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是台湾第三代散文家，同时也是剧作家，她的诗体剧作《武陵人》以丰富的想像，带人们进入了陶渊明的精神乐园桃花源，但在走出桃源后，却挥挥手，告诉她的同胞，“归去来兮，桃源无路！”从而拆穿了一个民族的千年旧梦。
张晓风笔下的武陵人黄道真是现代人中追求精神田园和最高人生福祉的象征性人物。象征性首先体现在他的名字上。黄——炎黄子孙也，道——大道也，真——生命真意，宇宙真宰也。因此，黄道真，可以看作不满足世俗人生寻求更高精神境界的中国人。他本身由三个不同层面构成：灰衣黄道真——代表现代人营营苟苟的现实人生，是沉溺现实又不满足现实的一面；白衣黄道真，代表着人生的浪漫、玄想、精神和理想的升华；黑衣黄道真——正好是白衣黄道真的相反力量，他相当于弗洛伊德的本我，相当于人的世故自私、贪欲、黑暗的一面，是牵制黄道真的没落低俗的向下的力量。三个黄道真的同构形成了圆形的统一黄道真，一个既未完全脱离低俗趣味同时又不乏诗意情怀的黄道真，一个既涉足世俗又不满世俗渴望更高更美人生境界的黄道真。这样的黄道真已经厌倦了武陵人的捕鱼人生，开始向往并追寻桃园人生的回归之旅。和多维的黄道真对应的是一个武陵场景，武陵是晋朝的武陵，是三国之后历尽沧桑干戈暂息的武陵，是世俗人生的一个缩影。在这里，赵钱孙李百家姓头四个姓——代表着芸芸众生；而武陵溪则象征着世人争逐的人生战场，鱼网鱼钩和船只都是攫取人生名利的武器，因此赵钱孙李的捕鱼人生实际就是世人争名夺利的世俗人生。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这里的人不但为网中之鱼拼命争逐，同时亦为脱网之鱼的归属争执不休。在武陵人眼里，满世界除了鱼，别的什么也看不到。这种熙熙攘攘为利来往的人生使黄道真厌倦。同赵钱孙李不同的是，黄道真眼中除了鱼，还能看到桃花并能感受春天的色彩成熟以及湮灭。他担忧，有一天他的手会拉不动网，手变枯木，头生华发，而不曾领略过人生的更好更多的风景。因此他要追求一种四肢、肉体、心灵及灵魂，百分之百活着的生存。正是这样一种高层次的人生追求，使他敞开了情怀，挣脱了人世和时间之网，看到“溪水之外的绿岸”和“绿岸之外的青山”，他被“桃花叠成的峡谷”所震慑，被“溪水磨坊”磨成的“桃花汁”而惊心。按照当年陶渊明的指引，作为一个武陵人，他走进了桃花林的尽头，找到了狭小的只有精神的求索者才能进入的黑洞，从而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黄发垂髫，并怡然所得”的世外桃源，并发现了幸福“其实很简单”的秘密。它只须——一个女孩，一棵桑树；一个爷爷，一个孙子，一根甜甜的麦芽糖；一壶茶，一块饼，一个儿子。都是些最平凡最低俗的最容易获得的东西。随着对桃源的真正接近，他了解到了桃花源人的精神世界；他们不知外面春深几许，他们不懂交粮纳税，他们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他们没有功名、光荣等一切文明人为之奋斗和争逐的东西。他们这里有纯朴的老叟和善心老妪，有美丽纯情的桃花姑娘，有新酿的味道醇香的老酒，但是黄道真并没有预期的兴奋和激动，只有迷茫和犹疑。他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他所期望的幸福。直到“所有的桃花都结子了”“荼
已经开完”(春天就收场了)，黄道真还没有决定去留。虽然在直觉中感到，也许他的樵子大哥早在这年春天里被官府拉去当兵，而黑衣黄道真也一再劝他莫要错过美丽的桃花，他喝遍了全村每一家的酒，在村头的溪水中捕过满网的鱼。但还是不能决定去与留。直到桃源族长老叟向他发出最后通牒，直到黑衣黄道真与白衣黄道真就这里的快乐意义做了一番唇枪舌剑，直到灰衣黄道真和桃花姑娘做了最后一次长谈，他才了解到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特别是当黄道真讲述了自秦以降，汉、三国、晋几百年纷纭的历史和无数风流人物的指点江山的业绩，而桃花姑娘却告诉他，她们这里的六百年却如一日，他们只有快乐。在桃花源里，最悲惨的事件便是一个人钓到大鱼，被鱼拉下水。此外，武陵人的祖先在六百年的岁月里不断艰苦奋斗的时候，桃源人一直处在不变的欢乐之中。正是这个惊人的发现，使黄道真看清了两种生存的实质，他望着桃花姑娘从未哭过的眼睛，知道了自己的选择，在黄昏来临的时候，黄道真终于发出了武陵人人生选择的宣言：
你们被一种次等幸福麻痹了灵魂，
你们被一种仿制的天国消灭了决心，
至于我，我已不属于这种低劣的欢乐，
我宁可选择多难的武陵。
说完了这些话，黄道真遵从桃源的规矩，眼睛蒙上了黑布，又从那个狭小的黑洞回到了武陵。而他的朋友樵子正在等他，听到黄道真关于桃源的描述，他立即表示“要回头”，去拾取黄道真“丢掉的幸福”，尽管黄道真警告他你会“发狂地想着武陵的苦难”，但樵子仍然义无反顾地去了；原来每个人都有一份桃源式的理想。
