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儒学古今谈

　　这几年，有一股“儒学热”在兴起，起先是悄悄地，随着是声势规模愈来愈大了。儒学在近代受到一些挫折。“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使得儒学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但是，“打倒孔家店”只是打掉了笼罩在儒学表面的圣像，并没有消除它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与生活中的深层影响。十年“文革”，批孔批到赶尽杀绝地步，使儒学几无藏身之地，但所谓批判不过挟权势以唬人，触及不到儒学的根本；相反，“文革”所尽力推行的“表忠心”、“万寿无疆”等一套，正好是儒家“三纲”中的“忠君”一纲，且变本加厉，有过之无不及。一个已被打翻在地的儒家学说和主张，却通过宣称彻底打倒它的“革命”来实现，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嘲讽，但从一个负面证明了儒学无所不在的生命力，其影响之广而深，直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请问什么是儒学？这个问题可有多种答案，有的也许说得很深奥。我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最简单的答案：儒学是一门哲学，孔子、孟子是哲学家。但是，哲学有许多流派，许多门类，儒学归入哪一派、哪一类呢？儒学不同于一般的哲学。一般的哲学以思辨为能事。儒学虽然也有思辨的成份，但着重研究的是统治者同被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同统治者的关系(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但出发点则不同，儒学偏重于前者)。西方哲学史把研究民众或个人同政府、政权关系的哲学，称为政治哲学，把研究这门哲学的学者称为政治哲学家。例如英国民主思想的先驱霍布斯、洛克、休谟、边沁等哲学家，都称为政治哲学家。西方哲学突出政治哲学这个概念，能较好地区别一般哲学与政治哲学的不同，我以为这也适合于儒学和儒家学者。所以，准确一点说，儒学是一门政治哲学，孔子、孟子是政治哲学家。
　　但是，长期以来，历代的一些学者，包括儒家学者在内，往往把儒学当成一般的思辨哲学来看待。政治哲学这个概念和名称，固然是近代的产物，但是政治哲学的特性，则是与政治哲学的产生而同时俱来的。有些学者对这点混淆不清，便对儒学提出了不恰当的批评或要求。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便是柳宗元对韩愈论点的批评。
　　韩愈写了阐述儒家政治哲学观点的论文《原道》。儒家的政治哲学，在韩愈之前，可说是分散的、零乱的，作为一个体系完整地、明确地提出来，《原道》是第一篇。柳宗元认为，韩愈所主张的排斥佛、老，特别是排斥佛教，不是儒家的观点。他的理由是：一、佛教的道有合于儒家的道的地方；二、因此不能因佛教是外来的(所谓“夷”)而予以排斥；三、佛教徒不事生产，吃闲饭，这仅是外形，佛教尚有内美，内美胜过外形。所以他的结论是，韩愈求名去实，只看表面，不懂佛教的真义，就像人们知有石而不知石中蕴藏有美玉一样。柳宗元的看法，后来在宋朝，得到了苏辙的响应。苏辙不算哲学家，但他对韩愈的批评，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儒家学者的意见。苏辙还比柳宗元进一步，直截了当说韩愈不懂哲学(“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又说他把佛、老与杨子、墨子同等看待，更是不懂儒家的道。赞同柳宗元(也包括苏辙)意见的学者，后代很多。
　　抨击佛、老，特别是抨击佛教，不过是韩愈所写《原道》中的论点之一；但因为这个论点，涉及到了思辨哲学，而佛教，如众所知，它的教义是最富于思辨色彩的一门哲学，《原道》对此一字不提，只提它有关世俗方面的不事生产、蔑弃纲常，自然引起深受佛教思辨哲学影响的学者的不满与责难。但是，造成这些不满与责难的原因，不是由于韩愈的学问不如他们，也不是韩愈不懂佛学(即不懂哲学)，而是提出不满与责难的这些学者没有弄清儒家的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思辨哲学，因而用思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儒家的政治哲学，就觉得韩愈的论点格格不入，《原道》所论述的道失之于浅了。他们完全不了解，儒家的政治哲学不需要进行这方面的思辨游戏。所以针对韩愈的批评，尽管批评者也是被称为儒家的学者，实是南辕而北辙，偏离了儒学之道，而韩愈所要捍卫的，正就是这个道。
　　《原道》为儒学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于它以最精炼的文字、最简短的篇幅和最明确的方式，表述了孔子、孟子所论述的儒家学说的意义。其意义有如下三项：
　　第一项，以仁义为核心的民本主义。《原道》用四句话概括了这个内容：“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爱人，或者说爱于人，以爱予人，均可。博爱，即泛爱，凡人皆应爱，不分贵贱。义，实行、实践。仁是目标，目标必须通过实行、实践方能达到。道即是仁与义的合成。在儒家看来，道不是什么虚无飘渺的东西。道就是道理或道路，道理是指导人们思想的，道路是指导人们行走的。仁义的道理，仁义的道路，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表示修养，而且是完成了修养过程的修养。一个人以仁义作为从思想到行动的指南，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与本身浑成一体，而不是倚仗外力的强制，所以说“足乎已无待于外”。
