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消费者主权

　　伍晓鹰：人的问题的研究近年不但没有消声匿迹，反而成了各个学科的热门话题。
　　张维平：但是经济学界似乎谈“人”并不多。
　　伍晓鹰：表面看来的确如此，可是如果分析一下经济学家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经济主张，就会发现其中暗含了人的概念，这个“人”就是“经济人”。
　　张维平：查一查经济学词典，“经济人”的定义极为简单，它是指这样一种人：其全部行为的动机出自经济的考虑，全部追求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大”。当然这是个抽象，但现代经济学许多理论以它为基本前提。
　　伍晓鹰：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改革伊始，我们的理论准备并不多，但有一点很明确，必须承认企业与劳动者独立的利益，这就是“经济人”思想。
　　张维平：我认为意义远不止此。哲学家们期待感性人尽快走出浑浑噩噩的生活，变成“理性人”，正好对应着经济活动领域中人的自主权，或者说是“自由选择”。
　　伍晓鹰：又是“自由选择”！自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畅销书《自由选择》被介绍过来后，这个词便反复出现在我们的各类文章中，我敢说，有些人是在并未深刻理解其内涵的情况下使用它的。
　　张维平：或许如此。我以为“自由选择”可直截归结为“消费者主权”。这是我阅读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后所获得的主要印象。
　　伍晓鹰：我同意这个概括，不过你可能注意到，在《自由选择》中，弗里德曼是正面阐述“消费者主权”的，而在这本书中，他是从政府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国际贸易，以及政府在就业、收入、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来证明现代美国社会中，“消费者主权”正日益受到侵犯。
　　张维平：是的，“消费者主权”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是作为潜台词出现的，但却是弗里德曼坚定捍卫的一面旗帜。
　　伍晓鹰：consumer sovereignty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含义是：作为消费者的任何人，除了受制于自己的知识、信息与实际能力——能力在这儿表现为收入——之外，不应该有任何外在的力量来妨碍或代替他的自主选择。
　　张维平：与此相似的另一个概念是“买方市场”(burers mar－ket)，其特征有二：一是产品丰裕；二是供给略大于需求。在这种市场上，顾客手中的货币“选票”，便成了生产者争夺的对象，消费者才不至于沦为动则受训斥的乞丐，而是象日本人说的那样：顾客是皇帝。
　　伍晓鹰：“消费者主权”与“生产者主权”是对立范畴，后者意味着消费者受制于生产者，消费者受垄断势力的压迫。但“消费者主权”与我们说的企业自主权并不矛盾，在市场上，企业是作为生产资料与劳动资源的消费者出现的，所以，抓住了“消费者主权”，也就抓住了市场运转的核心。
　　张维平：弗里德曼不仅是着眼于市场，他也是把“消费者主权”作为经济自由的核心来理解的。
　　伍晓鹰：是的，正因为战后政府的广泛干预使美国社会生活的几乎每个领域中的个人选择自由都遭到了侵犯，弗里德曼便在理性法庭上担当了辩护律师的角色。与《通向奴役的道路》不同，哈耶克四十年代写作时毕竟带有预见与警告性质。然而弗氏《资本主义与自由》成书于六十年代，目的是批评现状，实证性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更富于启示性。当然，两人都维护“消费者主权”。
　　张维平：我以为要理解“消费者主权”，必须从最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开始。例如，自由市场上那些讨价还价的家庭主妇——当然不仅是她们——虽然为许多文人雅士不屑一顾，但却功德无量。因为她们不但改善了小饭桌上的内容而使合家欢喜，而且还由于行使了消费者主权而推进了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后面这层意义不容易轻松地显示出来，但弗里德曼则以雄辩的逻辑与例证说明了这一点。他给我们的有益启示是，千万不要把自由市场上的交易人小看了，虽然他们有时难免语言粗俗，却是堂而皇之的“经济人”。
