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拉个时间表

　　这本书，后面有个年表，可以勾勒世界战争史的轮廓。作为补充和概括，这里，我也拉个时间表：
　　一、石器时代(约三百万年前——六千年前)。和最原始的战争有关，主要是火和弓箭的发明，全世界普遍。这是狩猎业的贡献。
　　二、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公元前四千年——公元四世纪)。最重要的军事发明是：
　　(一)驯化马和马车。马和马科动物起源于北美，但一万至八千年前在美洲消失。旧大陆最早的马是中亚的普氏(普尔热瓦尔斯基)马。马和马车的起源，向有“欧亚草原说”(最早的驯化马是公元前四千纪出现于乌克兰，最早的马车是公元前二千纪发现于南乌拉尔山以东)和“西亚说”(约公元前三千纪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和中国都是这一发明的受惠者。中国是公元前十三世纪(商晚期)才引进驯化马和马车。研究马和马车，人们常常忽略牛和牛车。其实牛的驯化在马之前。我国文献是以“服牛”、“乘马”并称，军事制度也是马车与牛车并用(前者是战车，后者是辎重车)。我国是把军事长官叫“马”(殷墟卜辞)和“司马”，可见“马”对军事很重要。这是畜牧业的贡献，但农业也有所参与(如车马器的制造)。
　　(二)筑城术和金属兵器(白刃，冷兵器)。约公元前八千纪，西亚已有城墙(耶利哥城)。约公元前四千纪，西亚已有冶金术。中国的城，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二十六——前二十一世纪)遍地开花；冶金术更早，约出现于公元前五千纪的前半叶，并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获得大面积推广。攻城术和守城术是古代最复杂的军事技术。这是农业的贡献。
　　(三)步兵和车兵、骑兵的混同作战(此外还有水师)。它们当中，车兵出现稍早，骑兵出现稍晚。早期是步、车混同(约公元前十三——前三世纪)，晚期是步、骑混同(公元前三世纪以后)。阵法是步兵作战的主要方式，但也涉及车兵和骑兵。这是农业的贡献，但畜牧业也有所参与(车兵和骑兵与之有关)。
　　(四)兵法。公元前四百——公元四百年左右，中国和希腊罗马出现兵法。中国成就最突出(《司马法》、《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希腊、罗马缺乏战略性研究。
　　三、世界性的“蛮族入侵”(公元四——六世纪)。
　　在西方征服世界之前，“蛮族”对沟通世界(主要是旧大陆的北半)贡献最大，贸易是如此，军事是如此，宗教和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欧亚草原和它连接中亚、西亚、北非的走廊上(我在《中国方术续考》前言中曾提到“阴阳割昏晓”的这条干燥带)，并由此侵扰欧亚大陆。“马”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世纪中——四世纪中，马镫在中国北方出现(鲜卑族的发明，出土于辽宁朝阳)；六——七世纪，马镫传入欧洲，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历史上的“蛮族”，很多都是“骑马民族”(古代狩猎、畜牧和农耕，是生态分布的差异，但它们有过渡层次，此名实为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以及半耕半牧、半猎半牧民族的混称)，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因为缺乏文字记录，很多历史之谜还藏在欧亚草原之中(特别是年代更早的部分)。这里说的“蛮族入侵”，只是其中年代较晚、规模较大者，其实以前也有(如西周就是在公元前七七○年被西北蛮族攻灭)，以后也有(如满清灭明)。欧洲和亚洲，两边都有大规模的“蛮族入侵”，而且历史上有互动关系。如汉征匈奴，迫使匈奴西迁，就是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和“蛮族入侵”的背景。公元四——六世纪，中国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是我们的“蛮族入侵”。公元五——六世纪，西方的“蛮族入侵”是他们的“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只不过后来，我们是南方把北方“汉化”，他们是北方把南方“蛮化”。基督教、佛教的传播是在“野蛮化”和“胡化”的背景下进行。但“化”的结果不一样，他们是宗教统一国家(一教多国)，我们是国家统一宗教(一国多教)，情况正好相反。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产生，阿拉伯马出现。他们的征服，范围也很广，不但占据了北非、西亚、南欧等最古老文明的发祥地，而且也控制了分割欧亚的重要通道。九世纪(唐晚期)，中国发明火药，十二世纪(北宋末)，中国发明指南针。十三、十四世纪崛起的蒙古帝国，是匈奴帝国的继起者。他们把中国的发明传给了阿拉伯世界，也传给了西方。这是早期世界市场形成的背景。要讲军事史，谁也绕不开“蛮族入侵”的巨大影响。
　　四、西方支配世界的五百年(十六——二十世纪)。
　　(一)十六——十八世纪，是西方征服世界的历史。
