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美国土著语言法案

　　一九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签署了一项题为《美国土著语言法案》(The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 Act，Title I of Public Law 101－477.1)(以下简称《法案》)的法律文件，这是一项经国会通过的关于印第安语的法律文件，也是第一次在联邦政府这一级别上颁布的关于印第安语言的法律。法案认为：“美国土著文化和语言地位特殊，美国有义务与美国原住居民一起采取措施保护这些特殊的文化和语言。”(102，1)法案明文规定：美国今后的政策将“维护和促进美国原住居民使用和发展土著语言的自由和权利”(104，01)，并且承认“印第安部落以及其他美国原住居民社团在所有内政部建立的印第安学校里使用印第安语进行教学的权利”(104，5)，法案还声明：“美国原住居民使用土著语言的权利并不限于公共项目以及公共教育项目。”(105)
　　为了具体实施上述法案，两年以后美国政府又推出了《美国土著语言生存与繁衍保护拨款方案》(Grant Program to Ensure Survival and Continuing Vitality of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Sec.2991b－3)。方案规定了拨款的对象、方式、期限以及申请条件等，明确表示政府将拨款资助美国土著语言的保护工作，用于建立和支持美国土著语新老传承的社区项目、人员培训、出版发行等等。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印第安语言显性政策的一个转折。对《法案》的评价，有正面的意见，也有反面的看法。例如，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研究专家约翰·莱尼尔教授认为，《法案》的通过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这是美国政府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推行印第安民族自治政策的延续；第二，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在印第安事务局建立的印第安学校以及其他印第安学校里压制、排挤、打击印第安语政策的纠正；第三，这是美国政府对八十年代初以来出现的“惟英语运动”(亦称“英语官方化运动”)的一种反应。然而，《语言文化与语言政策》(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1996)一书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达罗毗荼语言与文化教授哈罗德·F·斯切夫曼却认为，尽管《法案》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颁发的最具显性的语言政策，其明确程度，任何与语言相关的法律、法令、规定、条例，包括联邦最高法院案例、民权法律条文等等，无一能与此相比，尽管某些人由于此项政策是紧随某些州政府通过惟英语法律之后出台而乐观地把它当作美国原住居民语言权利的“大宪章”，《法案》不过是一项“亡羊补牢的政策”，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美国印第安语实际上已经灭亡，对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构成不了什么危险，那么我们就赐给它权力和地位吧。”
　　十分明显，莱尼尔和斯切夫曼分别代表了对《法案》的正面和反面两种评价意见。但是，无论怎样评价《法案》，我们都离不开北美土著语言的历史与现状，离不开美国印第安语政策的发展和延续。
　　北美土著语言，也称北美印第安语，是美洲印第安语的一部分，分布在墨西哥以北包括美国、加拿大、格陵兰等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美国。印第安语并不是一门语言的名称，如英语、汉语、法语等，而是美洲土著语的统称，包括成百上千种不同的语言。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时，整个美洲大约有二千多种语言，墨西哥以北，三百多种；中美洲，三百五十种，南美洲一千四百五十多种。
　　自欧洲人进入北美五百多年以来，印第安语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将近一半左右消失了，余下的一半也会在不远的将来灭亡。根据美洲土著语言研究会主席、阿拉斯加土著语言中心主任米歇尔·克劳斯博士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调查以及美国“国际暑期语言研究所”一九九九和二○○二年所提供的资料，美国境内现存的印第安语有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五十五种，语言人口为361978，占美国印第安总人口2475956(二○○○年人口普查数据)的14.6%。其中语言人口一万以上的语言只有八种，一千至一万之间的有二十八种，一百至一千的有三十六种，一百以下的有八十二种。这八十二种语言的人口大部分低于二十人以下。二十至九十九之间的只有三十一种，二十以下的却有五十一种。更有甚者，其中只有十人的有十六种，五人的有七种，二人的有两种，一人的有七种。