　　伍晓鹰：传统文化的一个灾难性影响，就是不少文化人瞧不起经济人。记得去年九、十月间，我国对日贸易的入超曾引起了一些争议。当时有一位教授对我说，他很反对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是“经济动物”，很会算计别人，所以应该抵制日货，什么冰箱彩电小汽车呀，原本是一样也不该进的。
　　张维平：在公开场合，有些人可能是抵制外国货的，但在家里却往往抵制国货——我指的是耐用家电，连引进配件国内组装的也不要，而要十足的外国原装货。这本来没什么，因为中国产品的技术尚不成熟，而消费者又是本能地追求产品质量的。
　　说来很有意思，仇视日本“经济动物”的情绪，不仅在我国，在美国民众中也不止一次地掀起过骚动。在经济竞争中，你不去做“经济动物”，难道去做泥菩萨？六十年代初，日本实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被称为经济奇迹，大量日货向美国市场汹涌流去。当时在美国流行的观点是：日本工人工资低，这个优势使日本货比美国货便宜，为了保护美国市场，有必要实行汇率、关税、限额等多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以保护国内就业。当时的肯尼迪政府就忙于修筑贸易壁垒。
　　伍晓鹰：名义上保护国内市场，实际上就是“生产者主权”论，这是通过垄断避开竞争，通过保护生产者的惰性来损害消费者利益。弗里德曼对此最为反对——从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口数量，到禁止海外军人携带家眷，到对石油与其它商品实行进口限额，以及外汇管制等等——他无一不持异议。如今美国国会又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纺织品实行限额进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求助于弗里德曼，他在二十年前就说，对从香港进口的纺织品施加限额，只会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失业，而不会使美国人得到好处。
　　张维平：弗里德曼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当一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利情况时，更要强调市场机制，这是一种积极的平衡，关起门来是消极办法。对此他作了一个通俗说明。假定贸易往来只在日美两国展开，由于日本货工资成本低，出口成了日本单方面的事，美国人无法向日本出口，于是只能支付美元，问题是，日本人不会愿意持有空洞的美元，他们总是乐于相信美国人手里有他们喜欢的东西，只是比预计的要少些，这样，他们就会设法减少自己手里的美元，唯一的办法是抛售美元，外汇市场上美元供过于求的结果，必然是美元比价下跌。下跌到这样一个度，它使美国的出口相对于过去便宜一些，日本货则昂贵一些，从而使两国贸易达到某种平衡。他认为这种自然平衡比任何一种人为干预要好得多。
　　伍晓鹰：这基本上是得自李嘉图“比较利益论”的贸易自由主义观点。当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再加上非经济因素的干扰，真正的自由化很难实现。但无论如何，让汇率自由浮动，商品自由进出，让消费者自主选择，谁家东西好就买谁的，这个目标总是值得追求的。但遗憾的是，此中道理似乎不易被人理解，不象保护贸易那样带有爱国色彩。实际上，对某些产业施加保护，往往容易使之成为国家摇篮里永远长不大的婴儿。
　　张维平：所以说这是一种浅薄的爱国主义。海涅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论爱国》，他说，浪迹天涯，身处异国他乡的游子，比终生厮守家乡的同胞更爱国家，这正象最美的春之歌诞生在冬天的炉火边，自由花只能开放在监狱里一样。可谓意味深长。
　　伍晓鹰：确实，人们固然不能因为国家贫穷而嫌弃它，但也没有理由无限制地爱它的贫穷和愚昧。
　　张维平：我认为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与闭关锁国一样，是致贫之道。它所激发的爱国主义可以推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但无助于中国的开放与现代化进程。
　　伍晓鹰：保护主义思潮在我国是根深蒂固的，原因有二，首先是广阔的国内市场与有限的外汇收入(进口能力)构成了抵御外货的天然屏障，其次，外贸的政府统制又无异在此屏障上架设了高压电网。消费者享用进口商品的机会是很有限的。但糊涂观念却不少。我曾遇见过一位汽车厂经理，他对前年进口了一批小车，很有看法。他反对少数人浪费民脂民膏以谋私利。
　　张维平：这点我们都同意他。