黄道真的桃源之旅传达出了中国人从《礼记》的大同理想，到庄子的鹍鹏世界，从陶渊明的桃花园，到太平天国康有为——中国人在漫长世纪里一直未能放弃的桃源幻想。桃花源——这个没有等级、剥削和血腥的中国伊甸园，一次次地诱惑着麻痹着浸泡在兵连祸结的苦难之中的国人的心灵，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精神避难所。尽管有不少有识之士一次次地怀疑桃源的存在，但一代代的中国人仍不愿打碎反而不断地缝补着这个民族旧梦。这是由中国文化的宗教精神决定的。在涉及到最后的精神归宿中，无论是道的“返本归真”，还是释的抛却苦海、追寻极乐，都是一种逃逸现实弃苦寻乐的“逍遥”。中国人的文化逻辑推导不出弃绝桃源的结局。张晓风，同样也是一个炎黄子孙，身上同样遗传了桃园的基因，所不同者，在她的血液中，还多了一份异教文化精神。作为一个受西方文化浸润的基督徒，她比她的中国同胞多了一份身体力行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想一想，桃花源——这件皇帝的新衣——中国人已经穿了几千年，倘未经痛苦求索执著寻梦怎配谈论它的乌有？倘没有一颗受诗意鼓动追寻精神福祉的灵魂，没有穷极八荒“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坚韧意志，没有历经天堂地狱煎熬以及黎明起舞子夜梦回的体味，怎么会有耐力和勇气进入那狭窄的精神入口抵达桃源，而不入桃源又怎么会在不变的快乐中发现那份幸福的平庸？
张晓风以女性的直觉和大胆捅破了桃源这层神秘的窗户纸，她验证了我们的人生经验。如果你也曾痛切地感受到世俗人生的煎熬之苦，也曾经一百次诅咒一千次打赌并终于有一天住到了山林、水边，那里有竹篱茅舍、鸡鸣犬吠的田园，你带着满脑子梦想试图在那远离人烟的自然怀抱长住、久住、终老，并真正住下来，生活下来，你便会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你以为你掉进了天堂/但等你张开口/你发现所有无边无限的海水/但你一口都不能喝”。因为你已不是远古的居民，你已从那远古水世界中走出来了，文明化的你丧失了远古鱼人可供呼吸的鳃，你没能力消化咸水，远古的风物是同远古的进化程度同构。桃源的景色和桃源的原始生存方式同构的，只有混沌未开的人才能沉迷不谢的桃花，只有未经风波流泪的脸才配有桃源的故事。对于睡过席梦思看过奥林匹克，游过迪斯尼乐园，乘过波音七四七的现代人来说，桃源的欢乐只是一种窒息的欢乐，是一种只会遗忘的原始乐天。人只有在痛苦中才能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真正体会快乐、创造和成就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诗人不断地诅咒文明却不肯离开都市；解释了喊出“回到自然去的”卢梭一再心仪的是贵妇人而不是村女；解释了梭罗虽然决心在瓦尔登湖边筑巢，写出了书，却只住了两年；而那位风靡全球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尽管当了一段称职的守林人，但最后还是回到伦敦的上流社会，穿起了西服领带。同样的故事也见于中国的先哲，流放黄州的苏东坡酒后曾以“小舟从此逝”的诗句吓坏当地太守，以为自己负责看管的东坡真的“江海寄余生了”，结果派人探视，却发现，东坡仍在家里卧榻上鼾声如雷。原来理想和现实从来都是两回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梦就是梦，是不能求证的。
而这正是张晓风的独特之处。她不但要追逐求证，而且还敢于说出真实的感觉。张晓风对桃源虚妄的判定，是因为具有不同终极关怀的基督教文化(新教)，有着一种积极的苦中寻乐入世的精神。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考门夫人的《荒漠甘泉》，都显示了这种经过路德改革后的宗教，有着多么强烈的世俗价值取向。在基督徒的人生观里，苦难从来都不是负面的东西。幸福寓于苦难，荒漠中有甘泉，如果谁不曾饱经苦难，战胜苦难，谁就没有资格进入天国。在此意义上，张晓风的黄道真在精神上不是陶渊明而更近于浮士德。正像浮士德必须历经各种人生境界才能吸吮生命的浆汁一样，武陵人黄道真离开苦难和企盼就感受不到幸福的存在。张晓风的黄道真给爱梦的中国人演示了另外一种生存，当采菊的陶渊明陶醉于东篱之下，而庄子沉醉于翩翩的蝴蝶晓梦中时，武陵人在以“艰难为饼，困苦当水”的生存中憧憬着天国的快乐。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武陵人的桃源之梦是中国的，但到张晓风那里，却已搀进了“摩西十诫”《出埃及记》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