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享有特权的纨袴子弟

　　《世界文学》杂志编印了一种《世界文学丛刊》，苏联当代作家维利·利帕托夫的长篇小说《伊戈尔·萨沃维奇》是这一丛刊的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小说原于一九七七年发表在苏联《旗帜》杂志上，当即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间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小说尽管象作者大多数作品一样是以他故乡西伯利亚为背景，主人公依然是他所熟悉的而且反复描写过的林业工作者，但它却在苏联文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典型”——一个生活在所谓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生长在有权有势的上流社会家庭、享有优裕物质生活条件，但却丧失理想缺乏明确生活目的并日益堕落的纨袴子弟的形象。利帕托夫在这部新的小说中，以辛辣的笔触揭露了当今苏联的社会畸形现象，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大胆的生活画面”。
　　利帕托夫对这部小说的结构颇费一番苦心。作者首先构思一个车库案件，小说的主题思想、中心故事和主要矛盾，围绕着这个案件逐步展开和深化。
　　小说主人公伊戈尔·萨沃维奇受女演员戈鲁勃金娜蒙骗从刑事犯法拉列耶夫手里买了一座汽车库，而这座车库是假借伊戈尔的名义、实则用盗窃的材料非法建筑在少先队员胡同儿童游戏场场地上的。附近居民对此十分不满并向当局作了检举。与此同时，伊戈尔又落入法拉列耶夫一群流氓的圈套，与他们发生斗殴，因而受到法律审讯。
　　车库案件只是小说的表面冲突，成为小说发展中心的，用作者的话来说，则“是小说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富有戏剧性地、困难地重新理解自己的生活以及在其他人们之间的地位”这样一个主题。
　　伊戈尔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父戈利佐夫是一个医学院的副院长、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母亲维肖洛芙斯卡雅是该医学院外科教研室主任、卫国战争时期的少校军医。伊戈尔自幼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中学毕业后违背父母的意旨，没有进医学院，而是考入了林学院。为了能使伊戈尔继续深造，早在他大学毕业前一年，父母便四处活动，拉关系，走后门。然而伊戈尔再次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苦心，终于来到了一个偏僻的木材流放段工作。母亲对儿子的前程仍然念念在怀，恰好被她遗弃三十来年的前夫瓦连季诺夫担任罗姆斯克木材流放公司总工程师，于是维肖洛芙斯卡雅前去走他的门路。瓦连季诺夫是伊戈尔的生身父亲，但是父子俩都以为对方不知道这种血缘关系，外人当然更是一无所知。
　　伊戈尔不久便被调任公司新技术处处长，继而又被提升为副总工程师，仅次于瓦连季诺夫。这对一个不满三十岁的青年来讲，真可说是平步青云！公司不明真相的人戏谑地用莫泊桑小说中主人公的绰号“漂亮的朋友”称呼他，因为他的妻子是现任州苏维埃执委会第一副主席卡尔采夫的女儿，怀疑他是因为妻子的关系爬上来的。
　　瓦连季诺夫想让儿子在自己即将退休后成为继承人，然而事与愿违，伊戈尔调到公司以后，饱食终日，意志消沉，经常与一些纨袴子弟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放荡生活，变得精神恍惚，不知不觉中得了所谓“内源性忧郁症”。
　　伊戈尔三十岁生日那天，在岳父家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他回家后正当把轿车开进车库时突然遭到流氓袭击，在他自卫时有一个人险些毙命，因而使他受到审讯。审讯结果判明伊戈尔无罪，但其岳父却因与车库案件有牵连而受到处分，他的生父也由于受到刺激而猝然死去。经过这一番波折，伊戈尔思想上受到震动，开始意识到，“他的病是由于生活对他来说总是一帆风顺，是由于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现成的”所造成的；他也感到自己“活了三十岁没有靠自己的双手做过一件事，该是多么危险”！
　　伊戈尔如何“觉醒”，是另一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利帕托夫描绘的一组“在生活中享有特权的人们”，这些人“只是获取而不作任何贡献”，患了“幼稚病和社会消极症”。伊戈尔只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典型。他从少年时代起就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上所发生的一切，也无一不是与“特权”有关联的。他继父戈利佐夫为了使他能当研究生，凭借他医学院副院长的职权与林学院副院长去作等价交换：答应该副院长的女儿将来可以进医学院学习，甚至还亲自为该副院长的母亲做手术。伊戈尔工作以后火箭似的升迁，部分也是靠他生父职权的影响，“只有明知同大权在握的瓦连季诺夫的血缘关系，才能在三十岁的时候就谋得副总工程师的高位，等将来瓦连季诺夫退休以后，伊戈尔就要接替总工程师的位置了”。当危及伊戈尔前程的法律诉讼案件发生以后，母亲立刻乘飞机前来找州委书记，父亲也以伊戈尔领导的名义对案件横加干涉，伊戈尔的密友、州内务局副局长西罗金上校更是利用职权直接向审理此案的侦查员施加压力。此外，母亲还想凭继父的有力的社会关系把儿子调到莫斯科林业研究所或者部里去。总之，他们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给儿子安排一个舒适的生活条件，一旦儿子出了问题，则置法律、道德等一切约束于不顾，只要能使儿子安然无恙便成。
