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洗盏更酌　匡谬纠偏

　　老作家柯灵年逾八十，雄风不减，腕底生风，煮字烹文，新作迭出。《文心雕虫》，一九九○年六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顾名思义，旨在漫游文苑，掇拾艺林。四十三篇文字，以序跋、演讲居多。按说，这类应酬文章很难道出深意，但柯灵终究是柯灵，他识小知大，寄意遥深；道常人所未尝道，时发警策之语。不说篇篇如玑似玉，也颇足赏心。
　　衰老乃天道自然，不可逆转，作家亦难幸免。有的人神与身俱衰，不幸堕入偏执、僵化一途，抱残守缺，摇唇鼓舌，充当起卫道者的角色；有的人却生命之树常青，爱和憎仍在血管里沸腾。由于“经历了几十年的陵谷变迁，看够了无量数的鱼龙曼衍”，到老来，对世道人心愈加洞明。柯灵无疑属于后者。翻翻这册《文心雕虫》，柯灵先生是在有意识地做着“洗盏更酌”、匡谬纠偏的工作。他为郁达夫的“战士献身、功垂后世，未获正视，反而累及家族颠沛流离”的坎坷身世而辛酸满腹。认为，“要理解人的真价值，不能只看外表，正面观察，反面分析，侧面印证，都不可少，还得触类旁通，联系上下周遭，大节嶙嶙，小节出入。”由此引发了对长期以来盛行于文坛的滥加“局限性”一类评骘的流弊的再思考。指出，用当代人的感觉、观点、认识来要求五四时代的作品，不是科学的方法(《不废江河万古流》)。早在一九八四年，柯灵先生就以一篇《遥寄张爱玲》的长文，对几十年来颇遭非议的女作家张爱玲的文学地位进行了客观、公允的分析。的确，“任何事物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柯灵的令人信服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从概念出发，演绎推理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而是把张爱玲现象置于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文学氛围中去考察。唯此，才能悟出张爱玲文学生涯的辉煌鼎盛时期为何命中注定只有两年，而且是“过了这村，没有那店”。柯灵本人在抗战八年中所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但他却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不同意“除此以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认为“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所以，张爱玲，乃至更多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柯灵相信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行文至此，该是皆大欢喜，理当结束，但柯灵却笔锋一转，出人意表地对张爱玲旨在暴露“铁幕”后面的黑暗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虚假进行了批评，指出：“新社会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观点，新旧中华之间，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表现出对历史负责的严肃认真的精神。柯灵在为姜德明《相思一片》所作的序文中说过：“拂拭尘垢，还以皎洁，为已逝者安魂，使健在者慰情。知人论世，温柔敦厚而不乖原则，不失公平，”何尝不是“夫子自道”？
　　“作诗无今古，欲造平淡难”。柯灵的笔墨，更多的给了那些踏踏实实，默然用命的人。如“醇朴中蕴藏厚重，谦逊中包含冲和，而切实使他执着和坚强”的夏丏尊(《“欲造平淡难》)；如埋头编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不声不响地逝于遥远的异乡，“人们也不觉得世界上少了点什么”的徐调孚(《开明风格》)；如“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胡愈之(《悼念胡愈之先生》)，都让人肃然起敬。而西禾的遭际，却给人以更多的苦涩之感。他的由“锦心绣口，谈风很健”一变而为“游移退缩”、“忧虑重重”，实在是“悲剧与喜剧的混合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矛盾激烈的反射镜”。的确，“时代的晕眩和撞击不知扭曲了多少性格”，我们为西禾惋惜，可谁又来为我们惋惜呢？这是《文心雕虫》留给我们的沉重。
　　(《文心雕虫》，柯灵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第一版，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