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底，我作为客座院士重返我曾在那儿学习和生活了多年的牛津大学，萌生了寻访钱钟书踪迹的想法。钱先生三十年代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英国文学学士学位。
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蓝天白云，牛津的气温并不觉得冷。我首先来到位于沃尔顿街的中国研究所图书馆。碰巧馆长多利先生开门往外走。多利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曾获得中国文学学士学位。他告诉我中国研究所图书馆里并未藏有钱先生的论文。
几天以后，我来到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藏书数千万的博德林图书馆是世界上七大图书馆之一。馆舍由一座宫廷似的四合院楼群和一座有着类似罗马圣保罗教堂圆形穹顶的环形阅览大厅组成。正门是座高大的希腊风格的拱门。进门照例出示图书阅览证。该馆有四五百年以上历史。墙体是大石块砌成的，楼梯却铺着木板。顺着前大厅左侧一城堡似的楼梯间，我来到三楼古老的阅览大厅。大厅两侧是装满精装古书的书架。书架很高，中部设有一便于取书的走廊。
借着从彩绘玻璃射进的阳光，我开始查找钱先生的毕业论文。花了约半个小时，在远至十九世纪中叶起的论文目录中均未查到。大厅图书管理员告诉我到大厅尽头的电脑上去查。终于钱钟书的书目显现在屏幕上。条目共有十多条，包括译成英文、德文和法文的《围城》，以及近年来由哈佛燕京出版社翻译编纂的钱老先生的历史论文集《管锥编》。可就是看不到钱钟书的论文题目及其藏处。女图书管理员提示我到博德林新馆专藏学位论文的一三二室去查找。
从吱吱发响的楼道下来，穿过一楼大厅入口处的玻璃大门，出四合院，再走过一宽阔的庭院，走出那座雄伟的古典大门，就是布诺德大街，对面就是新馆。两个馆舍之间相距约二百米。地下是书库和运书的管网状车道。博德林新馆不允许带书包入馆，而旧馆则允许。但出门时你得自动让守门员查看你书包。虽名为新馆，这座楼房仍是用石块砌成的老建筑物。
热心的图书馆论文部的职员，是一位典型的礼貌而又考虑周到的英国绅士。他替我查阅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论文目录。从电脑上和卡片箱里均找不到钱先生的名字及论文。他通过电话询问了大学学籍管理处，证实钱钟书确是牛津大学的学生。在三十年代获“B.Litt”，字面直译是“文学学士学位”。图书管理员告诉我，在那时该学位必须完成一篇约六万英文字的论文，并通过答辩。其水平约相当于现在的哲学硕士(M.Phil)和哲学博士(D.Phil.)之间。在三十年代，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并不多，三页的名单约一百多个。我再一次请他询问了学生管理处，证实钱先生的确是在艾塞特(Exter)学院学习的。
艾塞特学院就在博德林图书馆旁边。出博德林新馆沿着布诺德大街走不过二百米，往左的小街中间就是这座始建于一三一四年的古老学院。艾塞特学院的入口是一座建于一四三二年的中世纪塔楼，大门是两扇约五米高的钉有大钉的厚重的木门。进门以后，是一个中间有草坪的长方形的庭院。左边是一座典雅景致的大教堂。其他三边是房顶有城墙状防护墙的四层楼房。四边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进入“四合院”，颇有处于一座城堡中的感觉。
出大院左侧门进入另一座“四合院”。靠近关闭的通向布诺德大街的大门旁有一座古老的楼房。楼前有一类似城堡护城河上的吊桥形状的通道和门洞。学院秘书室就在楼底层。学院秘书告诉我，学院发展办公室的职员掌管学生档案。她也许能帮助我查到钱先生当年在此学习的档案或论文之类。但她要五天以后才上班。
几天以后，一个雨后初晴的上午，我再次来到艾塞特学院。英国雨水充沛，英国大地因此一年四季葱绿。气象员爱用“Wet”，既“地湿”来描述天气。雨后艾塞特学院绿草茵茵，墙上的常春藤分外鲜绿。发展办公室在庭院左角一处似城堡角楼的二层楼。狭窄的木板楼梯在我的脚下吱吱作响。发展办公室那位带美国口音的年轻妇女告诉我，她这里只有在世的校友档案，因此只能到学院图书馆去查询。
经过学院大院左角城堡下面的门洞出去，就到了后院。后院一边是一片由栅栏圈隔的草坪，另一边是一座教堂。图书馆就在里边。教堂的大厅内铺着鹅黄色的地板。图书管理员塔朴丽芙太太已知道我要来访，所以我刚一开口，她就说：“你就是几天前在博德林图书馆查询钱钟书的那位中国先生吧？”她在学院图书馆的目录卡片箱里替我查找，却没能找到钱钟书的论文。
她于是带我到了侧院，从石头砌成的楼道往下进入地下一层学院档案室，她问了我钱钟书在此学院学习的年代。然后从三十年代的学生档案抽屉中，很快找到了钱钟书的档案：由当时主管学生工作的教务长(Sub－rector)登录的一张发黄的卡片。注明钱钟书是一九三五年正式在牛津注册，攻读英语本科，并获得该学位。从教务长潦草的字迹中，塔朴丽芙太太看到教务长对钱钟书的评语，说他“讨人喜欢”。看来钱钟书的诙谐幽默和爱说的性格给这位教务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塔朴丽芙太太为我复制了一份钱钟书的资料。回到住处后，我仔细看了又看，卡片上第一段译为中文如下：
“钱钟书一九三五年三月注册，出生日期一九一○年十月二十日，毕业于中国清华大学。中国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钱基博的长子。攻读英语学士，后获得此学位。”
几天以后，塔朴丽芙太太给我寄来一封信，告诉我她很抱歉，不能为我找到更多有关钱钟书的资料，并为我辨认了卡片上第二段英文。这段英文的中文译文如下：
“(钱钟书)讨人喜欢。他的姓应当改为Tiens，从而避免被认为是一条狗[chien在法语中，是狗的意思]。一次从公共汽车上跌下来，摔缺了牙齿，问候语是诸如，第一次拥抱牛津大地。”
正如塔朴丽芙太太在给我的信中所指出，学院的这位教务长显然同钱钟书一样，非常幽默，而没有侮辱的意思。钱钟书的学籍卡复印件如下：
钱钟书逝世以后，英国的一家大报登载了一篇纪念钱先生的悼文。我因时间较紧而未能查到该文。当我为寻访他的踪迹，而来到这所古老的学院时，我想到六十多年前，这位学识渊博的前辈就在这里生活和学习，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在我心中升起。可惜的是艾塞特学院并不太注意她的这位在异国取得如此高文化地位的学生。也许牛津这所“世界学术中心”出的名人太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