　　作者在小说中反复描写的伊戈尔的幼稚病是由于“从小他就习惯于由别人在不同程度上给他安排好今后的生活任务”，当他“走上独立道路时，他就已经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别人手中获得了他所有的一切”，因而“逐渐丧失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终于成了行尸走肉。这里所说的“别人”，实际上指的就是伊戈尔的父母。诚然，爱子之心，人皆有之。父母想“要象用胸膛堵住枪眼那样来掩护”子女，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一种感情。但是，如果出于一己私利，则不仅不可能把自己的事业留给自己的子女，反而贻误了他们的前途，使他们变成带有“对社会非常危险的退化的特征”的废物。维肖洛芙斯卡雅和瓦连季诺夫对伊戈尔的爱，显然是属于这一种。他们对于伊戈尔个人悲剧的形成，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连瓦连季诺夫也不否认这一点，他不无沉痛地对维肖洛芙斯卡雅说：“在我们的孩子面前摆着一条由我们专门为他开辟的捷径，这是个错误的想法”，“事实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毁了伊戈尔的一生，你失去了他，我没有得到他，结果由儿子一个人为我们的错误付出代价”，“现在到了还债的时候，我和你两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如果不考虑这一悲剧的社会性，一味追究父母的责任，那也是不公正的。如果说伊戈尔不是生长在一个一呼百诺的有权有势的特定的家庭和社会圈子里，即便受到再过分的溺爱，个人悲剧纵然也不可避免，但那终归是另一种典型的，而绝非伊戈尔这种新的纨袴子弟典型的悲剧。“伊戈尔个人的悲剧实则是社会的悲剧”。伊戈尔的岳父卡尔采夫在小说中是一个唯一没有为子女徇私枉法的领导者。作者在这里与其说是塑造一个廉洁奉公的清官的形象，勿宁说是想通过这个人物更深地挖掘促使伊戈尔成为“新的社会典型”的社会原因。由于权力的威力神通广大，社会上就会有一些人特别喜欢阿谀逢迎、趋炎附势，他们固然一方面因为慑于某些有权有势者的淫威，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能够官运亨通，因而便狐假虎威地、间接地行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的权威，替后者效劳。公司经理尼古拉耶夫一听到当时还是区执委会主席的卡尔采夫将擢升为州苏维埃执委会第一副主席的风声，便立刻把伊戈尔请到自己家里作客，并且暗示他，一旦总工程师退休，他的职位即将由伊戈尔继任；伊戈尔家所在的基洛夫区的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马里雅尔柯明知按区的总规划图在少先队员胡同儿童游戏场地上建造汽车库是违法的，但还是批准了有伊戈尔签字的申请书。
　　《伊戈尔·萨沃维奇》这部小说也暴露了苏联社会“精神蜕化的整个过程”，堪称一部对苏联“当今社会进程感觉敏锐的小说”。
　　小说中描写的伊戈尔的父辈一代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同龄人，他们虽然不是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参加者，但却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他们在十月革命缔造者的直接熏陶下经历过革命后的艰苦的岁月，也赶上过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如火如荼的经济建设，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也曾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和炮火硝烟的洗礼。但是，他们当中一些人，或者由于以功臣自居、躺在功劳簿上吃“利息”，或者由于一味追求物质享受，贪图安逸，因而逐渐堕落成胸无大志的庸人。伊戈尔的母亲维肖洛芙斯卡雅、公司经理尼古拉耶夫、州内务局副局长西罗金上校，是作者着意描写的这类形象中三个不同的典型。
　　维肖洛芙斯卡雅是一个利欲熏心、卖身求荣、老谋深算的唯我主义者。只因为在当时看来戈利佐夫比瓦连季诺夫会更有前途，她便不顾后者有多么痛苦，不假思索地把他抛弃；为了她在世界上唯一喜爱的人——伊戈尔，她可以拉拢、收买和指使一切有权有势的社会关系，为她效劳。相反地，只要有人“妨碍她攫取、占有和享受”，不管这个人是谁，“她都可以面不改色地”把他出卖。
　　利帕托夫笔下，尼古拉耶夫的阿谀逢迎以图邀功请赏的奴才相和左右逢源、看风使舵的势利小人的嘴脸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他在战壕里冻坏了双腿，便要求社会慷慨地给予报酬，这也是他的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充分表现。
　　西罗金上校则是完全另一种典型的人物。表面上他是一个不分昼夜助人为乐的热心肠的好人，实际上他忙的是为人“弄房子、上户口、进大学、搞石板瓦、解救违章受罚的业余司机”，到处滥用他作为州内务局副局长的职权，是一个热衷于歪门邪道的后门迷。
　　在目前的苏联，这些人物所追求的东西真可说是应有尽有——有权有势，有舒适的住宅，有私人别墅、汽车、游艇，有进口货……然而独独缺少的是象保尔·柯察金那一代人所怀有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这一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他们不仅自己如此，而且还用他们的灵魂毒害子女。伊戈尔冲着瓦连季诺夫问得好：“如果您认为我是一个野心勃勃、卑鄙自私的坏蛋，那么您自己又怎么样呢？不是您让我官运亨通的吗？请问您比我好在哪里？”
　　苏联的读者认为，利帕托夫“正是通过人物的这种高度典型化，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大胆的诊断，表现出了作者对我们〔苏联人〕周围发生的一系列现象的哲学思考”。有的读者还说，“许多人看完利帕托夫的小说以后，会环顾四周，看看我们身旁是否有这类人，是否应该对他们作出应有的评价。”
　　这部小说的结构不够严谨，人物性格发掘缺乏应有的深度。作者在小说结尾精心安排罗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中央委员列瓦绍夫来收拾残局，仿佛是为了把解决社会弊病的希望寄托于某个救世主身上。这个结尾似乎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削弱了小说暴露苏联社会弊病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