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与公众心理

　　杨早
　　此次汶川大地震，是典型的危机事件，媒体报道也相应采取了危机报道模式。鉴于震灾的信息大部分依靠媒体报道(尤其是受灾严重、公众通讯很难保障的地区)，媒体报道对于公众心理有了巨大乃至完全左右的力量，分析此次震灾中的“媒体报道与公众心理”，可以让我们了解危机报道的意义与边界，有利于媒体与公众处理日后的类似情形。
　　为了方便讨论，笔者将受媒体报道影响的公众区域，按受灾轻重分为重灾区、轻灾区和无灾区，分别描述其不同特质。
　　一、重灾区：本次震灾中，对重灾区的媒体报道，备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媒体动作迅速；二是灾区对媒体基本全面开放。这两点让公众看到了自建国以来最迅速、最开放、最全面的灾情报道。
　　一直以来，中国对灾害报道多半采取封锁式的统一报道，灾情报告大都采用新华社通稿的方式发布。这次震灾，则基本任由各路记者进入灾区，灾区也尽量为媒体报道提供方便。这样做，保证了震灾中的大量细节向全国散播，为推动全国性的公众关注与心理参与打下了基础。
　　还应该提到的是，此次震灾中，有大量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进入灾区，为灾民提供物质、精神的各种援助。而志愿者中的许多人，作为“个人媒体”的发布者，以他们的亲历亲见，不经过滤的表达，让重灾区外的公众第一时间了解到灾情发展与救灾进程。这种“全民参与，全民传播”的报道方式，使得灾区的报道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全面。
　　但是，由于这是初次向媒体提供如此自由的报道环境，它的负面效应也同时显现：大量未经灾情采访、心理干预训练，也谈不上物资准备的记者进入灾区，某种程度上也加重了灾区负担，记者一些轻率、鲁莽的方式，对受灾难民甚至造成了“二次伤害”。《南方都市报》记者周筱在一篇题为《面对巨灾，记者何为？》的手记里记录了自己的感受：
　　面对这场“国难”，记者能给受害者带来什么实际帮助呢？据说全国各地的媒体，有数千名记者聚集四川震区，而最著名的震区汶川，由于交通中断，被困的记者们不得不住进县委宣传部开设的“记者救助站”，这实际上是在从灾民口中夺食。更有某些电视台的记者，为了追求画面效果，把刚救出的人眼罩拿掉，导致对方失明；或是反复要废墟下的人回答问题，导致刚救出的人立即死亡。这些行为不仅违背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而且丧失了人性！
这里面包括记者对后来被公安部授予“特级英模”的彭州女警蒋敏的采访，从初次播放的镜头上看，蒋敏一边借助连续干活来压抑内心的悲痛，一边还要回答记者“看到别的孩子，你想你的女儿吗？”“看到别的老人，你想你的父母吗？”之类的问题。按照心理干预医师的说法，在这种不适当的环境(救灾现场)，面对受灾者不适当的状态(疲惫已极)，去唤醒受灾者的悲痛记忆，是非常不适当的行为。而记者本着中国灾害报道中惯有的“救灾出英雄”的思路，硬要将蒋敏作为“典型”拔出来，无异于对她进行二度的心理伤害。在电视后来播出的新闻采访画面中，记者的提问被剪去，只剩下蒋敏的表白，似乎她是在主动向记者袒露心声，但这是违反人之常情的行为。
　　已有论者指出，在国外的灾害报道中，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一般会采取“新闻分享”的方式，尽量减少对受灾者的骚扰与伤害。而此次报道中，经常出“一个亮点，千人追逐”的现象，这种情形对受灾儿童的影响尤其巨大。如“敬礼娃娃”郎铮，因为过多地接受采访与追问回忆，已经出现怕说话、怕生人的心理障碍症状。教育部在类似现象已经泛滥的情形下，发出通知，要求“不得对受灾学生进行过度采访”，虽然已属亡羊补牢，但希望可以为政府部门今后的做法提供借鉴。新闻自由，并不等于无所规范与管理，包括对于新闻媒体与志愿者，既要肯定他们为灾区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有必要警惕他们“好心办坏事”，对救灾造成的不利影响。
　　也正是由于新闻竞争的激烈，导致媒体纷纷追逐灾区内所谓“明星学校”、“明星乡镇”，如北川中学、聚源中学、新建小学、映秀镇、汉旺镇、天彭中学和绵阳九洲体育馆这些国家领导人到过的地方，被反复报道，大量聚焦。这些报道的画面和文字，为灾区外的公众构筑了一幅想象中的灾区地图。与此同时，许多受灾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的地区(青川、文县等)则不得不通过向上级政府递交报告，要求将自己划为“极重灾区”的方式，来吸引媒体的注意。事实上，由于媒体报道的偏重，造成了大量志愿者和救灾物资的重点集中与无序投放，有的地方物资堆积如山，救灾人员供过于求，有些地方却很难得到有效的援助。