　　克劳斯把这些语言分成四个等级：A.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各代人都说的语言；B.只有父母辈所说的语言；C.只有祖父母辈所说的语言；D.只有老人，一般七十岁以上老人、每门语言不超过十个人所说的语言。A类语言有二十种，占13%；B类语言有三十种，占20%；C类语言有六十种，占40%；D类语言有四十五种，占30%。语言衰亡的主要特征是语言人口的流失，当一门语言没有人说的时候，它就灭亡了。根据这一原则进行推算，克劳斯认为，除非采取非常措施或者出现奇迹，D类语言将在二○一○年灭亡；C类语言将在二○四○年灭绝；到二○六○年，B类语言也将会灭亡，因此在美国境内现存的一百五十多种印第安语到那时将只剩下二十种。而且，以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即使这二十种A类语言也远非能够安然无恙地长期生存下去。例如，北美印第安诸语言中最强大、最有生命力的纳瓦霍语(Navajo)，拥有语言人口148530，但是传承断层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儿童不再学习纳瓦霍语，只学英语。如果不能及时填补这一断层，纳瓦霍语的灭亡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即使纳瓦霍这样强大的语言，也可能会在将来灭亡。可见，北美印第安语的衰亡已经到了极其严峻的地步。
　　在北美印第安语发生如此急剧的戏剧性变化过程中，美国的语言政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印第安语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采取同化的政策，排挤、打击和消解印第安语是同化政策的一部分。事实上，美国境内的印第安语是在美国政府为彻底同化印第安人而不断打击和消解其语言的过程中一步步走上衰亡的不归之途的。
　　美国的语言政策首先是建立在一种观念，一种被斯切夫曼称为“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这一观念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白人对印第安语的基本态度乃至欧洲文明关于语言的基本理念。基督教圣经创世说里有一段关于语言的言说。人类伊始，说一种大家都懂的话。人类便利用这一便利，统一行动，建造“巴比塔”。此举触怒了上帝，于是，上帝就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让他们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以示惩罚。这就是著名的“巴比塔”的故事。这一故事表面上解释了人类语言纷杂繁复的缘由，然而它的深层却表达了一种理念：人之初，只有一种语言，一种语言是好的，而我们现在有许多语言，语言种类多是不好的，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从此，“一种语言是好的”成了欧洲语言文化观的核心。
　　随着语言种类的增加和语言之间日益平凡的接触，一种语言是好的这一“单语至上论”观念发展成了以欧洲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尊卑观”。一些语言，主要是欧洲语言，被尊为高级文明的语言，另一些语言被贬为低级野蛮的语言。“野蛮、原始、未开化”一词的英文为“barbarian”，源自古希腊语“bárbaros”原意为“结巴、口吃”。拉丁语中的“barbaria”，指“外邦的，外国的”，外乡人最主要特征显然是莫名其妙的话语。希腊人把其他民族称作野蛮人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说不好希腊语。因此，外邦人的语言是野蛮人的语言。“单语至上论”和“语言尊卑观”这两个源于欧洲基督教语言文化的核心概念成了西方，包括后来的美国语言政策的理论根据和哲学基础。
　　殖民时期，大批欧洲人侵入北美大陆，面对的不仅是广袤无垠的大地，而且还有数以百计的印第安语。在同这些语言的接触和冲突中，他们继承和发扬了从欧洲带去的语言文化观，视印第安语为“不是语言的语言”或“野蛮的语言”，对它们进行排斥和打击。十六世纪英国诗人、文学家萨缪尔·丹尼尔作诗说：“将来有谁知道/我们会把祖国的母语/这份最为荣耀的瑰宝/带到哪一个天涯海角？/去丰富那些无知民族的头脑/使荒蛮的美洲因此而文明精妙？”在他看来，英语是无比优越的语言，而印第安人没有语言，因此，他们肩负着在北美大陆传播英语的历史使命。这短短几句诗是“单语至上论”和“语言尊卑观”的精妙结合。“印第安人没有语言”是当时盛行的思潮。例如，有一位名叫彼得·马特的牧师形容美洲原住居民为“白板”一块，没有文化，没有宗教，没有语言，一无所有。