　　伍晓鹰：是的，但有些意见则似可商榷。他说，中国的国情根本就不允许老百姓消费小轿车，现在倒好！进口这么多车，满街跑的出租，一下子膨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发了财的还想买私人轿车呢。
　　张维平：这恐怕是偏见。如果倒退十年，他或许会说中国国情不允许老百姓消费冰箱彩电呢。我相信，汽车文化(automobile culture)作为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必然要求中国也将或迟或早地进入大众汽车时代。由此看来，我国这两年的汽车进口虽然耗费了一些极宝贵的外汇资源，但它所起的消费示范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却是预兆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伍晓鹰：我赞成你的乐观，但我相信那位汽车厂经理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他们不满意的还有：进口车质量高而舒适，把国内消费者的胃口吊起来了。如今上海牌不吃香，连中外合资的桑塔那车也受排挤，国内汽车业受到冲击等等。
　　张维平：这种看法确实很流行，但我不认为有多少道理。进口商品提高了民众的消费口味，并非坏事。它主要形成对生产者的压力，促使他们或者化力气去更新技术和产品，以适应消费者的选择并争得自己的生存权，或者干脆被淘汰。这还有助于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
　　伍晓鹰：市场保护总的来说是保护落后，我们的许多产品为什么几十年一副老面孔，原因就是垄断性国内保护，其结果是把设备与工艺落后的代价转嫁给了消费者。实际上受到保护的市场已不是真正的市场了。
　　张维平：保护市场，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者的垄断性利益，例如关税保护，价格保护等都是，它总是以牺牲消费者的选择为条件的，但同时也牺牲了生产者的　　　　　　　　　　 创新动力。
　　伍晓鹰：改变这种状况还是得建立以消费者主权为核心的市场机制，并且把对外开放作为完善市场体系的一个内容，让国内市场受点儿冲击，无非是引进了国际竞争，冲击了那些不思进取的生产者的利益。
　　张维平：这种生产者利益，主要是集团与行业利益。我认为国外学者称之为“利益集团”的东西很值得研究。例如美国，当日本汽车冲击市场时，一方面汽车买主因为有了新的选择机会而兴高采烈，同时又出现了汽车制造业的工会与资方的联合抗议，这就是汽车利益集团；当亚洲纺织品大量涌入，其抵制运动则主要来自纺织行业与它在国会的院外游说集团，而汽车行业的人们是决不仇视价廉物美的亚洲纺织品的
　　伍晓鹰：是的，行业与集团利益问题，在中国显然也存在，据说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此已有研究成果。而随着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我们迟早会触及这个问题。以生产者的局部利益来冒充全民利益，使消费者去承担技术与工艺落后的苦果，不但不公正，而且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介入国际分工。
　　张维平：这也是“生产者主权”与“消费者主权”的对立。作为生产者，总试图垄断市场，控制价格，风险与竞争愈少愈好，利润则要尽可能多，垄断造成停滞的原因即在于此，它总是要侵犯消费者主权。在我们的传统体制下，由于价格被国家控制，国家又通过利润统收与亏损统支的办法扑灭了生产者的利润动机、从而把生产者主权推向极端，并通过集权而形成为一种超级的国家垄断。
　　伍晓鹰：保护消费者主权，从根本上说是抵制垄断因素和保护全民或大多数人利益的，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析是很精辟的。
　　张维平：我想你是指弗里德曼的“人具有二重身份”的论点。作为生产者，人们在专业化条件下倾向于集权并害怕竞争；作为消费者，人们又使用着成千上万乃至更多种类的物品，从而追求多样化，差别性和丰富性。政府干预和计划体制培育并发展了人的前一种倾向，市场机制则保护了人的后一种倾向。
　　伍晓鹰：无论如何，活力从消费者中来，在一定意义上，生产者的选择应该由顾客来决定，顾客为自己选择服务的最佳方案，由此引导生产者行为合理化。
　　张维平：这也是弗里德曼攻击福利国家制度的立论基础。他认为现代福利国家的悖理，就在于它把选择权从个人转移到了国家手里。
　　伍晓鹰：中国与苏联东欧的体制也是这样，而且更严重。国家用行政力量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实现各种社会目的，诸如消灭贫困，促进收入均等，实现社会安全等，这就不能不经常和大规模地运用行政、立法、税收和补贴等手段。