　　出现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怪责各路媒体。因为他们在进入灾区之前，也只有依靠先进入的媒体所报道的资讯来构筑他们的灾区想象。试想，如果救灾指挥部门能够采用“城市援助对口”的类似方式，将有采访要求的媒体有秩序、有目的地分发到各个灾区，是否会让媒体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更为有效？
　　二、轻灾区：轻灾区可以举绵阳、成都等地为例。由于这些城市大都位于中心地带，所以媒体报道也保持了一贯的数量与密度。其中某些媒体也在震灾中交出了优异的答卷，如成都交通广播电台等四个电台合并播报，在最初通讯失常的时段内，对稳定民心、传递讯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后它们保持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也成为当地市民了解灾情的首要渠道。
　　但应该指出的是，轻灾区的公众心理，处于一种异常微妙与混乱的状态，用一位女作家的话说，“那是一种旁观者和幸存者以及还处于余震威胁之中的当事者的混合内疚”。一方面，他们承认，比起重灾区的灾民来，他们算得万分幸运；但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处于未知的威胁当中，灾难并未结束，它随时可能降临。
　　必须承认，这样的公众心理，也是处于被伤害的状态之中，它们同样需要平伏，需要抚慰。但在震灾中，几乎所有全国性的新闻资源都投向了重灾区，轻灾区的公众在某种意义上处于“媒体孤儿”的状态。正如一位中央电视台编辑对《南方周末》所说：“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所有的省级、地市电视台的一切资源都为‘央视’调用。”而此刻，掌控全局的中央电视台肯定会全力报道重灾区的救人、安置情况，轻灾区的情形很少有人顾及。
　　五月十九日晚，四川省地震局发布公告，告知十九日到二十日，还会有六到七级的余震。这是地震局在灾后首次发布余震公告，结果造成成都几乎全城人都离开家，涌上街头，或搭起帐篷睡觉，或开车前往开阔地带。因为谁也不知道，已经被震松震裂的小区楼房，还禁不禁得住“六到七级的余震”。
　　这一晚成都市又一次重复了“五一二”的混乱，各路口交通瘫痪，通讯基本瘫痪，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帐篷，到处都停满了车辆……午夜时分，成都市政府不得不在广播里反复宣告，成都不属于主震区，余震不会造成有危害的影响，地震局公告只是提醒汶川等主震区做好防震准备，希望广大市民保持正常生活状态，回家睡觉。
　　事实上，政府完全可以在发布余震公告的同时，有针对性地指出余震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地方媒体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针对本地民众进行劝说和抚慰，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大规模恐慌。然而地方媒体在这一方面作为不大，每一次余震，都是对当地民众的一次心理伤害，地方媒体应该可以及时用直播画面和快速采访告诉公众，此次余震的危害程度为何，以帮助公众判断灾害形势，有利于减少盲目的恐慌情绪。
　　无一例外的是，在充满不确定性又未有大碍的轻灾区，总是充斥着比重灾区更多的流言与谣传。及时地掌握谣言内容，有针对性地辟谣，并对公众目睹的现象进行报道与解释，是地方媒体应尽的职责。但地方媒体大多数时间都在重复全国性媒体对重灾区的关注与报道，反而将轻灾区变成了报道的“盲点”。五月十四日，谣传都江堰化工厂发生爆炸，成都水质被严重污染，成都市内出现了抢购瓶装水和饮料的风潮。当地政府虽然于当晚发布了辟谣的消息，但按照传播心理学的规律，仅仅是对源头的解释无法平息公众的疑惑，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目睹的景象“何以如此，以及该当如何”，可是第二天，成都地区只有《成都商报》报道了前一天的抢水风潮，其他报纸、电视台都没有关注这一发生在万千成都人身边的事件，只有干巴巴的几句套话，这很容易导致公众心理对于媒体信息的不信任感，无法有效地防止谣言的孳生与再度传播。
　　一则手机短信用批语的方式抨击了政府公告的空洞与无效：“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基本平稳，当然也不排除余震的可能(说了等于没说)，大家可以放心，不会发生大的余震(屁话，大了还叫余震)，大家可以回家，同时做好避震工作(关键是咋做，又睡帐篷？)，以免对人身财产造成伤害。专家建议，如果不发生大的余震，大家不必睡帐篷(不震哪个脑壳着门夹了去睡帐篷啊)，做好防蚊工作(震不震我都在做防蚊工作)。”反映了公众心理无法得到有效抚慰而产生的焦躁与不满。
