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访韩素音

　　我走到敞开的房门前站住了，看见严文井和叶君健两位已经坐在房里那张长沙发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初访就来迟了，多不好意思！于是我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听见房里的女主人回答了声“请进来”，我带些歉意走了进去。
　　韩素音迎上了我，握着我的手说，“我猜想你会来的。”她象是对一个老朋友那样的说话，顿时，把我的局促之感全融化了。随手她拿起书桌上的一本《读书》，“我收到了你们的杂志，很感兴趣，《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就写得好。这几年中国出了许多好文章、好小说，我觉得将来一定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文井带了两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书给她，告诉她说，一本是个初写小说的女作者写的，讲到她在生活中的坎坷，讲到她作为一个女人所受到的人身侮辱，“是大胆的写作”，另一本则是这三年来一批新出现的年轻作者的作品，这是中国文坛上初放的花朵。她坐在一把圈椅里，静静地听着，我微微觉察她的眼神是多么深邃，她在思索，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这些作品都要想办法翻译出版。西方人士总喜欢把这些作品当做是dissident(不同政见者)写的，把这些作者看成是苏联流亡出来的索尔仁尼琴。不，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些作品都是首先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的，不是什么dissident的文学，这就是中国了不起的地方！”
　　我说，“香港三联书店用英文出版了本《伤痕》，翻译的就是1977到78年王蒙、卢新华、刘心武等人的作品，译文的水平也不错。”
　　“对，一定要在书上写明是国内首先发表的，这很重要。”她的眼里冒出了一道热切的火光。我心里想，她终究还是中国土壤上孕育成长的，她热爱这块土地，她经历了三十年代中国的苦难，她认为有责任写中国人民的苦难与欢欣给世界人民知道，二十多年来她孜孜不倦地写作，她要把这块土地上美好的东西，巨大的进步，告诉给世界，用她那支绚丽多采的笔。
　　我告诉她三联书店要翻译她的作品，在国内出版。她突然问我：
　　“你喜欢我哪一本书？”
　　“我读你的书不多，那些传记体的小说对我们的年轻人有好处，但从我来说，我还是喜欢你的《青山不老》(The　Mountain　is　Young)。
　　她笑了，那样爽朗的笑声。一边站起身握握我的手表示感谢，一边说：
　　“那完全是本虚构的小说，你喜欢它？”
　　“我喜欢你抒情似的描写，象诗，你用的笔能是那么……”
　　“Compact(简洁紧凑)，我的东西翻译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的。”
　　“《聊斋》笔法！”
　　“也许……”
　　她在书桌上拿过来三本英国出版的平装本小说，拿一本给文井，说这是本新出版的小说，值得译出来给中国读者看。随后又把另两本分给了君健和我。
　　“我给你这一本是恐怖小说，用书信体写的，故事逐步展开，很有趣。”接着她对我们三个人说：
　　“我就只有书，多得简直堆不下了。我没有电视，也没有汽车，朋友们觉得奇怪。我不喜欢电视，妨碍工作，而且电视里也没有什么好看的。美国的电视机太多了，年轻的一代整天就是看电视，简直成了文盲，不会看书，不会写信，怎么办？”
　　“君健知道，我家里就没有这两件东西。那次他到我家住两天，我正在给一本要付印的书看清样，刚好有个朋友也住在我家，就由她替我招待。我的朋友发愁了，没有东西可以请他吃的。我说给他吃干酪，君健喜欢吃干酪，你们看我就是这样招待远客的。”
　　她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七点了，她要我们去吃饭。小餐室里就只有我们四个人，气氛十分亲切；丰富的菜肴简直使我们应付不了。君健说，
　　“这不是便饭，是桌宴席。”
　　“这是这儿最低的规格了，我还少要了两个菜。前几天我和几个美国朋友吃饭，花了八十多块人民币，今天可能要少一些。我在西安碰到法国的旅游团，他们都抱怨在中国的花费太贵。他们去吃了烤鸭，一算每个人要化五十法郎，这数目在巴黎可以美美地吃一顿高级饭，但是他们这次吃的很不好，鸭子是半热不热的。过去中国的收费太便宜，现在一下子又贵得厉害……”
　　我们有人说，“两个极端，没有中庸之道。”但是她说，“这是一个过程，经验多了，便会找出一条道路来。我有信心。”