　　当然，要彻底否认印第安语的存在，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语言障碍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还是他们必须克服的困难。于是便出现了“印第安语是野蛮人的劣等语言”的论调。极力鼓吹“印第安人是野兽”这一理论的西班牙托钵修道士多明戈开始断言印第安人没有语言，后来在一五四四年修正他的立场，声称：印第安人有他们的语言，但是劣等的语言，缺乏丰富的内涵和优秀的品质，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基督教的教义。用印第安语表述基督教教义，必然会出现大的谬误，铸成大错。法国传教士皮埃尔·马赛指出巴西印第安语缺乏F，L，R等字母，无法表达“Foy，Loy，Roy”这样的圣经教义。甚至到了十九世纪，这些观点仍然十分流行。例如，一八三二年，达尔文认为火地岛印第安人的语言几乎够不上被称为语言的资格。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印第安事务委员会行政长官的托马斯·摩根、约翰·阿特金斯等，把印第安语说成是野蛮、原始的方言。他们同时代的政治家、著名大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则说：我认为印第安语是(世界上)最粗糙的言语形式，根本不值得学习和了解。
　　美国建立以后，这些源于欧洲文明同时又在殖民地同印第安语接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理念形成了以“语言一致”为核心的美国语言文化观。“语言的一致”实际上就是“单语至上论”的翻版。语言达到一致是美国人所信奉和追求的理想。美国著名词典编撰家诺亚·韦伯斯特在建国初期预见，“北美洲将居住着一亿人，所有的人都讲同样的语言”。美国建立时期，以英语为主的语言一致局面基本形成，但仍然有不少人讲德语、荷兰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以及印第安语。然而“统一美国语言”在美利坚合众国缔造者的眼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约翰·杰伊把美利坚民族描绘成“一个团结的民族，从同一个祖先繁衍而来的民族，一个说同样的语言，信奉同样的宗教，行为举止、风俗习惯相同的民族”。无论是韦伯斯特还是杰伊，他们所说的“同样的语言”当然是指英语。追求美国的语言一致，也就是用英语统一北美大陆的语言。只有一种语言，即英语是美国的语言。这是美国独立以来一贯的立场、态度和政策。即使到了二十世纪，语言一致性的观念在美国政府首脑乃至社会名流的心目中仍然十分强烈。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语言的一致性。一九一九年他给国防部的一项指示中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念，他说：“我们(美国)只有容纳一种语言的空间，那就是英语，因为我们希望看到美国大坩埚熔炼出来的都是美国人。”有些社会名流也是一个调子。例如，美国著名犹太作家、一九七六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坚定地表示：“大熔炉，是；巴比塔，不。”
　　从欧洲文明“单语至上”和“语言尊卑”观念发展而来的以英语为中心的“语言一致”理念形成了美国语言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特征。英语牢固地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巩固，其他语言则被排挤到边缘，并不断地被消解和削弱，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是数以百计的印第安语。此外，美国印第安语政策又是美国印第安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印第安人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始终是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因此美国印第安政策的主题是征服与同化。历史证明最有效的征服和同化莫过于语言和文化的同化。由此可见，支撑美国印第安语政策的不仅是美国的语言文化观念，而且还有美国彻底征服和同化印第安人的意图。瓦解印第安语成了同化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美国南北战争后格兰特总统的“和平计划”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为解决在边疆与印第安人冲突的问题，联邦政府组成和平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结论是，“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的误解许多是由语言引起的”。报告说：“我们目前的麻烦，三分之一出自语言的差异。语言的一致会产生感情的一致，思想、习惯、传统就会同化，一段时间后，由差异引起的麻烦就会逐渐消失。因此，我们应该建立学校，要求印第安人的孩子上学，用英语对他们进行教育，他们野蛮的方言应该消灭，以英语取而代之。从此差异就会消失，文明就会接踵而至。”同时代担任印第安事务局长的阿特金斯在他递交给内政部一八八七年度报告中的表述更为明确：“没有任何东西像语言那样毫无疑问、完全确实地给一个人打上民族的烙印。要使不同民族达到感情上一致，使这种感情充满责任感等观念，除非说一种语言而不可。印第安人在英语国家里生存，必须学会英语，必须用英语同这个国家的人民进行交流。”这种充满种族歧视和语言歧视的观点，即使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还能够看到。《美国印第安教育》杂志一九八九年刊登了一篇题为《印第安事务局下属学校印第安教育十三项基本需求》的文章，作者格伦·莱萨姆认为，非英语儿童的母语不是可以利用的财富，而是必须尽早清除的负担。作者警告人们，如果印第安部落确实要把英语作为第二语教学，或者把部落语言作为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教学用语，这将产生文化、社会和经济的严重后果。