　　三、无灾区：无灾区的大多数公众对灾情没有直观感受，只能通过媒体报道来了解灾情，想象灾害。用传媒学大师李普曼在《公众舆论》里的说法：“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事件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事件的想象所激发起来的情感。”媒体报道为无灾区的公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环境”，让他们通过画面与文字来感知灾害。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灾害报道，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报道中，总是站在“人”如何与灾害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和力量，而灾害本身往往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对此，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有一句精辟的概括是：“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这也是唐山大地震等重大灾害当年未能即时引发全国公众强烈感情的重要原因。
　　本次震灾报道的进步之处在于，对灾害的严重性、伤害程度都有了细致的报道。当然，考虑到公众的心理健康，“过于血腥残酷的画面被前方和后方自动过滤”，也无可厚非。但是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抗灾救灾，人定胜天”的主要基调并未改变。中央电视台的编辑坦陈，在他们看来，“最有用”的片子，是救人的场面、灾民安置，“告诉大家现在很有秩序，很好，你们放心”，这是“规定动作”。
　　总的说来，此次震灾中的主流媒体报道，比较完美地实现了传达功能(让公众了解灾区基本状况)、安抚功能(缓解公众的焦虑情绪)，但“批判功能”仍然是最弱的一环。它们宁愿用大量画面和图片来追忆震前的美丽山城，拍摄幸存者的泪水与哽咽，赞美大量涌现的感人事迹，也不愿借助自己的有利位置与媒体资源，呼应公众的追问：为什么学校比别的楼房塌得更厉害？灾区有没有出现抢劫、盗窃和管理不善的情况？灾区物资发放遇到了哪些困难？志愿者的无序流动引致了什么样的后果？灾区的基层组织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正如赵士林在《突发事件与媒体报道》中所指出的：“如果离开对灾害本身的报道，或者让灾害成为歌功颂德的一个引子，那么这种报道模式虽然表面上可以用来鼓舞人心，但是由于各种危机的损害及造成的相关问题被掩盖，因而使得危机时刻的受害者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无法保证。”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公众都愿意追问这样的事实，灾害之巨大、伤亡之惨烈、救援之感人激发了全国公众内心巨大的悲悯与无力感，很多人在此时宁愿放弃理性，将全身心投入对灾区、灾民的感情释放中去。主流媒体也借机成功地激起了公众心中的爱国情怀，以“多难兴邦”为主题，将公众对灾区的悲情转化为爱国爱民的激情。这就是为什么在国悼之中，在很多人看来只该静静哀悼的时刻，却在三分钟的肃静与鸣笛之后，出现了各地民众振臂高呼“汶川加油！四川加油！中国加油”的画面。
　　公众在灾害面前表现出的某种狂热，实际上也是他们对内心巨大的悲悯与无力感的一种释放。这种释放可以通过捐款捐物、参与灾区重建来完成，也可以通过转化为民族国家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来完成。在这方面，媒体报道成功地帮助公众完成了这一转化。但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公众内心渴求全社会在灾害中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公众的激情也带来了对正常社会秩序的某种伤害。如“万科捐款门”事件，“国际铁公鸡”短信，甚至一些地方民众围堵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部分网民抨击报刊关于灾区的负面报道是“选择性真实”等，甚至不恰当地高标准要求受灾民众克服恐惧、舍己救人等等。这些现象都不利于建设和谐、理性的公民社会。对于这一点，媒体应当有所预计并有所防范，最好的策略是尽量做一些平衡报道，既热心救灾，也不忘问责，既颂扬好人好事，也追击恶行丑闻。
　　针对危机处理与危机报道，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过“3T”原则，即一、Tell you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二、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三、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这些原则今天仍然适用。
