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棉花的思考

　　报刊和电视上曾多次报道有关棉花掺假的新闻。面对着一包又一包掺有土块、砖头、瓦砾和垃圾的棉花，除了目瞪口呆与义愤填膺之外，心中还充满了疑惑。难道那些在棉花经销过程中如此“大逆不道”者就不顾忌点儿什么？究竟又是什么东西在背后驱使这批人如此肆无忌惮？
　　在棉花中掺假将面临何种结果，是不难想像的。在一般情况下，受骗上当者或是找上门来理论算账，或是诉诸法律以求公道。推而论之，赔偿、罚款、判刑甚至掉脑袋均是可以想像的惩罚形式。不仅如此，对一位商人来说，上述各种惩罚毫无例外都会极大地损害其声誉或形象。在经营信誉上的“身败名裂”，对一位打算在商场上长期“混”下去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因为他今天靠欺骗得来的不义之财必定会被明天必须付出的代价——原有的及未来的顾客的鄙视——所吞没。再者，那些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棉花经销单位，其负责人如果违法乱纪并被查获，则“乌纱帽”恐怕是很难保住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相当多的人是不愿冒这颇为巨大的风险的。此外，尽管不乏置良心道德于不顾的人，但在不义之财的享受者的内心深处，道德的代价或多或少也还是要付出的。由此可见，至少从以上我们不难发现，在棉花经销中掺假者将要承担的成本，从理论上讲还是不小的。
　　经济学在分析人类行为或选择时所依据的基本判断，是认为只有当采取某种行动的收益大于成本时该行动才会发生。可那些不法之徒不惜承担如此巨大之风险或成本的原因何在呢？答案很简单：棉花掺假能带来更大的暴利；而暴利的产生与存在，又和其“降低成本”的潜力密不可分。
　　棉花消费者对劣质产品的抱怨或愤怒，据我看至少有下面几个渠道可被“缓和”乃至最终“化解”掉。其一，考虑到我国近两年来棉花连续减产，且棉价又一直由国家控制在大大低于市场价格之下的水平(“黑市”棉价一般为国家控制价格的两倍半到三倍之间)，再加上对棉花的巨大需求，结果棉花就变成了短缺商品。对棉花的消费者而言，能够稳定地以低价买到棉花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质量上的问题，多少也可用价格上的“便宜”来抵消掉。其二，就算是棉花供应者的所作所为“太不像话”了，在把他们带到法庭之前，受害者也还是要三思的，因为这样做一方面要冒得罪稳定的棉花供应者的风险，另一方面，即使破釜沉舟地将棉花市场上的不法分子告到了法院可能也无济于事。地方保护主义与短期行为常常足以使犯事者逃脱法律的制裁、并且“乌纱帽”依日。其三，井然有序的棉花市场类似于一种“公共产品”。既然所有的棉花消费者都将从中获益，那么对簿公堂那种得罪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干吧，我坐享其成。其四，在一个短缺的世界里，供给者从来都是不大在意自己的声誉的。皇帝的女儿怎么会“身败名裂”呢？至于道德成本，它对那些“唯利是图”之辈的约束力恐怕是软弱无力的。结果，受害者或是敢怒不敢言，或是想搭别人的便车。在这种背景下，按照经济学一般推理而来的掺假成本就要大大地打些折扣了。棉花掺假现象愈演愈烈也就多少有些顺理成章了。
　　虽说导致棉花掺假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子却只有一个，即在今天的中国棉花是一种短缺商品。在一个竞争足够充分的世界里，原则上讲是不会存在什么短缺商品的，因为物一旦“稀”便马上会“贵”，直到它不再稀为止。可见，棉花短缺是有其缘由的。在经济学家眼中，造成物品短缺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人为的低价和垄断因素。今天中国的棉花市场的状况正好与之类似：一方面国家控制的价格远远低于(“黑”)市场价格，另一方面棉花的经销也是专营的。政府人为地维持棉花低价销售自然有诸多理由(如间接地给予步履艰难的国营棉制品厂以补贴)，但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却是直接扩大了对棉花的过度需求，从而形成了棉花的卖方市场，造就了一批趾高气扬的棉花卖主。而棉花的专营(如由供销社统一收购)则排斥了大量潜在的棉花经营竞争者进入市场，从而借助于垄断力量使棉花的低售价得以维持。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低价统一收购、按低于市场价销售、维持棉花的短缺地位，对现存的棉花经销单位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恐怕也恰恰是与开放棉花市场针锋相对之政策建议——即应该大力加强国家对棉花市场的行政、法律和技术监督——频频出现的真正原因吧！我不敢肯定说在棉花经销领域内存在着一个“棉花经销既得利益集团”，但假如真的存在的话，对其保持足够的警惕，将其影响力限制在可容忍的范围内，恐怕是件利民利国的事。顺带说一句，棉花价格事实上的“双轨制”还是产生腐败的温床。
　　最后补充一点，人们对在棉花里“丧尽天良”地掺假之辈进行强烈谴责完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个别人“违法乱纪”固然可恨可耻，但他们按照经济学的标准看仍不失为理性的经济人，因为他们无非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已。问题看来是出在约束条件上，正是它们“引导”或“诱使”利欲熏心者们“为非作歹”。这里所讲的约束条件，大体上和现行的棉花经销体制有关。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