　　张维平：在美国，各种名目的“福利国家”设施就几百种。诸如就业保障，失业津贴，老年与病残保险，医疗救助，住房补贴，幼儿与孕妇补贴，农产品价格支持，最低工资法与最高工时限……等等等等，数不清的“仁政”。弗里德曼认为每一项都弊多利少，综合地看则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说，以往几十年里政府进行的上述新事业没有一项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国确实在进步，然而，这完全是因为“看不见的手”的推动力压倒了“看得见的手”所引起的麻木与退化。
　　伍晓鹰：弗里德曼的批评，是在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任总统凭借丰富的经济剩余，在“向贫穷宣战”的名义下又一次扩张了社会福利设施，并赢得了人心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说四十年代初哈耶克对福利制度提出警告，其过人之处在于预见的深度，弗里德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当整个西方都接受福利国的实践时，他却保持了冷静的思考。
　　张维平：对福利国家的批评自始就有，批评者也不仅是哈耶克或弗里德曼等几个人，但长期处于非主流思潮的位置。七十年代末的自由化浪潮则把他们推到了前台，里根与撒切尔的试验是基于这个背景的，实绩相当不错，可能你还记得，几年前我国理论界还断定“滞胀”是不治之症，现在它却奇迹般霍然而愈。
　　伍晓鹰：那是我们世界经济研究中一次失败的记录，我看美国乃至西方已经走出“滞胀”，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传统惰性震动也相当大。
　　张维平：这个铁女人的政绩相当不错，她又将面临第三次总统竞选，这在战后英国保守党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她对弗里德曼的思想很感兴趣，但我认为英国的改革环境比美国要困难得多。
　　伍晓鹰：是的，在美国，尽管政府权力曾一度日益扩大，但在主要方面还没有压倒市场的力量。被称为“英国病”的长期停滞，则是另一种情况。工党执政时的英国，国有化搞得太厉害，再就是高税收把国民收入的接近一半收归国库，然后再广泛布施，搞福利国家。美国走得不如英国那么远。因为美国立国伊始，就反对政府干预社会和经济生活。与欧洲源远流长的国家权力相比，美国联邦政府的作用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确实是微不足道的。
　　张维平：这大概就是所谓“美国精神”：政府要小，干预要少，个人应该有广阔的自由选择范围。
　　伍晓鹰：事实上，也只有小政府和少干预才能确保自由，包括公民个人的政治自由在内。列宁在这个意义上曾称赞美国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榜样和理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1页)。
　　张维平：弗里德曼感叹的是世风不古，他认为美国正逐步偏离“机会均等”的目标，而去追求结果(收入)均等，这是陷入了迷误。在他看来，当代西方社会最重要的成就是为人们改善和增进自己的能力扩展了机会。这就使过去一百年里取得了辉煌的物质进步，从而使普通人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扩大了享受范围。例如，现代供水和排污设备，集中供暖，电视、汽车等等，它们提供的方便相当于，甚至超过以往富人从仆役、优伶身上获得的奢侈。
　　伍晓鹰：但技术进步，除了医药之外，在扩展富人的生活特权上很少进展，所以贫富在生活享受上的差距正在缩小。当然，这是一种自然的进步过程，而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
　　张维平：不过，弗里德曼并不否认存在穷人和帮助穷人的必要。关键是用什么方式。他的主张是，在一切可由市场或通过市场运转的地方，政府的作用都应该是中立的。福利应该借助市场去实现。以住房为例，与其政府营造房屋去分配给低收入无房者，不如通过“负所得税”——即政府给穷人货币津贴，让他们凭货币选票自主选择。
　　伍晓鹰：类似问题我们国家也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高唱入云，三十余年了，但衣食住行四项最基本生存需求之一的住房分配，却根本不体现这一原则，是一种非货币分配的“福利恩赐”。