　　教育是同化印第安人的主要手段，因此也是贯彻执行印第安语政策的主要领域。美国印第安教育基金会网上有份材料说，从殖民时期开始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印第安教育就是“同化”教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下半叶，由于盛行于十九世纪的印第安寄宿学校声名狼藉，引发了以印第安事务局长约翰·科利尔为首的改革，使三十年代印第安教育中出现了重视土著文化的趋势，但是，进入四十年代，同化主题回潮，重新占据统治地位。六十年代随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印第安教育出现民族自治倾向，然而，八十至九十年代，在“惟英语运动”的呼声中，“同化”和“征服”这两个主题重新抬头。十九世纪后半叶与二十世纪初的二十年代是美国同化教育鼎盛期，印第安语所遭受的冲击也是空前的。这一时期的印第安教育是“惟英语教育”。就美国内政部长卡尔·舒尔茨在任期间，印第安事务局先后颁布《一八八○年法令》、《一八八四年法令》、《一八八七年法令》、《一八九○年法令》等法律条文，规定：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政府学校，一律用英语教学，学校里不得用印第安语，如有违反，停止政府的拨款。贯彻执行打击印第安语政策最为积极的典型是卡莱尔寄宿学校的教育。军人普拉特领导下的卡莱尔印第安寄宿学校严格执行“惟英语教育”的政策，他们利用印第安儿童远离父母亲人、寄宿在校之便，不仅包括教育管理、教学内容等一切都用英语进行，而且严格禁止学生在任何情况下说母语。卡莱尔学校当时风靡全美，成了其他印第安学校纷纷仿效的楷模。美国这一时期的印第安教育给印第安语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
　　当然，印第安语的衰亡是一个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印第安民族由于主权的丧失而失去了语言权、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下降而使印第安语使用空间急剧萎缩和语言人口大量流失，然而，美国的印第安语政策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从上述美国境内印第安语历史与现状以及美国印第安语政策发展的简要回顾，反观一九九○年《美国土著语言法案》，其积极意义便显得十分有限。就印第安语灭亡的现状而言，《法案》的推出为时已晚。许多印第安语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幸存的一百五十多种印第安语中间，已有近六十种语言只有几个年已花甲的老人会说。印第安语已经形成难于逆转的衰亡之势。即便“美国政府自《法案》以来明确地改变了对印第安语的政策和态度，家长们还在抛弃母语，崇尚英语。印第安语仍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将来的六十年中，所灭亡的美国土著语言要比印白接触以来消失的还要多”。因此，“《法案》固然重要，但确实为时过晚”。
　　就语言政策而言，《法案》还没有完全跳出“同化”巢臼。虽然《法案》也提及印第安人的权利问题，包括政治权利和使用语言的权利，但是这绝对不是印第安人作为民族独立的主权。因此尽管法案鼓励部落政府机关使用印第安语，但是使用的范围是十分有限的，印第安语的实际地位就不可能很高。法案同时强调保护并鼓励使用美国土著语言有助于提高土著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入学率，充分发挥潜力，获得成功，使他们成为有用的美国公民。显然，这还是体现了同化主题。
　　就美国语言观念而言，《法案》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与此相悖的美国语言文化。二十世纪末的惟英语运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发端于八十年代后半叶的惟英语运动并没有因《法案》的推出而有所减弱，相反一直发展到世纪末，至今余波未平。有人曾经试图利用《法案》遏制惟英语运动对印第安语的挽救和复活的负面影响，但收效甚微，因为惟英语运动的影响是铺天盖地的。美国的语言文化是美国语言政策的基础，是其中最隐性但作用最大的部分，因此《法案》的积极方面受到了语言文化的限制和削弱，这是由美国语言政策包括印第安语政策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二○○二年四月于南京大学荟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