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卖书者言

　　《金陵卖书记》，光绪二十八年(一九○二)出版，是清末一位出版家贩书的自白，内容很有趣，让我们看到了九十年前出版界一位同行的种种活动。
　　早在三十年代，阿英为了寻找这本《金陵卖书记》便费尽了心思，不知盼过多少时间。他同沪上旧书店的人们一向很熟，托了不少人去打听。有一次听到粹宝斋书店的主人说，记得进过这本书，不知压在什么角落里了。阿英岂肯放过这个机会，即与店主蹲在地上一本本地翻检起来。真是老天不负苦心人，翻到最底层，“历数小时，始得之于乱书堆中，其快慰之情，殆可见矣。”(见阿英：《海市集》)事隔半个世纪，此种淘书的乐趣已难再现，我们只能从前人的记载中去间接感受了。
　　有幸的是前几年我也得到了这本书，乃是别人赠予的，除了书友的情谊可感之外，虽然亦兴奋一时，却没有当年阿英先生那样可资谈助的消息了。一种是亲身体味挖掘和发现的快乐，一种是天外飞来，坐享其成，还是前者的经历更有意味。
　　本书的作者署名公奴，从字面理解好像颇具民主思想，当然这只是从形式上的妄断。作者原名夏清贻，字颂莱，号公奴。据《室名别号索引》一书的编者陈乃乾先生介绍，夏是清末上海开明书店的主持人，但其生卒年月及籍贯等均不详。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开明书店还印了他编撰的《英特战纪》一书。阿英先生说，李伯元在所著小说《文明小史》第二十四回，讲到一个到济南考场赶考的书商，一边卖书，一边也参加应试，是个“维新的豪杰”，事后作了一部《济南卖书记》。显然这个人物是在影射《金陵卖书记》的作者公奴。
　　光绪二十八年在南京举行的壬寅乡试，可谓规模空前，因为这一年是补行庚子、辛丑因政治动乱而中断了两年的乡试。应试者到了足有两万多人，这也是书商向知识分子推销书刊的好机会。据有关的史料记载，恰好这一年，光绪皇帝又正式提出了取消八股文的旧例，改为首场考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二场考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考试四书、五经义。考试内容的改革，势必要影响应试者要寻找流行的政治新书来参考。书商公奴大概得风气之先，提前作好了准备，特地从上海“担筐挚箧”地贩来大批应时新书，满足了应试者的急需，生意眼是不错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说清末也有较大规模的书市的话，那么一年一度的书市大体是设在乡试的考场以外，与乡试同时举行。南京考试后，下一年的乡试在开封举办，是时书商们又云集开封。开明书店的一位股东王维恭，也仿公奴的《金陵卖书记》，事后作了一部《汴梁卖书记》。
　　公奴的边应试、边卖书，堪称文人经商之一例。如果他只是个卖书的商人，或许就不会写出一部《金陵卖书记》了。他在序言中说：“岁七月，以长者命赴试金陵，非始愿也。”看来他并不重视功名，对于卖书似乎兴趣更为浓厚。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位注重社会效益的出版家。他认为各地拥来的应试者，等于集中了全国各地知识界的代表，借此售书，也是“传播文明种子”的大好机会。事后检验他销书的结果，足证他的预见不假。书市历时月余，售书三千余册，提倡维新的书最为畅销，如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加藤弘之的《物竞论》等都是人们争购的热门书。又“《明治政党小史》，尤见特色”，而且这些热门书都是“单行小帙，价廉易销”。总之，这次贩书活动，适应了读者要求维新的思想，反映了当时读书界的动向。
　　我因此联想到另外一件事，在金陵举办乡试和书市的这一年，鲁迅本来正在南京求学，但在开幕的前三个月，他已离开了金陵远赴日本留学。就在他东渡的前夕，从他当时读过的书目中便可找到《仁学》、《天演论》、《物竞论》这三本书，而且他还特别留下来送给了二弟周作人。这种巧合，证明了公奴的调查是有根据的，印证了当时有为青年们的读书风气。公奴所进行的读者调查相当精细，如说购书读者的年龄在四、五十岁以上的仅有数人，绝大部分还是青年读者，因此他不无兴奋地写道：“可知文明之运命，端在青年，而文化之将开，确可预卜也。”这位开明书店的老板不愧一位开明人士。当然，他的书店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的同名书店并无联系。据记载，至少到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这家书店还在印书，何时关闭则不详。在本书问世以前，我们还很少能看到古代书贾从书刊发行的角度来撰写的专书，公奴却别开生面地研究了书籍在流通领域里的得失，探讨贩书的经验，研究读者的心理和书籍市场的信息，实为我国近代中国出版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史料。