　　张维平：所以结果就可以想见：不用市场机制来配置住房建设的资源，住房便成稀缺。而作为稀缺品，却又不按供求状况定价，只是单纯由行政渠道分配，从而权势者捷足先登，“房老虎”大行其道，住房富裕者不乏其人，数代同居一室者更是所在多有。如果把住房折成货币算入工资，我敢断言收入不平等程度一定不小。
　　伍晓鹰：这就应了弗里德曼的话，越是追求结果平等，结果就越不平等，而且还会牺牲自由与效率。三十余年来的人口发展与住房政策真是不可理喻。如果把最初的住房情况比做大锅饭，则随着人口的增长，大锅饭变成了大锅稀饭，接着又变成了大锅汤，油水浮在表层。这情况在几个大城市尤为明显。当然，一九七七年后情况略有改善，但由于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累积的问题仍然不少。
　　张维平：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可以把用于住房建设的投资变成工资基金，然后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或者买房，或者按合理的市场价格租房，使民用建筑业和租房业变成其资金能自我增殖的源头活水。
　　伍晓鹰：住宅商品化已经讨论多时了，若干城市的实验也逐步展开，但旧体制的惯性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予扭转的。中国近年来的进步，表现为消费者已获得若干选择权，但这种选择权在城镇居民中则转化为对耐用家电如电视冰箱的追逐，有人称之为“消费早熟”。目前银行的二千余亿居民存款，其潜在流向还将是家电市场而不是住房。因为住房至今仍是待分配的“潜在福利”，这儿没有消费者主权与货币投票权。
　　张维平：于是便出现了这种怪现象：在基本的生存空间没有得到合理配置的情况下，群众的消费行为却推动了电器时代的到来，我认为这是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群众正常消费心理的扭曲，而不是什么“消费早熟”。
　　伍晓鹰：这种扭曲在农村居民身上表现不明显，他们收入增加后首先是盖房，然后才考虑其它。这证明了“消费者主权”应该万岁，农村改革的巨大成就首先是在较大程度上恢复或培育了市场机制。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福利恩赐使农民的日子过得好一些了。
　　张维平：所以弗里德曼主张首先培养人的自立精神，在确实应该给穷困的人以帮助时，他也只选择提供教育或货币津贴等方式，任何一种实物福利他在原则上都不赞成。
　　伍晓鹰：这就是说，接受帮助的人应该得到选择自由。按常理，家长为儿童做选择是必要的，但这应该靠人们的互助与自助去解决，政府最好少介入。即使我们肯定政府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必要的，也很难凭理智去判断政府究竟应该走多远。实际情况则表明，政府很不幸地通过“福利国家”走得相当远了。
　　强维平：这就涉及到弗里德曼经济哲学中的自由观，他说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看作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方法，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却把福利和平等当作自由的必要条件或代用品，他反对后者，主张自由就其本义而言，是指自由的人，而不是指自由的政府，更不是指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哪怕这种干涉是出于家长式的良好动机。就两代人而言，年长者也无权干扰年轻人形成他们生活方式的自由。
　　伍晓鹰：这一点很重要。人们常说现代化要有价值观念的转变，我以为这首先要确立现代人的自由观。弗里德曼把自由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它在现代社会表现为自由人的契约关系。其二是个人权利的自我运用，这是一个不容旁人插足的个人伦理问题，或者说，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是纯系个人的事情。任何人，哪怕是被习俗与传统伦理观支配的大多数人，也无权干涉他人的任何个人自由。
　　张维平：在我们这个“礼义之邦”，恐怕暂时还很难充分实现这种个人自由，於梨华的名著《傅家的儿女们》中说到中国人的传统劣习，一方面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社会公德心极难培养，另一方面又“爱管他人床上事”，即喜欢窥人门缝，刺探隐私，乃至干涉他人私生活。改革中为什么会出现匿名信满天飞，八分钱邮票整死人的情况，还有我们一些新闻媒介在“道德法庭”或其它名目下大量展示他人隐私——十有八九难免歪曲——以招徕读者的作法，都是干涉个人自由的显例。