　　美洲。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一五一九年，科特斯征服阿兹台克帝国。一五三二年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十六——十八世纪，英、法殖民北美，西、葡殖民中南美。他们把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杀光，并把数以千万计的黑奴从非洲运来(确切数字难以估计，这是往小说)。
　　非洲。一四八四年，葡萄牙人已勘察非洲海岸。一六五二年，荷兰人出现于南非。一八八四年，列强瓜分非洲。一九二○年，非洲完成殖民化。
　　北亚。一五五二——一六四九年，俄国征服西伯利亚。
　　大洋洲。一六一六年，荷兰人到达澳大利亚。一六八八年，英国人到达澳大利亚。一七七○年，英国宣布对澳大利亚拥有主权。
　　(二)十九世纪，是欧洲的战国时代。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出现了两本战略性的兵法著作：一本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Vom Kriege)，有中译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八年)，写于一八三○年，出版于一八三一年；一本是若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本书译为“约米尼”)的《兵法概论》(Precis de l'art de la guerre)，也有中译本(刘聪、袁坚译，军事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写于一八三七年，出版于一八四○年。
　　这两本书的背景，一是贵族传统大破坏，二是思辨哲学大活跃。比如克劳塞维茨就是在耶拿之役(一八○六)被俘，领教过拿破仑的侮辱(他不守贵族战法)，而且还学过康德哲学，能洞见战争现象的隐微。若米尼，本来是拿破仑的部下，也参加过耶拿之役。这和中国兵法产生的背景很相似。中国兵法的产生是在战国时代，当时也是贵族制度大崩溃，礼坏乐崩，诸子蜂起，所以有“兵不厌诈”和一大批兵法产生。
　　当时，欧洲仍在继续其侵略和征服。其中最重要的征服就是对印度和中国的征服。
　　印度。一四九八年，瓦斯科·达·伽马发现印度。一七五七——一八四九年，英国征服印度。
　　中国。一八四○——一九○○年，列强瓜分中国。但中国并未彻底灭亡，它是最后一个“负隅顽抗”的国家。
　　马克思谴责了西方对印度和中国的征服。
　　(三)二十世纪，前半段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半段是冷战时期。
　　这是武器大发明的时代，也是杀人如麻的时代。如第一次大战，发明飞机、坦克、潜水艇、毒气；第二次大战，发明火箭、雷达、直升机、原子弹，因此产生许多新兵种。两次世界大战，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结果制造了一大堆敌人：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最后，还有恐怖主义。
　　二十一世纪，我们还是刚刚进入，阿富汗战争还未结束，以巴冲突也未停止，世界仍无宁日。我怀疑，重量级的比赛结束后，次重量级选手的登场，将是更大危险(如果大国不能控制其局面)，比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还危险。东亚、南亚和中东都是存在隐患的地区。

几点感想

　　一、历史研究可以“现代化”(任何历史观察都是从“现在”回溯“过去”，这是不得已)，但历史本身不能“现代化”。“现代化”对历史文化的破坏绝不亚于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上述“战争史”，对历史有很大破坏，问题不在知识，而在心理，即其以今例古，推己及人，凭五百年傲视五千年，把西方当历史的“终结”。这种看法很狂妄，它不仅对西方以外的历史是歪曲，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歪曲。它讲西方战争方式优越，主要根据是近五百年。可问题是，五百年前，这种优越还根本不存在(无论从技术、组织、人力、物力哪一方面讲)。如果不讲其他国家(中国、匈奴、阿拉伯、蒙古)，它自己的历史也没法讲。古人云“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腑而能语，医师色如土”(《相冢书》)，很多文献记载，很多考古发现，它们都是“揭老底战斗队”。这些历史可以解构他们的优越性，对他们的写法是解毒剂。
