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三部书

　　在过去的一年里，接连读到了三部版本目录学著作。其实同样性质的出版物还有好几种，但就篇幅之巨大，特色的显著说来，却不能不以此三书为代表。它们是《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总目一卷。傅增湘撰。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华书局印行；《中国善本书提要》，王重民撰。一九八三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明代版刻综录》八卷，杜信孚纂辑，一九八三年五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线装八册一函。
　　三部书都是作者多年经营的成果，体例不完全一致，大体上则表现了几十年来版本目录学继承、发展、创新的轨迹，方法上的趋向细密分工，内容的力求完美丰富，各有其优点特色与局限性。它们为读者带来了不少方便，为这一研究门类闯出了新路子，为将来更完善的大型著作奠定了基础。这都是非常可喜的。说明读书出版界日益重视基础研究的建设，认识到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性，这一切都反映了良好的学风的逐步形成。
　　想在一篇短文中对这三部大书进行评论介绍不是容易的事。在进行评论时，又必须先要确定一种标准，这也很难说一定是恰当的。关于这一类著作理想的内容与形式，我过去曾简单的发表过一点不成熟的意见。那就是在尽可能收罗完备的基础上，根据实物考察(目验)的结果详尽地纪录每一书的雕版时代，版式行格，序跋牌记，雕手风格，写刻姓名，纸墨刷印，藏书印记，流传始末，作者事迹，内容提要，著作特色，优点缺误……。这只是一种理想，目前还没有一种著作可以达到这要求。大致说来，一方面是希望通过纪录，能大体认识原书的面貌，这是版本目录家的工作，除了要具备必要的鉴定力，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机械性的事务。另一方面则要求对原书有通盘的理解，并能在这基础上进行有份量的评价，这就很不容易了。这并不是一两位学者可以负担得起来的重任，只有发动集体的力量才能完成。在旧有的著作中，如果说《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大体上担负起了前半部分的任务，剩下的工作就只有由《四库总目提要》这部钦定大书来担承了。今天比较理想的目录提要著作，其实就是这两类著作的合并与进一步充实与提高。
　　《四库总目提要》也是一种集体创作，尽可能集中了当时第一流的专家，通力合作完成的。因此它至今还享有一定的学术威望。当然缺点也是免不了的，首先是那种钦定的标准，这在今天已没有价值，全书都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完成，因此就带来了先天严重的缺陷；其次在技术上也有很多失误，余嘉锡先生撰有《辨证》三巨册，可见缺失之多。尤为触目的是编者随手摘出原书的某些优点或失误，随即下断语，加以肯定或责备它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也许篇幅所限不能不如此，但也不免过于简单化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是明显的。特别在责任编辑并非合格对路专家时毛病尤为严重。
　　记录古书的白口黑口，几行几字哪一套程式，据说是缪荃孙发明的。有很多人讨厌并贬低这方法，认为是低级的无价值的。我却觉得并不如此。在目录学发展史上，这其实倒是一种进步，为明清以来书目所未有，多少在科学性上有所前进，虽然还极不完备。过去买买旧书的人，大抵都会感到这方法的便利，因为这是决定版本异同的一种起码依据。今天我们只有要求记录更加细密而准确，决无采取取消主义的理由。
