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揭示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悖论而著称，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也正是这个意思。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借二哥伊凡之口给读者讲了一个宗教大法官的寓言，其含义之深刻尤胜过思想著作。寓言说的是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塞维尔地方，一位年近九十的红衣主教为了要在人间建成天国，疯狂地迫害异端，以“无比壮观的烈焰，烧死凶恶的邪教徒”。正是在他差不多扫清了道路的障碍，为了上帝的荣耀，架起火堆，烧死了上百个异端的时候，耶稣降临了。他来到宗教裁判所烧死异教徒的广场，人们纷纷把他围住，他向人群伸出了双手，为他们祝福。他在塞维尔大教堂前的台阶上，帮瞎子治好了眼睛，让瘸子起来走路，让入殓的小女孩复活。这位红衣主教大法官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脸上笼罩了一层阴影，眼睛射出了凶光。他带了神圣的卫队走过来，把耶稣抓起来，关在牢房里。到了半夜，年迈的宗教大法官独自走进了牢房，大门在他身后关上。大法官久久地、仔细打量犯人的脸，对他说：
　　“真是你吗？是你吗？”他没有听到回答，便赶紧补充了一句：“别回答，保持沉默。你又能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也没有权利对自己说过的话再增添什么新内容。你为什么妨碍我们？你是来妨碍我们，这你自己也清楚。但是你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不想知道你真的是他或者仅仅像他，但我明天就要审判你，并且把你作为最凶恶的异教徒活活烧死。明天只要我一招手，今天吻你脚的那些人就会跑过来往你的火堆上添加柴禾，这你知道吗？是的，你也许知道。”他在沉思中补充了一句，专注的目光始终也没有离开囚犯。
　　在此之后，大法官冲着囚犯，吐出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其中的要点是，教会当初就是秉承耶稣的意愿，为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实现人间的奇迹而努力，但是，要让人民崇拜上帝，就必须先有面包；而要有面包，就要拿起恺撒的剑；而拿起了剑就没有了自由。这样，面包和自由两者不可兼得，它们是矛盾的。罗马天主教会就是遵从当初耶稣的教诲，捍卫人间的信仰自由，和当年耶稣不同的是为了人民的面包拿起了剑捍卫自由。一千五百年来，教会为了这一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至少是冒了耶稣的名义做到了许诺的自由。大法官激动地对囚犯说，“但我们最后还是以你的名义做到了这一点。为了这自由我们经受了十五个世纪的苦难，不过现在已经结束，彻底结束了。你不相信彻底结束了吗？你温和地看着我，是你不愿意赐予我愤怒吗？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就是目前，这些人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自己是完全自由的，而实际上是他们亲自把自己的自由交给我们，服服帖帖地把它放在我们脚下。但是这件事是我们完成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你所希望的？是不是你所要的那种自由？”宗教大法官没有那么自信，再一次央求他手下的囚犯不要来妨碍他们的事业，他对耶稣说，你没有必要来，至少暂时没有必要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手下留情，没有让宗教大法官处死他的囚犯，而是让囚犯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吻了一下，就出门走了。
　　毫无疑问，这个寓言讲的是人类社会和人心的悖论，人类的生活就是处在这样的悖论之中。宗教大法官象征的是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就像柏拉图“理想国”里洞明世事追求至善的“哲人王”一样，不同的是宗教大法官的形象有更多历史实践的痕迹，而柏拉图则出于纯粹的哲学想像。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活动是功利性的，追求的是一个现世的功利目标——面包和秩序。虽然它可能冒着自由的名义或善的名义，但是无论如何，好听的仅仅是名义的，而且它是冒来的。人必须有了面包才能生存，所以理性及其实践的功利活动就有了它存在的理由。但是理性及其实践的正义性必须由良知裁决。耶稣作为囚犯的形象，象征的就是人类的良知。它是非功利的，它的力量和软弱都在于它存在于人心之内。耶稣作为囚犯的形象出现，就是很好的隐喻：它是被囚禁的。它不像宗教大法官那样，握有生杀大权，有卫队和随从。但权力虽然能够囚禁他，却不能征服他。良知虽然不能解决面包问题，但它能够裁决理性及其实践的人类功利性活动是不是走偏了方向，是不是背离了良知。宗教大法官一句：你是真的吗？你不要来妨碍我们的事业。这话说尽了人类功利活动和非功利活动的悖论。两者依据相对立的原则，依据相对立的价值取向而共存于人类之中。就像宗教大法官深知那个“他”来是妨碍了他的事业，危害他尘世的“天国”那样，柏拉图也深知诗妨碍了他致力于的“理想国”事业。柏拉图比宗教大法官更有自信，宗教大法官知道他的事业的基础是火堆和尸骨，因为火堆是他点燃起来的，异端也是他裁判出来的，他不能够太自信，他怀疑老百姓服服帖帖的自由是不是就是当初的那种自由，而柏拉图没有裁判过异端，也没有点过火。所以比较自信，他要把妨碍他事业的诗和诗人驱逐出他想像中的理想社区。