　　二、近五百年的西方，的确有很大优越性。它的优越是建立在技术优越之上，技术优越是靠大笔的钱堆起来的，而钱是从其他国家抢来的。战争的根源在大国(在大国的榜样和诱惑力，而不在小国落后，奋起直追抄近道，使了什么邪招)。古人说“春秋无义战”，这五百年来，除被压迫者的反抗，没什么可歌可泣，大部分历史都罪恶深重。西方的武功，不仅征服美洲、亚洲、非洲是罪恶，两次大战是罪恶，就连其近五十年的所作所为，其实也乏善可陈。这五十年来，他们一直是和自己的影子作殊死搏斗，并且总是以为打败了这些影子(后者的一切，从武器装备到军事训练，没有一样不是来自西方大国)。作者说，这一切都是西方付出的“昂贵的代价”(这里的“代价”一词和我们常说的“交学费”差不多)，也承认“这一黑暗面已引起了严厉的谴责”(590—591页)，比如很多文学作品和电影都谴责了战争的罪恶(文学的“有用”和“无用”都在于此)，但有意思的是，他笔锋一转，说这些批评和讨论非但没有“阻碍”西方的侵略，反而“净化或认可了”这种侵略，“出于为每一次进攻行动辩护的需要而引发的仔细认真的宣传战，使公众舆论沸腾并增加了对战争行动的支持”(591—593页)。他说，西方“对财力、技术、折衷主义和训练的强调，赋予西方战争独一无二的复元力和致命性”(596页)。对侵略性，他完全是当优点讲。他说，这五百年来，西方的“窝里斗”(两次世界大战)虽过于残酷，总比预想要更为长久，但打别人，却短暂而廉价。对西方的侵略性，他们是无愧无悔，绝不认错，死不服输(我们老是把它当日本的特点)。
　　三、有人说，今天的战争很文明，是外科手术，它杀死的只是社会毒瘤、人类病灶，不但自己不死，而且所有好人都不死，死的全是坏蛋，好像军队变成了医院，杀人的都是大夫，这是典型的“成人童话”。作者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70%—80%的伤亡是军人；一九四五年以后，死人最多反而是平民(598页说)，这就是很好的证明。战争是有组织的杀人，既包括军队，也包括平民。古人强调“兵刑合一”，是从当权者的角度讲话。他要杀人，而且是杀很多人，最好就是把战争说成刑罚的扩大，把军队说成警察。如《司马法·仁本》有一句名言，叫“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据曹操《孙子略解序》引)，意思是说，人如果故意杀人，则把他(或她)杀掉是可以的，就是讲这种合法性。刘邦约法三章的“杀人者死”，还有布什口头禅说的“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以及“非敌即友”、“死活都要”)，也是类似表达。但它们都无法改变战争的残酷性。即使今天，兵法，即“战争艺术”，也还是杀人艺术，军人也还是职业杀手。在杀人(包括杀害平民，如广岛和越南)这一点上，它们和恐怖分子并没有区别。西方“杀人艺术”的“主导传统”，就在于这五百年的战争有一种始终不变的传统(要照作者说，是二千五百年的传统)，一种西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传统。它不仅打出了西方自己的秩序，也打出了西方支配着的世界秩序(美国咳嗽一声都是九级地震)。其“成功秘密”也在于，发展到今天，西方已经把战争馈赠给其他地区，武装最好的军人已经几乎不死，要死都是落后国家的军人和它们的平民。
　　四、战争，是谁也躲不开的大问题(和古代世界一样，贸易和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者”)。同这样的问题相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小问题。当年，第二国际分裂，第三国际产生，是因为战争；俄国革命后，苏联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政策，是因为战争；最后，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垮，也还是拗不过这条大腿。从战争史的角度看问题，我们最容易看出，“强国即国际”的观点是怎样流行开来；也最容易理解，什么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过分的、不合理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本来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一次大战前)，欧洲列强谋求国家统一，反对地方分裂的思想。沙文主义，也是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的反动思想，现在，却被当作顽抗“现代化”的恶谥移赠给落后国家。他们只反小国沙文主义，不反大国沙文主义，这本身就是霸道。美国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高于联合国，也高于国际舆论)，需要或听话，虽独裁也可支持(如巴蒂斯塔和塔利班)；不需要或不听话，虽合法也可颠覆(蒋介石和李承晚都碰到过这类麻烦)或暗杀(吴庭艳)，这难道就不是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了吗？况且，如果说小国沙文主义反动，那也是都从大国沙文主义学来的。“强国梦”的根源在于“强国”(“勒紧裤腰带，也要有条打狗棍”)，“民族主义”的根源也在于“国际”(international的问题当然管着national的问题)。西方输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把贫穷、动乱、战争和污染转移到这些国家，“乞丐和龙王比宝”，是落后国家的悲剧。
　　五、同西方战争方式的“五大优点”相比，中国的战争方式，有优点也有缺点，两者互为依存：
