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续)

　　第八，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赞成任何学科研究的夸大狂，即用学科研究的某些范畴、命题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长期闭关后的开放，难免会在积极汲取新知识新科学成果的大潮中出现赶时髦的浪头，出现一些缺乏根底的匆忙宣告与哗众取宠的不惭大言，这是不足为奇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例如把自然科学的“三论”“新三论”方法引入文艺学的学科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这样的尝试，不必急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去排除之。但我们也不能同意用“几论”取代、排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企图。这种企图只能是一种新式的教条主义，老式的找捷径、一本万利的观念的新表现。
　　第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本身，是不是一种学科研究呢？回答首先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门科学，研究这门科学和研究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需要进行基本观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技巧的训练，需要下苦功夫，需要人们作出创造性的发挥和贡献，而且需要在论证、评价、阐释、发挥、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方面，同样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样实行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讨论自由与批评自由的方针，没有这个方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活不起来。
　　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定比研究别的学科更高明呢？不一定。这里研究与研究的对象并不总是一回事。作为研究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确实比一般其他学科更富有概括性和普遍的指导意义，更比其他的主义、其他的学派要正确得多，但是对象的高明并不能决定研究的高明，对象的正确也并不能决定研究的正确。例如数学比有机化学更具有普遍的规范性，我们能因此断言研究数学比研究有机化学一定更有意义吗？例如唐诗比宋诗整个说来要高明一些，我们能因此断言研究唐诗就比研究宋、元、明、清的诗乃至研究“五·四”以后的新诗更高明吗？对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未必都注定是伟大的。纯书斋的研究，寻章摘句的研究，唯书的研究，背诵式的研究，只夸好箭、就是无的可射的研究，就都是不怎么伟大的研究，不但是不伟大的研究，而且是不怎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研究得平庸呆木，光靠借马克思的“仙气”，是成就不了这种研究的名声的。
　　第十，我们同时又要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又与许多一般的学科研究不同，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一门一般的学科。它的政治性，它的党性，它的实践性，它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地位都使它与一般学科有所不同。特别是，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着十亿人口的大国的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解释评价，都牵连着党的神经，十亿人的神经，全世界许多关注中国的情况的人的神经。因此，这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在实践中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党的集体努力来实现的。我们不可能不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抱着更为严肃郑重的态度。
　　当然，党的智慧又是来自人民、包括来自各方面的专门家的。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学科研究亟需提高到新的水平，与党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的发展相适应的水平，这方面的专门家大有可为。这里，任何忽视或者鄙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想法和做法，任何仅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各种学派之一种的说法，如果不是糊涂的想入非非，也是极端的幼稚。
　　十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只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用例如信仰主义、永无谬误、不可逾越的认识论上的唯心论与绝对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非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学说有自己的重点，有自己的具体的对象，因而也有自己的规定性、自己的范围。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居于“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崇高地位，这种地位不是靠命令、也不是靠行政力量建立的，而是由于它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同样，这种地位本身并不能证明这种学说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理论命题，还必须继续与随时接受实践的检验包括一些学科研究的检验，从中汲取营养，得到坚持、丰富、修正、发展和更新。
　　我们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根据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历史实践经验，也根据我们对于各种学科知识的了解，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正确的，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过去经得住，今后长期也经得住的。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不断地做出新的发挥、论证与总结，需要我们不断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能力与开拓能力。不能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地位的确认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科学的永无止境的论证。同样，不能仅仅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命题作为指责别人为谬误的先验论据。如果你不能以事实为根据、以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依据、以颠扑不破的逻辑论辩为依据驳倒某种论点，而只停留在通过查对指出对方的论点不符合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命题上，那么，客观上你未必能从认识论上贬损对方的论点，却极可能贬损了马克思主义。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认识真理的过程，上一代人可以传授，却无法取代这个过程。正象上一代人做为爱情和婚姻的过来人的清醒未必十分有助于淡化正在热恋中的年轻人的狂热一样。我们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省略过程心服口服地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上一代人是在严峻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包括与各种反动学说理论所做的思想斗争中认识和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今天，我们不应该也无法人为地继续一种严峻斗争的局面，相反，我们进行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一种如今天的安定团结、开放改革、民主和谐、集中精力搞现代化的新局面。今天的青年则只能在这种新的局面下边，经过比较选择，来逐步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不可能与他们的父兄完全相同。而且，最终总会有相当的人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这里，任何急躁的做法，强加于人的做法，只能引起更糟的逆反心理。不加论证地以“违背马克思主义”做为指责的武器，往往只能引起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发出指责者的反感，甚至引起对这种不怎么高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反感，道理就在这里。