　　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陈垣的《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要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版本解题著作，也是前无古人之作。它所著录的每一种书，大体上都讨论了作者略历、体制特色、内容得失、版本异同、流行利用、纠谬辩诬等方面。在初学者是入门书，在专门学者则是精湛的学术论文。没有一句空话，每一条意见都是长久推敲研究的结果，是前人所未看到的新问题，因此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不过陈先生不记书版行格，所作评价也只着眼于史实与技术性方面。继承了师说并开辟了新园地的是柴德赓的《史籍举要》。这也是一本功力甚深的深入浅出的书，对初学者或研究家都是饶有兴味使人获益的著作。柴先生此书大体上遵循了陈著《概论》的体例，却有意识地在评论方面增加了新的内容。多引旧说而以新的研究加以折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著作的可读性在此，但这些地方也只是一家之言并非公认的定论。这也是提要性著作的难点之一。但这不应该成为阻碍前进的理由。
　　前面提到的三种著作，傅、杜二家都只是着重于前半部分的著录功夫，王重民书则用力于辨析板刻源流，版本异同，并多所探讨。有许多条目几乎都可看作单篇的小论文。这是一种明显特色。可惜的是这是一部未经作者自己定稿的未完之书，有许多意见还未经写完，限于客观条件，不少问题还是存疑的，这当然还是一种严谨态度。凡所著录，记录特详，大体上可以借此得知原书面貌。全书最可注意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中国善本书的著录，共有一千六百余种。这都是抗日战争前从国内搜去的善本书，是留在海外的一个重要书藏，过去只从重民先生的零篇著作中得知鳞爪的，现在可以窥其全豹了。
　　王书著录的善本另外两个重要的来源是，一、抗战中北京图书馆秘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远东部的二千七百二十余种书；二、一九四七年后重民先生在北大图书馆阅读的六百种明代刻本。这就说明了王书资料来源的局限性，也是使读者感到可惜的。这样，原书称为《中国善本书提要》就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缺漏颇多。即以北大图书馆所藏而论，反映的也远非全貌。今天国藏的许多重要善本，更是付之缺如。因此，这书只能作为案头读物，也即个人专著，而非有更多检阅价值的参考书。为了特定目的去检索时，往往得不到满足。自然这不是作者的责任，他已经用艰苦卓绝的工作，作出了优异的贡献。
　　王书后面所附几种索引，如“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都是书目中出现的新颖品类，不但反映了原作著录的详密，更说明编辑此书的刘修业同志的特识。杜信孚《综录》所采用的体例就与此暗合。全书一巨册，近二百万字，校对精审，更是难得。
　　以《经眼录》为题的目录学书，过去曾有过不只一种，如莫友芝就有过一种《宋元旧本经眼录》，但和傅先生这一部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贫薄得多了。傅沅叔是藏书家，又是一位有心人，只要他见过的书，不论是否买下，都要做记录，积数十年的辛苦，乃有此长编。全书著录善本约四千五百种，还没有来得及手自削定就逝世了。原稿经乱也少有散佚，经裔孙熹年整理，得以现在的面目与读者相见，实非容易。这是一部继承了过去传统的著作，缺点是随手记录，详略互异；且鉴定眼光较旧，通俗书及大众文学如戏曲小说、板画都屏而不录，眼光比缪荃孙还要旧些；集部所收也不够丰富，明人集所录就更少，清集更是寥寥可数，且只重视钞本稿本。地志所收也不多。凡此都表现了老辈收藏家的局限性。但传统的善本，则见必收录，确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参考书。凡有著录，都曾经目验，没有捕风捉影之谈。因此可信性高。我曾见过录中所记的一些书，都是信而有征的。《贩书偶记》也是一部“经眼录”，但因是经营书肆者的记录，又以近刻为大宗，所记诸书多已无可踪迹。但藏园此书所记却能大半知其下落，相比之下，就更切合今存善本书的实际。“整理说明”说，此书“是了解近代所存善本概貌和流传、佚存情况的重要史料”，并不夸张。
　　商务印书馆同年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印出，所收都是两人讨论古籍的往来书札，内容相当完整，如与此《经眼录》对读，就无异是《尺牍》一书的详尽脚注。《藏园群书题记》所记，当然更为详瞻，此外这种书林掌故还所在多有，如《艺风堂友朋书札》中所收吴昌绶等人信札，也是此书对比研究的好材料。
　　读了这些书面材料后不能不引起一种感想，应该由国家机构组织人力编制一份善本书档案，这实在是一项应该抓紧进行的工作。以国内公藏为主，加上现存台湾与流失域外的善本，通过调查研究，作成一本总帐，以便摸清家底。这并非不急之务，现在还有相当的条件，完全可以作得。像书法、绘画、铜器……一样，都需要有一本细密的总帐，这是大有用处的。如能将流传端绪理得清楚，那将是一部比《书林清话》不知道丰富多少倍的书话。