　　第一条要求不同位级的政府和媒体明了自身的职责所在，依据受众的心理需求，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第二条要求发布和报道反应迅速，避免谣言或传闻先入为主，造成“先占效应”；第三条则要求发布消息和报道情况，注意全面与均衡，让公众对灾害的想象能够建立在尽可能多的信息之上，反而可以帮助公众理解政府的举措，同时将内心的无力感减小到最低。只有真正全面、均衡的报道，才是成熟的灾害报道。

从“人定胜天”到“众志成城”

　　杨子彦
　　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使用频率最高、每天不断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四个字：众志成城。电视频道、志愿者的衣服、街道张贴的标语几乎都是：抗震救灾，众志成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特大地震发生过两次，上次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唐山地震。唐山地震后人们都佩戴一个徽章，上面也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从“人定胜天”到“众志成城”，中间的三十二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崛起、中华民族努力振兴的三十二年。“人定胜天”到“众志成城”的转变，实际就是这种巨大变化的一个反映。
　　“人定胜天”的思想来源一般都追溯到荀子：“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思是顺从天颂扬天，不如利用自然赋予的生存条件。对“制天命而用之”，很多后人将其理解为是“战胜自然”的意思，于是对于同样出自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即人与自然各守其职分，人“不与天争职”，即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和职分去取代自然，人应该“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这些同样重要的思想却相对忽视。此前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说过：“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史记·伍子胥列传》)此后唐代刘禹锡讲过：“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指出天与人各有所能亦有所不能。金元时刘祁在《归潜志》中说：“人定亦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他说的“胜天”，是“不为造物所欺”。古人讲的“胜”，大抵都是“胜过”、“优于”、“强于”，不是“战胜”的意思。近代思想家严复为了救亡图存，提出了“与天争胜”，要与自然和命运抗争，这就比较接近现代人的态度了。对于古人，后人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对古人的思想往往断章取义，曲解原意。
　　对今人而言，提倡人定胜天，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鼓舞人们增强自信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没有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这个前提，那么也容易产生负面效应，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的那一段时间里情况就是这样。五十年代之后“人定胜天”极为盛行，成为一种指导性的观念，对当时的经济、精神文化建设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大、很普遍的影响，农林牧副渔等概莫能外，改造湿地、向沙漠进军等行动，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一直影响至今。