　　作者既是参加乡试的一员，他身历其境，现身说法，在本书下卷生动地描述了赶考士子的种种表现，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人们在考场内外亦悲亦喜的窘态和丑相。正因为作者具有抵触科举制度的思想，因此《金陵卖书记》也是一部关于清代科场见闻的真实记录，暴露和讽刺了科举的黑暗和一切陋习。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金陵乡试绝不是什么发掘人才的盛举，而是“江南奴隶之制造厂”！我很奇怪商衍鎏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收录的清代科场掌故轶闻不少，何以漏掉了壬寅金陵考场的史料，也许商先生当年不曾发现这本《金陵卖书记》，或者忽略了本书下卷的内容是与考场生活有关的。
　　从发售书刊的角度，书中还列有售书总账和有关表格，分类颇细，如每个部类共销书若干册，都记录得清清楚楚。销数最多的书是历史类，包括传记书。作者又分析其原因有两个：“一史皆事实，故译笔皆畅达，便于省览。二此次科场兼问各国政事，故不得不略求其端绪。”这里说的历史书，当指各国近代历史及有关的政治书籍。
　　这位贩书者还善于倾听读者意见，及时反馈给写书和译书的人，并向出版家们提出各种建议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如说读者对书名只列人名者还不太习惯，认为应在《李鸿章》、《康有为》书名后加一“传”字。同时指出译书者应注意：“人地名勿歧出”，“和文名词勿多用”，“附图须精善”等等。看来这些话讲得都很在行。
　　作者结合书市的现状预卜了市场的前景，如说：“宪法诸书虽亦浅近，但专门学之名目已嫌太多，每有购其书而不能读者。”又说：“外交之书种类太少，果有善本，定可畅行，盖最为内地所欲知者也。”“生理学诸书，以婚姻卫生学最畅销。”这位贩书者观察顾客也相当用心，他描述那些来买男女生理卫生书的读者十分传神：“一见其图，喜跃不自已，然惟恐人见之也，故来购必以暮夜，避师友，屏群众，伺人少时以只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我不知道今天书店里的从业人员，有无如此细心地观察过读者的购书心理！
　　公奴也批评了当时不健康的读者购书心理，如只重形式而不问内容者：“第一先择版式，洋装大字，朗若列眉，则书之善否不暇问矣。”又讽刺出版者为了营利而猎奇书名，他故意说：“予将著《无师自通外国史》及《西政不求人》，获利必不赀矣。”单纯从经济效益出发，古人今人在贩书时犯的是同样的毛病，想来也好笑。
　　《金陵卖书记》的最后部分是上海开明书店发售书刊的目录，或称“书刊广告特辑”。这当然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的第一手资料。全目共收书三百余种，尤为可贵的是每本书都附有定价。在文艺书中，当然少不了正在流行的林纾译作，如《茶花女遗事》等。当时开明书店提出的经营口号是：“广开风气，输布文明。”
　　下一年，即一九○三年在开封举办的乡试规模要小多了，应试者只有五、六千人。开明书店又带去书刊二百余种，并《金陵卖书记》一百余册。原来这部《金陵卖书记》为非卖品，是免费赠送读者的宣传品。书一摆出，立时被应试的士子们一抢而空。这些情况在王维恭写的《汴梁卖书记》中略有记载，这又为关心古代书刊发行宣传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实物。
　　我至今没有找到《汴梁卖书记》的原版本，只从张静庐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读到了部分内容。不过后者无论从见识和文采来说，都远远比不上《金陵卖书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