　　《明代版刻综录》是杜信孚先生在图书馆工作三十年的研究积累。所录只是有明一代的刻本，通得八千余种，也是功力深厚之作。此书的特点是用刊书人及书肆堂名……为纲，书籍名目……条列于后。这方法过去还没有人使用过，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例如十竹斋条，所收胡正言家所刻书有二十四种，其中罕见著录的就有近十种，可见作者收罗之富。但也还不能说就已没有失落，如胡正言的《印存》四卷，顺治中“蒂古堂”刻，就不见著录，其实这也是胡氏家刻，只是换了个堂名而已。此外如金陵书肆世德堂、富春堂、文林阁诸家刻书，收罗也是较多的。只是诸书或记行格，或不记；出处也多缺而不书；所标各书出处，有其书现仍存在的，也有仅存一目，非必实有其书的。因此作者著录，大抵并非全凭目验，这就不能不影响其可信赖性，应该说是一个缺陷。如可以引用《清代禁书知见录》，自然也能引用高儒的《百川书志》了，那正是一部专记明代刻书的专著。而这两部书又同样是镜花水月似的东西，实用价值是不高的。
　　用刊书人为线索，也自有不易说通之处。如“九江郡斋”、“大隆福寺”、“山西省”……实在过于宽泛，不能恰合原来的用意了。
　　明人特喜用厅堂斋馆字样，要确定归属也不是容易的事。如《嘉靖大政类编》一书，原书扉叶题茅衙藏板、曼山馆发兑字样，此书失记；但“曼山馆”条注“见徐象云条”，当是同名异属。又《咏怀堂诗集》入毛昇条，不知何据？此书原刻扉叶题毛恒所刊，这是金陵书肆，即刊《石巢传奇》者。《曲律》入毛以燧名下，后又入“方诸馆”，则是一书重出。《钓台集》凡四见，其实这只是同一部书，原板置桐庐官廨，凡来作县官的都添刻姓氏，刷印送人，所以常被误为数本。净芳亭本白文杜诗，确是许宗鲁刻，应入许氏名下。《六朝声偶集》卷末题“长水书院刻”，书耳又题“华亭徐氏文房”，这里就分作两处著录，一书似有两刻了。收“大统历”而不收“登科录”，也不知道用意所在，其实这两类书在天一阁和各地图书馆中还藏有不少。祁理孙所刻书，不只彪佳行述一种，北京图书馆所收山阴祁氏书，尚有理孙所刻他种。《弁而钗》刻本已在明末，不知是否尚有万历刻？这是牵涉到晚明风俗史与小说史的问题了。两种《花庵词选》都有万历龙丘舒氏刻书牌记，这里只著录一种，是未见“唐宋诸贤”十卷也。
　　这部《综录》用铅字排印，毛边纸线装。印得相当精美，可惜的是校对不精，时有误字。前附书影数叶，选取不严，多非精本。但读起来倒实在获得了不少趣味，随手记所见于书眉，现在选录的几条，都是取实物查对的结果。聊供作者的参考。
　　说读书目觉得有趣，恐怕很少有人相信了。但这却是实在的。弄旧书的人总是要查书目，包括题跋记，笔记等在内，一起可能有近百种，还不算传抄秘本在内。读书目的主要是增加知识，这样买起书来可以有选择去取，也不会上当。现在是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可是习惯不易改，看到没有见过的书目还是喜欢翻翻，翻过以后也总是有所得，因而觉得高兴。去年出版的《明清稀见史籍叙录》(武新立撰)也是一本有趣的书。全书收入书一百三十七种，大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虽然所收有集部和讲本草、烟草等各种不同门类的书，称之为“史籍”少觉宽泛，但广义地看也可以说都是一种历史素材。作者的写法也有创新，多介绍原书内容并摘录部分材料，这就与过去的提要书有所不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以来各地大小图书馆，包括学校、研究机关……的图书资料室，都争先恐后地收购古书，有的书与专业毫无关涉，也以到手为快，以便用去分内的××费。尤以年关将近时书市最为兴旺。有的采购员到了书店，用手一指说道，“这面墙我全要”，店员于是就加紧算帐、打包、收款、发奖金。一切都爽快得很。面对这种书林豪客，人们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书荒是日益严重了，这种现象虽非主要原因也无疑起了作用。有些卖到边远省份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书，就如明妃远嫁，少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该抓紧调查全国大小机构的藏书，必要时采取调拨、调剂的方法。如有更多的人立志读书，将本单位所藏陆续写成“叙录”，用以传播信息，使书籍发挥更大的作用，那就更是功德无量的胜业了。
　　一九八四·九·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