　　(一)战争史不等于兵法史，它包括军事技术史(武器史)、军事制度史(军制史)和军事指挥史(兵法史)。古代讲技术和制度的书，属于“军法”(治军之法)。“兵法”(用兵之法)源于“军法”，又超越“军法”，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东西。但古之名将，长于治军而多无兵法。兵法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由败军之将总结教训，军事评论家从旁议论，然后笔之于书。他们对提升人们对战争现象的认识，从整体上理解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战略和战术的关系，非常重要，但不能脱离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变成智力游戏。西方传统，军事就是军事，不受其他牵制，容易把战争变成脱缰野马，这和兵法不发达有关，但兵法不发达的结果是，他们比较务实，重视整军经武，不玩花拳绣腿。中国兵法发达(我们的军事教科书多是古典时代的兵书)，讲究先计后战，灵活多变，但容易产生忽略实力的倾向。我看足球世界杯有一种体会，就是“技不如力”：如果你要凭技巧取胜，就得“技高”不止“一筹”，而是很多“筹”；即使高出很多“筹”，也禁不住反复使用。我们一味强调“四两拨千斤”，其实有弊病。
　　(二)中国御兵，向有“程李将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识，是靠制度治军；“李”是李广，是靠个人魅力和榜样带兵。它们代表了管理学上的两种类型。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个只有君主权威，没有法制规定的国家。相反，早在战国秦汉，我们就有多如牛毛的法律(当时叫“法若凝脂”)，军法的规定也很多。但中国的军队从很早就受文官政府节制，不同于贵族制度下由武士制度和武士道德支持的军队。它有规定，但不常设，制度漏洞较大，时紧时松，上下统御，经常脱节，君不知将，将不知兵，一遇袭击，便陷于崩溃。特别是承平之际，更是腐败不堪，往往长于内战，而劣于外战。比如甲午海战前，日军在朝鲜看到清军，就是一团混乱，让他们非常惊讶。
　　(三)中国重内部兼并，不重外部扩张，内部兼并也更倚重制度和教化的力量，认为“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商君书·徕民》)是很笨的统治方法(并不像作者所说，是为了获取奴隶或举行仪式才打仗)。早在西周时代，它就提倡“兴灭继绝”，“柔远能迩”，反对宗族灭绝和强迫改变信仰，最后发展为“五族共和”(民国的“五族共和”是从清朝继承下来的)。它对外，是“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只取经不传教，比西方的侵略性和暴力倾向小。这在政治上是很大的优点，但限制了它的对外扩张。中国也有领土扩张，但主要是为了羁縻和控御可能入侵的蛮族，制造安全缓冲区，不完全是出于贸易的需要，更不是出于传教的考虑。这是它和匈奴、蒙古、阿拉伯，还有西方式的侵略都不太一样的地方(清朝用“广修庙”代替“高筑墙”，和欧洲中世纪相像，似稍违于中国传统，但这是因为，它是以外族入主中国，凭借此法，可以控制满蒙回藏，达到征服汉族的目的)。古代世界，农业民族和骑马民族有共生关系，农业民族是苹果，苹果熟了，骑马民族就来摘。“抢”是重要的经济手段。西方比以往的抢家都更为强大，他们摘到的苹果是整个地球，个儿最大。
　　(四)作者强调，金钱是技术的来源。但我们却往往忽视技术革新的财力支持和贸易冲动，很多重要发明被人家拿去，反而超过我们。作者说，要重视武器，重视技术，就要肯花钱，这条最难学。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家底，除了自己抢自己(自力更生)，没有别的办法。苏联的经验证明，乞丐和龙王比宝，只能自己垮台。我们在“别人把自己搞垮”和“自己把自己搞垮”之间，很难选择(看看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怎样摇摆于“世界革命”、“等待援军”和“一国取胜”论，就可知道这种处境的微妙)。
　　(五)中国重安内胜于攘外，对世界的野心，肯定不如西方。西方是亚洲各古老帝国之后更大的帝国，也是匈奴、阿拉伯、蒙古等世界征服者后更大的世界征服者。中国对世界没有支配性，这不是中国的缺点。
　　六、此书所讲西方战争方式，其实只是战争类型中的一种，即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外侵略。中国战争方式有很多种，一种是和北方民族，如匈奴、蒙古等世界上最剽悍强大的武装力量作战(南方也有，但不如北方突出)，一种是和经久不息的农民武装、流寇和地方割据势力作战。这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历时两千年以上，规模之大(战国中期以来，各国皆能聚十几、二十万之众连年攻战，死伤总和以百万计，而欧洲，直到十八世纪，还很少有十万以上的军队参战，见594页)，水平之高(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形成于公元前四百年左右，而西方是形成于十九世纪)，罕有其匹。我们本来和希腊、罗马一样，也是看重阵法、垒法和筑城，由此发展为一种“墙文化”(阵法是肉墙，“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但堤可防水，水可决堤，内忧外患的纷至沓来，还是让我们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流动性和突袭性。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也学得很厉害：一九○○——一九二七年，我们是以日为师；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我们是以俄为师和以德为师；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我们是以美为师；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我们是以俄为师。每个时期都留下了历史痕迹。