　　迄今为止，人们对“人定胜天”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人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环保总局通过调查也发现，这种认识一直没有改变。比较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二○○五年的第五版，也还把“人定胜天”做如此解。但是随着思想观念的开放和认识的深入，今人对“人定胜天”的看法虽然众说纷纭，分歧较多，但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不再只是一家之言了。比如坚持“人定胜天”者认为，利用自然、战胜自然是人类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胜天”是在了解自然界之后，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加以改造，使地球更适合人类的居住。而在自然灾难降临的时候，除了拼死抗争之外别无他路，绝对不能放弃和丧气。在这种观点背后有两点支撑，一是科技进步，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最终能了解和掌握自然规律，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改变自然运动；二是人的主体性，对于主体的人而言，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看法对于个体而言，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强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激励个体奋起抗争，努力拼搏，鼓舞人类与自然界、与命运作斗争。但也有人持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大自然威力巨大，人则脆弱渺小，当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时，人难以抗拒。人类盲目地将主观意识应用到客观世界，不尊重自然的客观运行规律，已经为自身种下沙尘暴、生态环境严重失衡等诸多苦果。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恩格斯)，所以应该尊重自然，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实事求是，以科学发展观念治理国家，切实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使经济建设和人类文明获得持续发展。持这种看法者也认为个人的命运并不是真的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社会环境、时代、文化、教育、家庭、机遇等诸多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还有些知识界中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上溯源流，认为把人定胜天理解成人类一定战胜自然，从开始就是对古人思想的误读。比如宋代刘过《龙洲集·襄阳歌》有“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此处的断句不应当是想当然的“人/定/胜/天”，而应当断为“人定/胜/天”。但是同样的“人定/胜/天”，还存在多种看法：一是人定胜天就是人的努力比天命更重要——“人定”是人谋，指人的主观努力；天，是天命；“胜”不是胜过，而是“更重要”的意思。二是人的安定团结胜过大自然的风调雨顺，即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中，天时不如人和重要——“定”为安定团结，为天时，“天”这显然是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进行的阐释；三是认为“定”即为坚定、坚守，也有人理解为定力，“天”则理解为客观存在的困难、阻力，这种理解认为只要人坚守信念、持之以恒，就可以克服困难。
　　在今天的社会里，作为个人励志的“人定胜天”会继续存在，并被肯定和赞赏；而作为一种观念，传统的“人定胜天”虽然受到了质疑，但是它的影响不会散去。从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人们的反应和舆论来看，“人定胜天”的看法依然在人们的思想和言行中发挥作用。比如说地震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责骂地震局，认为假如有预报就可以避免大规模的伤亡；比如庄严肃穆的举国默哀三分钟之后，较少看到那种心存敬畏、庄严静穆的气氛，在民众那里看到比较多的场面是悲伤与奋勇中热血沸腾的情绪。这里面有爱国之情、民族大义，但是也有“人定胜天”的情结。这说明“人定胜天”的观念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继续存在。