　　那么，看到了确实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怎么办呢？最有力的武器还是具体分析。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也就是鉴别谬误的唯一的起码是最重要的标准。批评一种观点，与其只指出其违背了哪一书哪一条，不如指出它如何经不住实践的检验，经不住学科研究的检验。
　　十一
　　还有一个被一些人习惯地接受了的说法，叫作“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记得一九五七年批判一位喜欢讲“友谊”讲“良心”的文人的时候，人们指出他讲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近年来对于一些没有讲思想倾向没有讲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文论，也有这种“不用马克思主义语言”的指责性的议论。
　　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作为一批郑重的科学概念、科学范畴诸如基础、上层建筑、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有必要加以认真学习和钻研的。掌握这些科学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概括许多事物的本质。想甩掉这些语言以炫耀自己的“知识更新”，常常只是一种“赶时髦”的缺乏根底的幼稚病。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套特殊术语的产物，不能用词汇来判断理论属性更不要说用词汇来判断真伪正误了，我们不能认为这些术语已经“够用”，已经可以用来表述各种对象各种学科，而凡是超出这一定范围的语词便意味着思想理论上的可疑的背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理论文章包括文艺理论文章，与其说是用词过于庞杂，不如说是用词用语过于单调。我早就有过一个念头，用电子计算机把某些人的文，艺评论“研究”一下，常用词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个的，而且不论评谁个的作品都是那几个词。近年来，情况变化了一点，有从“单调”变成“双调”的趋势，即又加上了一套颇带几分生吞活剥色彩的、多半是经过港台转手引进的洋名词。
　　当然，语言只是工具，是符号，“单调名词”与“双调名词”本身无罪，我无意贬低这些词的使用。更无意借此以偏概全地贬损一切文艺评论。对文艺评论的成果，我早有多次的肯定。我只是说，一个写作者、一个理论家、一个学科研究者需要掌握的语言是很多的。事实上，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语言，各学科有各学科的术语，各学派也有各学派的术语，各行业、各时代时期、各种人物运用语言都会有自己的特点风格，这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大家努力模仿一种语调语气直至只使用某种词语系列，既是语言贫乏的表现，也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请看毛主席，他的讲话、文章里是多么少用那种马、恩、列原著中的术语，多么善于广泛应用富有中国气派、中国文化传统和极富他的个人的自由不羁的风格的语言啊。西方有的研究家声称他的著作引用马克思的话还没有引用中国老书(包括孔、孟)上的话多，我不知道这是否经过准确的统计，我也不能对这种说法的背后用心毫无保留地赞成，但他确实指出了一个事实，作为了不起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从来没有让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表述手段受什么什么语言的限制，从来没有照搬或者模仿过哪一种洋教条、党八股，毛泽东的文风的最大的特点是自由解放，说自己想说的话。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用活的语言——从生活中、从实践中、从人民大众及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汲取语言，同样也从各种日新月异的学科研究成果中汲取语言。
　　其实目前我国一些人士习以为常的文艺评论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语言”，直接来自马、恩的并不多，大都来自苏联。苏联的文艺评论，又有一大部分是师承以“车、别、杜”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我们大可以不必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当然，也不必努力使自己的语言向英语或向港台文章靠拢。
　　如果说理论属性并不直接是检验真理与鉴别谬误的标准，语言或术语归属，就更不是检验与鉴别的标准了。解放思想当然包括解放语言。赶时髦的语言与其说是开放的结果不如说是封闭的反动。有开放才有选择，有选择才有真实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也才有各种有价值的学科研究。
　　十二
　　追求真理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存在追求真理的唯一的与笔直的长安大街。很少有人是因为从出生便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授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反，倒是有多得多的人既接触马克思主义也接触别的思想、文化、风俗、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尤其是，接触实际，随时接受现实生活实践的挑战、压迫、启示、鼓舞，随时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问题。这种回答多数情况下并不是经过周密的论证推演，按照一个完整统一的大道理来制定的，相反，倒多半是来自实践的需要，来自尚未组合升华为理论体系的各种实践经验，来自功利的有时是本能的考虑。同时，人们随着自己的职业和专业，必定会接受各种各样有用的学科知识，这些学科知识的积累，提高着、开阔着人们的思想境界与知识视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逐渐觉悟到，马克思主义最能回答生活实践提出的严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最能代表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最符合科学的潮流，这样，人们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个人下了决心接受某种哲学某种世界观某种大道理也不等于从今以后他的诸种言行便都是这种大道理推导的结果。不止一个有名的人物有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终生追求信奉的大道理不一致的情况。与其说这是“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后果，不如考虑一下是否一切实践都是理论推导或规范的结果？例如饮食男女，与其说是“人性论”或“个人主义”的后果，不如说是“人性”或“个人”的本能。“人欲”不是什么理论，“存天理、灭人欲”才是一种理论。
　　总之，不论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的理论，我们无法靠它自身的推导来解决一切问题，无法只靠它自身的推导与宣传使人们接受它。人民是理论的主人，理论为人民所用。生活是理论的母亲，理论为生活所塑造。实践是理论的根基，理论随实践而发展。如果反过来，让理论主宰人民命运、裁判生活，那就太没有出息了。还理论以理论的面目，还多种多样的学科研究以学科研究的地位，还生活以生活的生命力，我们的理论才会真正地光辉起来，生动活泼起来，可亲可爱起来。走在这样一条或几条路上当然有失误的可能，但只有这样才能通向真实的与真正的理论，而不是通向一个人为的光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