　　七、此书只讲优势战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讲劣势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但中国战争史却包含很多劣势战争的经验。如小国对大国，游牧对农耕，流寇对官军。他们讲究的是“利则进，不利则止，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史记·匈奴列传》)；“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好像苍蝇、蚊子那样，一闭眼睛就叮，一睁眼睛就飞，流动性大，突袭性也大。中国的统治者对付久了，也把他们的战法纳入传统。双方是相互学习。即使正规战法，从战国起，也是“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韩非子·难一》)，同样讲究“兵不厌诈”。中国的恐怖战术和反恐战术也很有传统。如司马迁笔下的“三大刺客”，就是古代的恐怖分子(常出现于汉画像石)，其中曹刿是有名的军事家(上博楚简有他的兵法)。《吴子·励士》也说，“一夫投命，千夫足惧”，如果能使“五万之众为一死贼”，便没有人能抵挡。汉唐法律禁“持质”(劫持人质)，规定对持质者要果断出击，无须顾虑人质，行动迟缓者将受严厉惩处，也是属于打击恐怖分子。有人说恐怖主义，中国古代没有，只有伤害平民才叫恐怖主义，这是虚伪的道德定义。历史上的恐怖主义，从来都是从军事成本考虑，特别是弱者，更是如此。当代恐怖主义伤害平民，和美国轰炸广岛，想法并没有两样。上个世纪，恐怖活动主要是暗杀政要(美国就到现在，也并不讳言暗杀，说起来还理直气壮，看看美国电影Sniper吧)。本世纪，暗杀政要，困难增大，恐怖分子袭击平民，是抓美国制度的弱点：怕死人(死美国人，越南战争就是因为这个压力而结束)，这是战术考虑，不是道德考虑。它和暗杀政要并没有实质区别。我理解，任何不对称战争，弱方作困兽斗，都会倾向于这类做法。陈凯歌的电影(《刺秦》)讲得很清楚。兵法在本质上是“诈”。“诈”是非常手段，“恐怖”也是非常手段。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它是一切不对称战争都可能使用的手段。弱者可能使用比较多，但强者也不是不用。
　　八、战争是二元化思维的典型表现。它最需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是非也最暧昧不明，必须经过历史沉淀回头看，才能看清楚。它的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但读者却往往立场相反，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本书作者是把文学对战争的谴责当负面的东西)。文学的正义恰恰就在同情弱者，特别是那些知其不可而为之，弱小而失败的抗争者。在文学家的笔下，这些失败者常比胜利者更能长驻人心。他们的批评虽流于道德谴责，而无助于事实的改变。但假如没有抗争，假如没有对抗争的同情，我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文明该多么野蛮和荒凉。正像中国读者常为“数奇”的李将军打抱不平，听三国，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西人之于罗宾汉的故事也是一样。罗宾汉者，可能只是虚构，但它却代表了人类的同情。故事读者总是说：
　　我们永远站在罗宾汉一边。
　　二○○二年四月二十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附记】

　　五十年代，“愤怒的青年”愤怒什么，我还记得。那是因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完全是被二次大战的风云人物所统治，让他们绝望。现在，这些“英雄”已相继谢世，可我们还是没有走出这个“英雄时代”。
　　(Geoffrey Parker，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Warfar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中文译本：〔美〕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战争史》，傅锦川、李军、李安琴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1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