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

　　燕郊先生是“七月”诗人之一。他的主要成就，基本上是在早年和晚年取得的，即三十年代末及整个四十年代，然后是晚近的二十年间。介于其间的一大段时光，则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到的最为酷烈的精神炼狱所填满(就个人独自所能承受的伤害程度而言，我觉得，无论是紧随其后的“反右”，还是十年后的“文革”浩劫，都似乎无法与一九五五年的“胡风冤案”相匹俦)。此际，来自历史、时代、政治的种种强势权力基本上中止了他通常意义上的写作和发表。这对一个以诗安身立命的人来说，伤痛之情自然是难以言表。但是，就是置身在这样一段严酷的厄境里，一种隐性的写作也从未在诗人的心底里终止过，它以一遍遍默写的方式，于悄然无声之中，消解着强势的拒斥所一手公开制造的写作空白。
　　现在，这些文字就第一次编选在一本散文诗集里了。
　　也许单纯着眼于诗的角度(散文诗本质上属于诗)，这些文字中有些并不算好，甚至还相当粗糙。但就是这些茅茨不修的文字，却将知识分子所蒙受过的羞辱和苦难，他们为“宏大”时代的轰然喧嚣所遮蔽的人格信念的坚持和选择，或诸如此类的生命印迹，以最为原始的方式存留了下来。
　　作者给他的这本书取名为“夜行人”。在我看来，这不仅意味着通常意义上的对一本书的命名，而且还涉及到对散文诗这一文体本应承载的精神重量的清理和确认。我想说，这一命名的背后，隐潜着一种对原初的、久已湮没，或受到了侵蚀的意义库藏作出重新开掘的努力。而这一意义库藏的湮没和流失，已经或正在危及甚至断送着散文诗的命运。
　　我不清楚世界文学意义上的散文诗的源头，最终可以追溯到何时何地，但说到中国现代散文诗的源头，则当属鲁迅的《野草》无疑。不妨援引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尼采《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夏目漱石《梦十夜》(它们均与《野草》存在着程度不一的文本渊源关系)以及兰波《地狱一季》作个参照。尽管在语境压力、思想旨趣和情绪强度上，它们可能显得不尽一致，甚至会大有出入，但毕竟又彼此共享着一种类近的精神气质，即一意孤行(以一己之勇)地透过存在的某些裂隙，直接逼视和窥得人性真实处境的勇气和胆力。正是这一点，使得它们彼此拥有了一份互文的性质，一份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的关涉。
　　还不妨把话说得严重些。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开列出一千种如鱼得水、左右逢源、轻松如也的文体，但散文诗一定在这份名单之外。因为它是一种需要你出示存在的勇气，去抒写很不轻松、甚至相当残酷的内心洞见的文体。它有一种排他性很强的美质，一种不免显得酷烈灼人的语境迫力。它所倾心关注的，主要是下述的这类情景：放弃一切精神避难所的诘难和灵魂的自我拷问，精神因高度邃密所导致的紧张和错乱，以及，面对存在的巨大压力，生命所作出的种种极限性的沉思和反应。
　　基于这样的一种通识，我们便会惊讶地发现，眼下，在我们这里，几乎随处都能撞见的，那些风花雪月、小树小草、弱不经风、辁才小慧的“散文诗”，那些一本正经，想从花里觅道、砂中见出须弥的文字，这些与抉心自食式的惨烈毫不相干的“散文诗”，已经与它真正的源头之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偏离，简直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对于那场炼狱以及它在知识分子精神心理中所留下的影响，也许迄今为止，一切理智的评论还显得相当的羸弱无力。但是，这个集子表明，至少当事人更有勇气正视它，更有资格用自己的方式来谈论这段历史。这种文本的抒写，既需要抒写者拥有与来自社会的种种喜欢避危趋安的世俗伦常相抗衡的道德力量，并且还得准备承受住旧事重提、重新掀动这段往日的情绪记忆之际，势所难免的心理乃至生理肉体上的阵阵搅痛，因而格外需要“抉心自食”式的“存在的勇气”在场。