　　但也应看到，“人定胜天”的情结在近些年已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众志成城”。“众志成城”出自《国语·周语下》：“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强调万众一心，就会像坚固的城墙一样不可摧毁；民众团结一致，就拥有了巨大的威力。“众志成城”被用来号召和凝聚百姓，也是由来已久。就共产党人而言，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有：“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一九六六年邢台大地震，周恩来在邢台号召大家“团结奋斗，众志成城”。一九九八年党中央总结“抗洪精神”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二○○三年又将抗“非典”精神概括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
　　在“人定胜天”和“众志成城”的背后是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念的体现。“人定胜天”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将“人”与自然对立，其中包含着主观盲目、对意识形态作用过分看重的因素。“众志成城”强调的是“我们”，是我们在一起，是万众一心和坚定牢固，相对“人定胜天”来说，这可以说是一种矫枉，一种进步。除了众志成城之外，这次地震灾害中媒体还反复出现电视剧《士兵突击》中的名句，即“不抛弃，不放弃，做有意义的事，好好活”。这大概也是地震灾害中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播放《士兵突击》的原因。相对众志成城强调的“我们”，“不抛弃，不放弃”，突出的是个人、普通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打动人心，触动灵魂，激发热情，使国人齐心合力抗震救灾的，是普通人的不幸：死去的孩子排列整齐的书包、废墟中伸出的灰白的手、呈弓形保护孩子的母亲，牺牲自己救护学生的老师……是他们的不幸和他们的努力发挥了凝聚、号召、激励的作用，让无数的人行动起来，真正体现出以人为本的行动，去身体力行、力所能及地参与各种救援活动，做到“我们在一起”，“不抛弃，不放弃”。
　　从“人定胜天”到“众志成城”，从人和自然的对立，到强调团结的力量，再到关注个体，体现的是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和民众认识水平及思想境界的提高。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省。黑泽明在其自传《蛤蟆的油》中提到了日本关东大地震和地震引起的火灾。其中“可怕的远足”一节写哥哥强行拉着年幼的黑泽明跑了一天，遍观火灾地区，看了难以计数的尸体。当他背过脸去不忍看的时候，哥哥就厉声斥责：“小明，好好看看。”他们是以直面正视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可以说是一次深刻的死亡教育。而我们民族因为缺乏宗教情感，支撑人们渡过难关的除了生存的本能之外，主要是亲情、责任，是世俗生活。对神秘莫测且威力无比的大自然，我们比较缺少敬畏之心，缺乏面对死亡的教育也缺乏在灾难中逃生的教育。所以在今后如何提高民众对灾难的认识、增强灾难中逃生的能力，强化生死教育，以致做到爱国以情更以理，将是长期需要面对的问题。

宗教仪式与灾后心理治疗

　　吴真
　　如果不是王菲出席五月二十一日香港地区佛教“护国息灾冥阳两利祈福法会”，这一场数万民众参与的超度法事可能不会引起媒体的注意。当全国媒体把目光投注于那些心理专家、心理安抚志愿者之时，另一项心理关怀工程，其实已经在灾区，在海内外悄悄展开了。
　　五月二十五日，绵竹五福二小的教学楼废墟上设起了灵堂，法门寺和龙泉寺的高僧专程前来为死难者诵经超度。五月三十一日，中国道教发源地——成都大邑县鹤鸣山举行了“两岸四地道教界为地震灾难祈福禳灾·追荐超度大法会”，这是中国两千年道教史上规模最大的超度法会。北京城的各大佛寺与道观，几乎都在地震之后两个星期之内，举行超度祈福法会。
　　我们只要进入佛教道教网站，会发现各个网站都在号召祈福，发起超度法会。在各大论坛，也有一些信众发帖呼吁：“如果您有在四川大地震不幸死难的亲人/朋友，请来这里写下他们的名字，XX时间将有一场专门超度法会免费为他们超度回向。”更有不少人士通过网络和信件呼吁，在今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全国各处佛庙道观的中元节超度法会法坛上，特别加上一块写着“四川省汶川‘五一二’大地震一众亡灵”的灵位，集全国之诚为亡魂进行超度。
　　那些秉持暮鼓晨钟生活方式的佛僧道士们，从未像这次四川地震一样，感到宗教仪式对于生者心理安抚的重要性。在四川地震罹难者的灵位前，法师们施演超度仪轨，信众们跟随诵经。笃笃木鱼与虔心礼诵音声共振，经文古朴的意义，法师的开示与宣讲，营造出让人心安定沉稳的气场。这样一种祈求阴安阳乐的宗教仪式，既是一场向亡者致哀的悼念，也是对生者进行心理安抚的集体仪式。