　　第二项，以纲常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原道》以君、臣、民三者的关系，说明社会的组织与分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个组织与分工的原则，即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君是出令的，臣是行令的，民是执行命令从事工农生产并流通货物的。如果失职怎么办？《原道》指出，君失职就做不成君，臣失职就做不成臣，民失职“则诛”。诛是杀头，也可作责罚解，总之是很重的刑罚。国家社会的这种组织与分工，同样也适用于宗族家庭。三纲五常既是国家社会的构成原则，也是宗族家庭的构成原则。这种和睦共处的国家组织，就是儒家理想的安居乐业社会。在这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必须共同遵守严格规定的等级制度，不容许逾越失职。
　　第三项，以排他为手段的一尊思想。排斥异端，定于一尊，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孔子严夷夏之防、尊王攘夷，孟子拒杨、墨，凡与儒家思想不合的，一概视为异端邪说。汉武帝出于统治者需要，采取董仲舒建议，独尊儒家，儒家思想倚仗政治势力，成为统治思想。佛、老特别是佛教思想的兴起，威胁侵犯了儒学的一尊地位，也打乱了封建社会的组织构成，《原道》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士农工商之外，又增加了佛徒和道徒)；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佛、道要同儒家平起平坐)。”这是不能容忍的，《原道》为此要求回到儒家的理想社会：“人其人(人即民，避唐太宗讳)，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它要勒令僧徒还俗，烧掉佛经，平掉寺庙，对这些人进行儒家教育，这是极为激烈的主张。韩愈在这里显然是向统治者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采用行政手段来恢复和维护儒学的统治地位。
　　《原道》不仅清楚无误地阐述了构成儒学的三项基本原则，而且还揭开了儒学的一个秘密：儒学是统治术。孔子所以成为“帝王师”，所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统治者象征的“天地君亲师”之一而被尊为“万世师表”，其秘密也就在这里。《原道》的三项原则，都是为统治者设计的。第一项，民本主义。一切以民为本。没有民的拥护，统治者就无法维持统治，所以要行仁政。但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主义，民本与民主是根本不同的两个范畴。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孟子倡“民为贵，君为轻”。这都是民本思想，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持君主的统治。第二项，等级制度。君臣民三者，其人员的组成可以上下变更，但等级都是永恒的，君永远是统治者，民永远是被统治者。《原道》将等级制度描绘成各个等级共同承认、共同遵守的社会分工，这是它的巧妙之处。第三项，一尊思想，理论上的一尊，表示不容许异端的存在，保证儒学占据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则是保证统治者的绝对统治地位。
　　由此可见，《原道》是一篇很重要的著作，我们要想了解儒学的真谛，探索儒学的奥秘，必读《原道》。但是，由于韩愈文章做得好，他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的第一家)的名声超过了哲学家的名声，因而对他在儒家政治哲学上的建树，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原道》也因此只被当作一篇有名的“古文”来阅读了。
　　儒学曾被称为儒教。儒释道，三教并立，或三教同源，儒也是一教。这是道教徒首先造出来的，为的是抬高道教自己的地位。近代也有人沿袭这一称呼。但是，儒学不是宗教。儒学没有任何规定的宗教仪式，它不信天命，不信鬼神，不修来生。它致力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世俗事务，儒学从形式到内含都不存在宗教的质素，不能称之为儒教。但是，儒学的影响和作用，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在封建社会，它是统治的思想，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在今天，它仍渗润在人们的思想深处，通过各种形式，起着支配的作用，有的且见之于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虽然不是宗教，却具有宗教的作用，因此也可称为儒教，虽然并无贬义。
　　今天，儒学披上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这两件绚烂的外衣，迷惑着人们的思想和公众的舆论。在一些文学作品和电视片、影片中，宣扬三从四德、忍辱负重或忠孝节义，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都是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却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还给它加上一系列善良、正义等等美称。现在看来，如何从思想上、行动上摆脱儒学的束缚，还需要走一段漫长而艰巨的路途。但愿不要永远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