　　尤其是，《夜行人》中的不少文本，直接草成于事发的当时，是凭着抒写者一遍遍执拗的默写，得以幸存下来的断简残篇。如果说，在时光沙漠的掩埋中，历史往往已变得难辨真伪，那么这些文字，便天然地对时光沙漠构成了有力的抵御，它们在向世人出示其弥可珍贵的见证价值的同时，也向人们出示了抒写人对自己生命体验的忠贞、自信和坚持。
　　由于对过去的那段历史有过惊心动魄的体验，对世道的变与不变，对人性的恒常与反复，较之后来者或常人，自然就思考得深些，看得透些。历史和人性的苍茫与荒芜，便在这些奇异的文本中浑然现出，一些僵硬的历史符号，就此被一一激活，重新有了生命的质感。
　　从写作的时间来看，收在本书第九辑里的，都是些最为晚近的篇目，但说来意味深长，整个书中，我最先读到的，恰恰就是它们。
　　大概是去年天气开始转凉的那个时节吧，当我最初读到燕郊先生寄示的《归宿》、《圆》、《魂靶》、《蜕皮》、《说文解字》……，犹如半夜从梦魇中醒来，心头不由得一阵阵发紧：
　　我的心抽紧，想着巴努什不再发笑的日子。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这些弥散着阴惨狂想气氛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关于人性忍受能力的一个个原始寓言。在这里，忠诚/背叛，光明/黑暗，真实/想像，信仰/亵渎，善/恶，可笑的事情/可怕的事情……，全都混杂在一起，各种反论相互媾合，并在一种寓言化了的语境中被推向了极端。明显地让人感到诗人在竭力拒绝某些东西的背后，有着一种深入骨髓的隐痛，这隐痛噬咬着他、激怒着他，使得他有时像位悲苦无诉的斗士，有时像远贬在地狱边缘的撒旦，忍不住发出冷嘲的笑声。混沌无序的底部，蹲伏着一双始终痛苦的眼睛，以致文本的每一个角落，都游荡着挥之不去而又难以释放的抑郁。
　　《蜕皮》有着典型的卡夫卡式的阴湿、怯懦和谦卑。那个被遗弃于尘埃者，由绝望而生出的自轻自贱，以及如此小心惶恐地规避着根本无法捉摸却又随时可能到来的厄难，以及对自己从卑贱的处境中所习得的一整套卑贱的生存技能而暗自得意的情景，以及始终无法摆脱的焦虑，在在暗寓着人性荒芜、倾圮和堕落得令人揪心的情形。
　　第一次读《鹫巢》时，我落下了眼泪，那一种不胜“故交零落”之感，是忧患余生的结晶。虽然基调雄浑达观，但不知怎的，读来反觉得苍凉和沉痛。“尽管睡眼惺忪，荒鹫仍是荒鹫”，“只等一声令下，它就会忘记控制自己/霍地一闪，奔袭它的猎物”。可这无边的关情，毕竟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呵。“老去的是时间”(陈敬容)，同时，也是人。荒鹫毕竟已经疲乏，有了心力交瘁的迹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世道的专横与任性，差不多已消蚀尽了他的筋力和健康。因而你越是坚持说，这“巡天者”如何丝毫不坠昔日飞扬蹈厉之志，我的心头就越是感觉到了欲言又止的大哀痛。这诗，可以说写出了一种消逝中的永恒，达到了美学中所说的悲壮的高度。
　　那么《归宿》呢。在自以为世代相传的正宗彩凤的眼里，凡属有美丽羽毛的，都被认为是必须消灭的异类。在用暗箭致使敌手坠人罗网的过程中，正宗彩凤空虚的心获得了补偿的快感。于是，异类“风光一时的双翼暗淡了，每一根最小的羽毛，都曾经有活泼的血液在透明的血管里奔流，如今却冷却了，衰草般粘附于污泥上，濒于腐烂”。但这些，还算不得是真正的哀痛。令人绝望的悲剧正从身后掩袭而来：被人遗忘的寂寞，是那么的难耐难捱，就此苟活于遗忘之中，又毕竟于心不甘，再加上有不允许被猎者就此沉沦下去的“机灵”在，诸事辐辏，遂为异类提供了一种“幻觉中的自我定位”：先设计出一套可以证明被猎的异类与胜利的猎者间有着牢固亲缘关系的论证方案，再确证得猎者的身份不仅不属于野雉族类，而是比彩凤还要彩凤的真正独一无二的彩凤，而他自己，虽不是彩凤的嫡系，至少也是近亲旁支。就在这种“求同存异”的幻觉中，异类“享受到被胜利者认同并和他们一起飞翔的快乐”。
　　这不能不使人再次联想到鲁迅小说曾经揭示过的怪圈：发觉吃人这宗罪案的狂人，不由得深深地陷入了严峻的自我谴责之中，因为他深知自己与食人的人就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无意间早已被一个食人的社会所同化，无论是否有意，属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食人者，因而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道德价值上居于优位的人。
