也就是老子所说、又为王弼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无”。但老子分明又说“道之为物，唯恍唯惚”。这里的“唯恍唯惚”之“物”，即是“道”所喻指的实体——“能”。作为“道”体的“能”，既无形无迹，不可名状，又弥漫无涯，生生不已。有见于此，老子才有“有、无之相生也”之说。对此，徐著释之日：“宇宙间实有‘力’在。分说之为阴、阳、刚、柔皆可。”(《道经六·解》)“道之为物”的“能”是本原性的力，并非某种外在的神力。从“道—能”这一结构看西方哲学，那末所谓“第一推动力”不过是“能”之自动而已；既非外力，也不可思议。所以西方从“第一推动力”引出上帝，道论却始终不崇神灵。(“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直到佛学东渐，自立禅宗，也是默证道体，拈花微笑，并不假借外力。
　　“能”之显现为“式”，从道论看，无非“一翕一辟”，(熊十力语)虽然称之为“式”，其实却是无数刹那刹那，生灭相续。语言的功用是指事称物，所以要依“式”而立名。但是“能”之弥漫，迁流不息；“式”即用显体，也是方生方灭。因此，相对于“道”而言，语言具有先天的局限性。马一浮先生所谓“剑去远矣，今方刻舟”，便是为此叹息。更有甚者，语言只求自我圆满，尽可虚设对象。所以，一旦语言系统成立，“道”已不复与我为一。老子所谆谆告诫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已是退而求其次了。
　　“道”既不可名言，所以中国向来倡导“不言之教”，有所谓默而察之，心领神会。实在说来，体“道”作为一种内省之学，未必比语言更易于领会。只是相形之下，前者乃是更本原性的存在方式。个体对“道”的体悟、感通，可从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中感悟冲融弥漫之“能”。“我”在世，所以总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故而在道论中，“内圣”和“天人合一”成为最高的哲人之境。
　　不过体“道”并非唯一的领会方式。也有从生灭相续的“式”中抉取一形，定而名之。然后逆形而推，便得出一个“理”字。依“理”成物，则有“器”生。这便是老子所说的“朴散则为器”的过程。“道”体为本，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理一式”无本，却有迹可循，理序俱在。由此或可见出东西方文化之殊途。
　　自笔者看，欲从道论出发来重建本体论，可能性不大，也无甚意义。况且“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已近强弩之末，愈见支离。以诗运思，可能是道论目前所能采取的较好形式。凤凰不死，道论或可在诗的神思中新生。
　　(《老子臆解》，徐梵澄著，中华书局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