　　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这种悖论，反映出宇宙间更根本的神秘：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人类社会及历史，它们的运行变迁究竟是出于有目的的建构还是出于随机的演化？如果有目的的建构是自然及人类社会运行变迁的究竟所以然，哪怕我们暂时不知道这个究竟所以然，但经由坚持不懈的理性的钻研，终究可以揭开它的神秘，那么依靠理性的周密安排来设计人类的社会，甚至布置每一个人的生活，像柏拉图那样精心安排“理想国”，那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正当的。因为只有这样生活才符合宇宙的目的。实际上，视自然及人类社会为一有目的的建构的信念，在历史上有牢固的影响力。任何掌握尘世权威或精神权威的统治者天然地倾向于建构周密的人类社会的信念。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显然是基于对宇宙运行的究竟所以然和理性的信念。现实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极权主义者，不论打着哪种旗号，宗教的旗号也好，意识形态的旗号也好，救国救民的旗号也好；不论他们对人类生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盲目跟随某个祖师，其实都是与这种根深蒂固的信念有关。凡是以为人类的生活经由理性周密的建构而可以达致理想的天国，将这种信念落实为具体的统治行为，最后莫不以极权统治收场。所以，波普尔视柏拉图为欧洲极权主义的初祖，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人类的生活离不开理性与建构，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实际上，凡是功利性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还是个人生活的，都存在出于目的而进行安排的一面，理性渗透在这些实践活动之中。人类离不开功利，也就离不开理性；理性的必然就是功利的，而功利的则追求理性的。如此说来，在宇宙与人类的根本神秘里面，毕竟也有目的的一面。但是，这绝不是它的全部。柏拉图之所以想像出极端的驱逐、流放诗人的行动，是因为他深信理性是人类生活的全部，他试图把他发现的宇宙根本神秘落实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他实际上已经跨越出理性的极限而落入荒谬之中。宗教大法官与柏拉图的信念一致，不同的是他举起“恺撒的剑”，掌握着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他的信念。他得到的当然只能是尸骨和服服帖帖的老百姓。柏拉图的荒谬、宗教大法官的恐怖昭示着真理的另一面：为了某个目的的理性必然有它的限制，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是自然演化的。
　　怎么知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身是随机的自然演化的呢？首先当然是有很多经验的事实支持这种信念，例如，物种的演变、自然界的变迁、人类历史从古至今的轨迹、甚至包括极权主义信徒统治失败的事例，都在启示我们认识宇宙的根本神秘是在于它的随机演化，任何理性一意孤行的执拗违背都导致失败破产的后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宇宙根本神秘的领悟是从理性的限制中得来的，是从人类社会和人类心灵的悖论冲突中感悟到。理性的背后是欲望，理性是受欲望驱使的，尽管它有修正欲望的地方，但如果欲望支配了理性，理性就会变得疯狂，就像宗教大法官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红衣主教大人，就是欲望支配和控制了理性的例子。理性有其天然地狂妄的一面，它必须受裁判和监管的，无论在人的心灵里，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制度里，抑或在人的活动里。不受裁判和监管的理性最后一定把人变成魔鬼。柏拉图的“哲人王”离魔鬼不会很远了，而宗教大法官本身就是一个残酷和嗜血的魔鬼，只不过他是一个不自信的魔鬼罢了。人的心灵里，谁来裁决和监管理性呢？是良知。良知是心灵里的另一种力量，它把理性的建构、设计、计算和推理统统放置在自己的面前，按照康德说的“出于义务”的原则进行裁决，舍弃那些不以人自身为目的的东西，它限制理性的狂妄，纠正理性的偏差，监管和保证理性始终在良知以为正确的轨道上。同样的道理，在人类活动的领域里，谁来扮演裁决和监管功利性活动的是非对错的角色呢？我们以为，是诗，是文学。文学在本性上是非功利的。非功利的无目的的文学存在的理由，绝不是像柏拉图说的那样，是娱乐人低于理性的感官。文学是观照、反思人类的功利活动，文学是看看那种有着鲜明目的和理性色彩的残酷的生存斗争在哪里迷失了，文学是想像人类被像监狱一样围困住的现实生活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文学是用良知去烛照隐身在理性背后的像无尽深渊一样的欲望。文学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既不是给人类的功利活动帮忙的，也不是给功利活动帮闲的。人类为了生存，每天都在忙碌，忙碌本身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再把文学扯进忙碌的功利活动里，那样只会危害文学。文学存在于世，不是要给忙碌增添更多的忙碌，而是审判忙碌，反思忙碌，不要让忙碌的功利活动埋没了人，不要让忙碌本身偏离了人本身的轨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柏拉图明白诗威胁了他的“理想国”，耶稣降临在塞维尔大教堂前的台阶上也威胁了宗教大法官即将完成了的事业，历史上数不清的当权者、统治者都感受到文学的威胁，也都想出放逐作者、焚烧作品的办法对付诗的威胁。这才是理解文学本性的最好的线索，因为历史这部教材告诉了我们文学之所以生生不灭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原因。
　　如果我们不是站在悖论各自的立场，而是站在悖论之外去看人类社会和人心的这种冲突状况，那么我们还是多少可以猜测到宇宙运行变迁的根本神秘：这个世界既不是出于有目的的建构，也不是出于随机演化。非此即彼的世界观解决不了这类问题。我们只能说，经验昭示我们这个神秘行程的两面：它既存在有目的的建构的因素，也存在随机演化的因素。造物是神秘的，这种神秘不在于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而在于悖论存在的本身。它是那样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社会、甚至整个自然界，它让人类的理性接近它的神秘可是又永远无法达到它的神秘，永远无法撩起它神秘的面纱。因此，理性在神秘的造物面前是盲目的，会犯猎误的。而会犯错误的理性又受到良知的裁判，因良知的裁判而得救。理性和良知，功利性的实践活动与非功利性精神活动，就是这样服从着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造物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