　　历史及人心，虽有它进化的一面，但更有其沉重得让人窒息的重复循环一面。正是这种进化与循环、希望与绝望、善与恶的互为倚伏联体并生，这种曾由章太炎先生最先发现了的“俱分进化”现象，最终导致了鲁迅对早年自己所钟爱的一味乐观的“进化论”的放弃。
　　《归宿》里的绝望也许还不是鲁迅那样的“本体论”式的绝望，但背后的感叹，却同样是深重的。人类的愚蠢，是怎样毁灭了世界上许多美好的东西！真正可怕的，也许还不是那些看似无坚不摧的来自外部的强势权力，而很可能是源于生存者自身内部的怯懦，他对人性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对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的放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如何揣摩出造物主的心思、以便逢凶化吉的生存技巧的看重。
　　真正的恶也许就在我们内部。
　　人本来是不可摧毁的，除非他自己放弃自己。
　　什么是历史的意义？仅仅只会表明自己是一场不适当的失误，这种取巧的做法，距离历史意义的真实揭示，究竟有多遥远？那种特别善于对某种过去作出合理化解释的努力，是否与一种总能对未来保持幻觉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些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仅仅知道人性善良的一面，这对于改变它的邪恶的一面是无济于事的。记住它罪孽深重的一面，并时刻为之感到羞辱，因为人类对“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自身之故，我们必得承担罪孽，执拗地、甚至不合时宜地发出“拒绝遗忘”的声音。
　　这些令人不快的近似夜枭的声音，正如弗洛姆所言，乃是一种“人的自我回想”，它使我们的良心有可能变得坚强，使我们有可能洞穿一切以神圣的命义践踏神圣的把戏，有可能以生命意志和理性辨析对之作出反诘和归谬，揭出其堂皇之下隐含的伪态，并进而有可能将所有的颓废之物挡在我们的身外。对我们说来，它们不仅不是必须弃若敝屣的负担，而且是一宗巨大的遗产，一种有可能转换为人性智慧的重要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紧紧攥住这种“人的自我回想”，以便它在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着的文明的加速度中，在那有着光滑愉悦的外壳、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喧器中，免遭无可挽回被消解的命运，这一切并非出于什么过于复杂的动机，而仅仅只是为了使我们过去岁月中经受过或滋孽过的下坠、失足和罪孽，不再有机会堆积在我们的心底，不再有机会将我们仅有的那点人性湮灭殆尽而已。
　　这些对风风雨雨构筑而成的苦难的文明史作出勾勒的文本，这些隐寓人性之恶、指涉政治之险的忧患笔触，虽不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但它们对人曾经有过的存在境遇的苍凉况味，对精神苦难的理解，以及如何使得苦难转化为人性智慧的资源，均有很深的体验和反省。其悬示来者以轨则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活下去，但是，要记住！
　　这些话题实在太沉重了。那么好吧，且让我们转过身去，找个轻松些的。谈谈《德彪西<月光>语译》。