　　吃饭时，我们没有那一套干杯之类的繁文缛节，但是她随时关心我们吃的多少。因为餐前文井曾说最近身体不好，检查过又没有什么病。她说，“我不认为我是个作家，我只是个医生。我知道你没有病。你是工作得太累了，应该摆脱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搞你的写作，你的心情会舒畅，你的自我感觉会好起来的。”所以吃饭时她更注意文井的胃口，总要他多吃些。我同意君健说的这是桌宴席，但是次家宴，她象个大姊姊那样关心座中的每一个人。她称赞服务员小侯的工作态度好，小侯有些不好意思。她又说，“过去有的人态度不大好，但是现在好多了。你很好”。她的直率，使听她话的人感动。
　　饭后，我们又上楼到她房间去。服务员递给她一份电报，她看了之后说，“是陆文星来的。印度医生对陆文星儿子的诊断，完全同中国大夫的看法一致。你知道，他们先回去，我就是解放了，但是我怕印度医生给他儿子的诊断和中国大夫的不一样，因为他儿子去年患脑膜炎后，印度医生并没有看出有后遗症，这次是中国大夫发现的。你知道同行嘛，总不会相服的，何况是两个国家的医生……。”
　　谈话间，她突然问到她寄给文井和君健的一本书有没有收到？两个人都茫然不知所答。她说，
　　“我知道你们的海关经常扣书，前年宋庆龄先生要我给她寄《孙中山传》，是当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使馆扣留，营救他出险的英人康德黎的儿子写的，是本名贵的历史文献。这本书现在很难找到了，我只能把自己的一套寄给她，可是她一直没有收到。她怪我没有给她寄，我怎么说呢？我明明是寄来了的，也没有退回我。这部书到哪儿去了呢？”
　　这一问，我们都更茫然了，怎么回答呢？她有寄书的经验，她知道的比我们更多！
　　她机灵地把话锋转开了，于是我们谈三十年代的几个英国作家如诗人史班德、奥登，小说家伊雪乌德，这些都是君健在英国时的朋友，也谈毛姆和格雷姆·格林，她说格林的一位亲戚，下个月也要来中国，是个出版家，希望我们能见到他。
　　该休息的时候了，我们告辞出来，她送我们到电梯口。她对我说，“明天三联书店有人来，你也来吗？”
　　“好，我一定来。”我感到听她充满机智与幽默感的谈话，象读她的书一样，是种美的享受。我挟着她送我的那本《拉萨，没有墙的城市》，在起了风的街头上漫步回家。我默默地想着这一晚的谈话，想着她在书上所写的题词：“为了深挚的友谊”。为什么能有这样家常的倾谈呢？也许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吧！
　　第二天上午，我跟着三联书店的沈昌文、唐一国、董秀玉三位去看了她。这次谈话和前一晚不同，前一晚是朋友间的互倾积愫，而这一次则是作家和编者的谈话，是“正经八百”的。我的同行有些拘束，但是韩素音却用一句话打破了这个沉闷的气氛。她说：
　　“你们请坐在沙发上，我坐这把硬背椅，我怕驼背。”大家笑了，笑声带来亲切与融洽。
　　昌文说，三联书店计划出一些友好人士写中国的书，让中国读者知道友好人士是怎样看我们的，怎样希望我们的。我们准备译你的《拉萨，没有墙的城市》和《无鸟的夏天》，还在考虑翻译《百花齐放》，想知道你的意见。
　　她说，“这两本书都可以。《拉萨》这本书在香港出版的译本是根据法文本译的，那是照我的报告记录稿印行的，没有现在正式出版的英文本完整。《百花齐放》那本书的法译，原译稿我自己看过而且作了文字修改的，可以根据这个本子译。”
　　“可是，我得说，我是1975年到拉萨去的，那时他们告诉我的，有些不太确切。譬如，我去看了一个学校，窗上没有一块玻璃，我问这是为什么，他们说是被风刮掉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给学生们砸烂了，也是一阵风。”
　　“所以，我希望不要改动那些今天看来不对的地方，因为这是历史，历史不能改。”
　　我插了句，是不是可以做些必要的脚注呢？她想了想回答，“可以”。昌文表示今后在这些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中如有问题，还要与她商讨，她说，“那太好了。”接着，她谈到法国的出版情况。
　　她说，“法国的新书大都是在八九月里出版的，但是在夏季，法国人都去避暑了。所以你对于出版的意见嘛，‘是，可以，我记下来，等某某回来我一定告诉他。’等到书出版了，一切照旧，你对他们留的话，他们忘啦。他们向你道歉，对不起，可是书已经出来了，灾难也造成了。譬如，你发了照片稿，你在背面写了上下左右，可是印出来，颠倒了。我写的柬埔寨，竟然变成泰国。有时简直使你要发狂，真是没办法。你知道，他们就是抢快，抢市场，至于质量，对不起……”
　　她有点激动。每个作家对于目己的作品，总是象自己胎生子女那样看待的，如果把他的孩子搞得七颠八倒，他怎能不心疼，不发火？我从这里想到一个编者与作者的关系……
　　韩素音是中华儿女；她有中国悠久文化的传统，也有西方文化的教养；她知道中国，也了解世界人民所要知道中国的一切。差不多二十年来，她写了多少文章和书籍来介绍中国，使世界人民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有更深的友情。我们心里都有个韩素音，因为她是我们的自己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