　　伍晓鹰：这些都是与现代自由观风马牛不相及的。当然，个人自由并不是毫无规范，它必然要和现代社会普遍的相互依存结合起来。但相互依存的基础是专业化大生产与市场联系，个人自由则只受到法律的规范和自愿缔结的契约的强制，此外便不应有任何外力干涉。
　　张维平：必须强调，契约的强制与权力的强制根本不同，市场机制离不开契约原则，正象旧的计划体制离不开行政干预一样。行政干预是依靠垂直的上下等级系统来规定人际关系和传递信息与指令的，这是人治社会的特征。契约关系的基础是身份平等的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以及交易双方在利益选择之后的责任。责无旁贷，强制权仅仅在这个环节上存在。
　　伍晓鹰：我们由此可以推论，在消费者主权之外，再加上平等人的契约关系，就是市场机制是否健全的标志。
　　张维平：这也是经济自由的完整含义。
　　伍晓鹰：弗里德曼不止一次地强调经济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牵涉到的事物构成整个人类自由中极端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由于竞争性市场机制注重消费者主权，即把决定权分散给个人了，也就对政治权力的集中提供了一种抵销与制衡力量，这就为政治自由提供了基础。
　　张维平：完整地说，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在市场作用下的二权分立，是现代代议制政府正常运营和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基础。我同意弗里德曼所说的话，迄今为止的历史还没有这样的例证，在一个经济生活不是让自由市场安排的地方，曾经出现过广泛的政治自由。
　　伍晓鹰：确实如此，我国目前宽松环境的出现，民主和谐的政治气候的酝酿，正是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生活的结果。苏联也是如此，虽然它还不肯承认市场作用，但改革的需要导致了宽松的舆论环境，苏联的文学艺术家们现在所获得的心情舒畅可能是建国近七十年来从未有过的。
　　张维平：所以说，经济自由是包括政治自由在内的其它一切自由的基础。例如言论自由，弗里德曼认为，关键是对于不受社会欢迎的主张，尤其是不为大多数人认可的奇谈怪论，应该宽容，应该允许人家去鼓吹，并且不要使鼓吹者为之付出太高的代价。
　　伍晓鹰：但在市场机制下则活动余地大一些。弗里德曼提供了这样的例证：五十年代美国的反共运动曾导致了一个好莱坞黑名单事件，几位著名编剧被怀疑是共产党人，因而不能接受奥斯卡奖。政府当局曾试图禁止电影厂再用他们的剧本拍片，但被拒绝。好莱坞的制片商只问剧本质量的好坏，他们才不管作者是否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但我国以往的政治档案却使很多有才华的人被“控制使用”或不许使用，原因就是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或者生活作风问题，诸如此类。
　　张维平：按照基督教义的“原罪”论，人生来就是脆弱而易犯过失的。法律意义之外的任何对人的管制，无论是出自政治目的还是来自社会舆论，都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不但干涉了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且也妨碍人尽其才。从而有碍于人类利益的增进。
　　伍晓鹰：我们的报刊上关于伯乐和人才的文章可谓多矣，我很害怕这会贻误世人。可以想象，一个自大狂可能会自比伯乐，并按照自己的浅薄去塑造和发现他的所谓人才；而一个自卑感甚重的人，又会埋怨造化不平，使自己生就是一个蠢才。所以，关键是创造一种机制，使人们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机会，去发现自己的才能，发展自己的潜能。这就又回到经济自由的主题了，因为经济自由同时意味着开放心灵和激发活力。
　　张维平：弗里德曼认为，用市场去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是为了保护自由。但这样做不仅是保护性的，更是建设性的，因为集权的政府从来没有成为文明的动力，天才与博学多才的思想与学术巨人从来不是出自政府的指令，而是个人天才与坚持自己观点的产物，是市场所孕育的多样化与丰富性的果实。
　　(《资本主义与自由》，〔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一版，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