　　八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燕郊先生曾从诗艺的近邻旁亲，如音、画、舞那里，汲取得不少灵慧之气，一气写下了《钢琴演奏》、《金山农民画》、《小泽征尔》、《东山魁夷》、《陈爱莲》、《听杨靖弹<霸王卸甲>》……。《德彪西<月光>语译》即属草于这一时期。这个集子仅收录了这么一篇。从这类文本中，可以看到的是一种对超乎象外的无名世界的兴趣。在美学观上，似不属于传统的言志一派，与忧患一脉保持有一定距离。心灵不再受尘世是非的纷扰，外界世事的阴影暂时被省略过去了，文本里只剩下了从最纯粹的秩序中衍生出来的雅润清丽之气，精神在无所羁束的腾挪中，充分享受到了自身的绝对与永恒。尤其是，对诸种艺术形态意兴淋漓的勾勒、比照，互为映发，无形中拆除了横亘其间的种种从质料到媒介的人为藩篱，表现出颖慧、多边的感觉对完美事物的全面开放。但在这个集子里，作者对之似乎并不怎么看重，态度相当的淡漠。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一次我在信中，对燕郊先生一九八○年前后的一组“农事诗”表示称许，我告诉他，里边的一无机心和纯澈见底，让我感动。他在复信中却正色道：从人文精神上说，它们与五四、与鲁迅是有出入的。
　　我想，要谈论燕郊先生晚近的写作，说什么也是无法绕过他的《混沌初开》的。这个文本占去了集子的三十多个页码。
　　诗中那个精神漫游者的处境，一如他的抒写者：偏居一隅，几乎一直远避着所有的中心，但与整个人类最优秀的精神(他称之为“光”)之间的对话，却在他心里从来没有中断过。
　　这里有一种包容量很大的人文景观。历史与文化的博杂意蕴，人性、天命、道德、人格，或诸如此类的棘手的文化命题，都在这里被一一涉及、激活和追问。溯本探源，从容自若，洋洋乎有旷世奇音之慨。
　　此作对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性及自我反思精神趋于萎缩的历史痛下针砭。将完整的人格及凌厉的自我反思力，与精神的强健和阔大维系在了一起。在诗的理性境界上别开一面，使诗境生出一种近时不多见的巍然大气，成为有关人的精神深度和宽度的一个文化隐喻。
　　在这颗灵魂的深处，似乎错综着现代文化人所有最深切的境遇：理与现实，形而上的灵光与形而下的实在，存有与虚无，此岸与彼岸，乃至智识与情趣，哲学与文学……，诸多矛盾之物交浃纠缠在一起，在他身上开始——呈示出特有的意义。
　　你可以从“我”行踪无定的延伸和迁移中，辨识出曾在鲁迅《野草》里晃动过的身影：那不断的疑，不断地舍，又不断地前行，始终在否定自身中寻找可靠的价值，即使因此而陷入新的困境之中也在所不辞。并由此开悟到存在哲学有关人的一个解释所寓含的深意：人，便是他所不是的。人性本质上是个未然的乌托邦概念，是对无限可能性的开放。你现在所“是”的，只是可能性的一部分，是对可能性的一个限定，是不完足；“不是”，你才有指望从有限性中站立起来。
　　岂止如此，你循着一次次直逼心灵底奥、使人无所躲避的追问，自会被引领着走近更为开阔的源头：庄子的御气而行，徘徊天界的屈原对尘世独具个性的怀疑和绝望，司马迁的孤愤与博大，李贽的峻激狂傲，直至王国维深不可测的忧郁，章太炎依自不依他式的矜奇立异，当然，还有但丁《神曲》，歌德《浮士德》……，都可从中一一隐约辨认出他们的精神影子。
　　太庞杂，太富有，也太矛盾了，有很高傲迂远的一面。太不谙俗世了，太不屑与俗世同光和尘了，但又太富于人情。玄机内藏。心灵深处，隐伏下一双透明犀利的慧眼，仿佛可以洞见历史和人性的黑洞，使人在阅读中获得洞悉己身的惊惧。
　　“察渊鱼者不祥”。能不惊惧吗？可是，旷达和博识中生出的鲜活的生命意志，我们读了，又惟有惊叹。
　　混沌初开，你将再次超越你自己。
　　一个轮回。生命好像又重新回到了它的起点：
　　清晰地我看到我生命的透明。
　　要在被打伤的但没有完全被打败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屹立。
　　(诗人写于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间的《生命》)
　　但又有谁说得清楚，完成这么一个轮回，需要诗人作出多大的承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不，有这些文本在，“当时”，并不“惘然”。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日
　　(《夜行人》，彭燕郊著，山东友谊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