　　台湾地区“九二一”大地震之后，香港地区“非典”之后，当地佛教界与道教界也发起了规模浩大的超度法会。人们发现中国宗教团体千百年来一直演习的超度仪式在功能上，与近百年才兴起的西方心理学哀伤治疗，虽殊途而同归。
　　西方哀伤疗法首先要生者接受丧失亲人的事实，充分释放哀伤的痛苦。佛教与道教则通过唱颂性的仪式表演来帮助生者正视死亡。佛教《梁皇宝忏》与道教炼度科仪在法会一开始要“召亡”，十二段的召请文涵盖了世间所有亡者之魂，尽述他们生前各种苦难，让超荐亡者的人们感知自己的眷属被召请前来，与自己一同参加法会。
　　法师低沉的吟唱，代言着人世间种种祸福苦难，诉说着亡魂各自在生时的种种虚妄与无常。与其说这是唱与眼前亡魂的哀歌，不如说是唱给笼罩于恐惧的生者的安抚曲。这一段“召亡”科仪历时近半个小时，唱者如泣如诉，听者心有戚戚，往往泣不成声。这种宗教仪式中的亡魂哀歌，是一种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式“倾诉疗法”，当灾难可以被言说时，灾难带给生者心理的恐惧也渐渐被克服。
　　哀歌将人世间的无常描写得十分清楚，不断地提醒生者须从荣欲权位等浮生幻梦中超脱出来。生者对于现实物欲生活升起离心，认识什么是生命中最基本的需要，从而更为珍惜眼前的幸福，这一效果在西方哀伤疗法中是第三步骤，即让生者逐渐接受与适应失去亲人后新的环境，在感情上将亡者留在心中的某一个位置，而在现实中继续坚强生活下去。
　　心理学专家在电视上频频提醒公众理解受难家庭亲人的感受，他们可能会害怕亡者在未知的世界中受苦，因此想要做一些什么，来弥补在一起时没有做到的事。佛教“放焰口”仪式和道教“炼度仪”正是基于这种亲人对亡者在另一世界的关注，设计出一整套具体完整的仪式动作去展演亡魂如何顺利经历阴间冥途之旅、如何解除亡者在生时的罪过，以及最终如何重回生命的起点，往生极乐世界——在一条纸制的彩绘桥上，法师与亡者亲属共同牵引着象征亡灵的灵位渡过纸扎的“奈何桥”，令生者体验到是自己将亲人的亡灵送上了天堂。
　　通过仪式动作，生者象征性地“看见”亡魂的归程，或许可以帮助他们克服由于亲历死亡而产生的心理危机。而且宗教人员和世俗信众通过在仪式中各种相关的象征性仪式行为，投入地共同演出度亡升仙的仪式，可以让生者转移自身的注意力，缓解哀伤情绪。如果说四川灾区孩子们在心理医生的带领下，一一放飞写满他们地震感受的纸飞机，是有效的心理“游戏疗法”，那么佛教道教超度法会上那些沿袭了千年的仪式动作与吟诵音乐，又何尝不是对于成人的另一种宗教游戏疗法？
　　佛道超度法事最末也是最为关键的节次是施食仪，即向一切四生六道无人祭祀的野鬼孤魂施以甘露与幽衣、纸钱和净饭(一般以包子与糖果代表)，令其温饱富足地行走在“黄泉路”上。在法师施以加持变食法咒之后，这些包子、糖果在宗教理念上被认为已经施给了亡魂，使之得解饥渴寒苦。由于受过佛法(道法)加持，这些包子、糖果又成为具有神圣意义的吉祥食品，超度法事的最后，人们纷纷取下带回家中，寓意携平安而归。
　　法事完毕，亡者得度，生者得福，生活归零。原本恐惧不安的生者，将他们的悲痛带到超度法会上来，将他们的哀思在集体吟唱中抒发，将他们的恐惧在集体仪式动作中释放，最后收获平安消灾的信物，回到家中。
　　超度法事对亡魂的种种关怀，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人对受伤的“他者”极其真实感人的同情和关怀，另一方面又可唤起参与仪式观众的同情心以及对人世间苦难的感知能力。超度法会使个人哀伤成为一个仪式化公共事件，使个人灾难成为社会共同承受的事件，从而使哀伤者得以从个人的哀伤中抽离和解脱出来。在这一社会事件中，对苦难的超越与征服遂成为一种共同感知的社会信念。
　　港、台地区佛道界名德大德在主持超度法会时，常常以“阴安阳乐”概括法事之缘起。阴安阳乐，死者安息而往生，生者安宁而延生，超度法事彰显了中国人传统中对于亡者以及他者的人文关怀——让生者体会着亡者的苦难，最终超越人生苦难。

大地震与文学表达

　　周瓒
　　大地震最初，也可能一直延续至今，对部分写作者而言，是文学表达的匮乏感和失语。我自己没有写完一首诗，虽然我看到了很多这类作品，甚至还收到约稿信。我经验到的，只是持久的失语及表达的匮乏感。在这样一个巨大的人类灾难的创痛依然没有完全平复的时刻，这种感觉就类似那些被压在废墟中尚存生息的人们，只要有意识，那他们或者是发出呻吟与呼救，或者就是忍受痛苦，一声不吭，体味着苦痛的深刻和死亡的迫近。对灾难的文学表达，此刻与这种状态酷似。
　　我读到的大多因地震而写下的诗歌，都可以归为呻吟一类。各类诗歌网站发出呼吁，为地震写诗，或寄托哀思给逝者，或柔情示爱于幸存者，或呼天抢地表达生者的震惊和哀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说它们是呻吟之作，不是要完全贬低这类作品的价值，而是说，它们的功能仅是缓解和抚慰式的。那些迅速流传在互联网上的，那些在电视晚会中反复被朗诵腔诵读的——比如那首《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作者为一名二十四岁的山东青年，名叫苏善生，此诗一贴到网上，便迅速传布开来，并成为各类电视晚会青睐的朗诵诗)，就是一首呻吟之作，是生者对逝者的缅怀和对幸存者的抚慰之作——是典型的“伤痕文学”。
　　是不是在这个时刻，就只能采用伤痕风格的文学表达呢——如果还想表达，而非沉默的话？这问题对写作者多少是个考验。互联网上少数好作品，不仅抒发了地震的惨烈给幸存者和生者带来的震撼，也触及了全面的现实的复杂性和文学表达自身的问题。对现实复杂性的表达，意味着诗歌题材不限于灾难带给人的震撼感和对逝者的哀悼、祈祷，也包括对因地震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书写。因而，诗歌不单是抒情，还有沉郁的反思和担当，有对表达本身的省思。诗人、小说家韩东在博客里写下的一段话触动了我。他说：
　　作为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在这场灾难面前我深感无能为力。这也是我拒绝报刊媒体“写地震”的约稿的根本原因。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正如朵渔在他“写地震”的诗里所言，会沦为“刀笔吏”。即使有沦为刀笔吏的危险，朵渔还是写了，这说明了他克服犹疑的勇气。而我，这些天里都处在这样的犹疑中。我觉得，只要有稍许的诚实和敏感，舞文弄墨的人都会有类似的体会。一方面觉得应该以自己的所长出力，一方面感到这样的出力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造成一种粉饰死亡的罪恶。大批文人作家不假思索、大言不惭的抒情文字、诗歌的出笼证明了我的担心。此刻他们倒腾着“二手死亡”，此刻，他们忙于给死亡镶嵌文学金边，赤裸裸的直接的目睹被掩盖在一片滥情的咬文嚼字之中。除了说明他们还活着，活得很积极、很职业甚至专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倒是那些像死者一样沉默、失语的作家、“文人”让我感到几分慰藉。
　　韩东的话虽然激烈，但我赞同其中透露的意思：在这种情形下，文学表达亟须的恰恰不是抒情，而是面对自我、面对表达本身的勇气，需要的是对平淡廉价的抚慰式表达的警惕，对内心犹疑、悲伤和恐惧的克服，还有对现实复杂性的体认。也因此，我不认同南方有些媒体上称“地震引发诗歌热潮”的有关评述。
　　朵渔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和曹疏影的《绝对之诗》，在我看来，是震灾题材中写得比较出色的作品。朵渔的诗歌虽重在抒情，但抒发的情感里融进了对现实的多层面的态度和对文学表达自身的反省。如诗题所显示的：“写诗是轻浮的”，但诗人还是写着，他于“五一二夜草，十三日改，十四日改，十五日改”，写下了一首诗。在诗的最后，他说：“今夜，我必定也是/轻浮的，当我写下/悲伤、眼泪、尸体、血，却写不出/巨石、大地、团结和暴怒！/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矛盾的行为是诗人内心冲突的外化，“轻浮”之“生存”，对立于“沉重”的“死亡”，比起死亡的沉重，现实的一切都是轻浮的，包括写作本身，写本身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而，必须写，有效地写同时也是克服。
　　曹疏影的《绝对之诗》在网上贴出之后，被网友跟帖批评为风格晦涩，缺乏抒情性，甚至诗中以地震中死者的口吻言说的角度，被网友指责为对死者的大不敬。网友的批评虽暴露了诗歌观念上写作者和读者的差异，而网友视书写逝者为文学禁忌的态度，却颇意味深长。它至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面对大地震，文学失语有时可能是因为禁忌。但是，写作者有责任书写，有责任思考并表达。因此，在对曹疏影的短诗的争论中，我们能看出专业写作者和业余爱好者之间诗歌观念的差异和对诗歌功能的不同理解。简而言之，《绝对之诗》不是一首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诗，而是一首“担当之诗”(根据另一位肯定这首诗的网友的评语)。诗中写着：“世界只是翻了个身，我们就各自踏上如此迥异的绝对之途/你的，承受血和无力，而我的，是核中之核/你的仍然盛放语言之深晦，而我的/已然伫立于你们的终点，以最深的缄默/痛苦是在哪一处光中达至永恒/我便在哪里，向你们奉还今天的尸身。”它邀请读者体验死者的死亡，体验生死相隔的绝对和廉价抚慰的空洞。阅读这样一首诗，我们将分担逝者的痛苦，分担死亡加诸于人生的恐惧，并承受生存的悲哀与希望。
　　文学不单纯是为了抚慰与疗伤，虽然疗伤艺术(art therapy)确实是一门医疗手段。或许在未来的日子里，在灾区重建，关心幸存者的过程中，文学写作能够成为让普通人参与其中的治疗手段和实践。但是，专业的文学写作者则肩负着更繁复和沉重的哲学式任务，套用一句话说，就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死是必然的、绝对的，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生的意义，体味生的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