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苏联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立、破、兴、衰，人类的相当一部分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所进行的实验的英勇、荒唐、恐怖、富有魅力与终未成功；个中的经验教训，爱爱仇仇，则会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在史册上，警诫着并且丰富着人类文明，使人类变得更加聪明与成熟。
　　我个人以为，苏联文学的影响可能比苏联这个国家的影响更长远。前者毕竟是艺术，是理想。艺术与理想更多地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感受，更多地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的需求，谈不到实现与现实的成功——毋宁说艺术与理想的“落实”，既意味着“成功”也意味着失败乃至破灭——所以也谈不上认真的“解体”与消失。
　　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在五十年代初期诱引我走上写作之途。是安东诺夫的《第一个职务》与纳吉宾的《冬天的橡树》照耀着我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年》帮助我去挖掘新生活带来的新的精神世界之美。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从维熙、茹志鹃、张贤亮、杜鹏程、王汶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张承志的《黑骏马》以及蒋子龙的某些小说都曾被人具体地指认出苏联的某部对应的文学作品；这里，与其说是作者一定受到了某部作品的直接启发，不如说是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
　　我觉得苏联文学的核心在于正面人物，理想人物，正面典型，“大写的人”等等范畴。他们肯定人、人生、人性、历史、社会的运动与前进。他们写了那么多英勇献身的浪漫主义的革命者，单纯善良无比美妙的新人特别是青年人，嫉恶如仇百折不挠的钢铁铸就的英雄。他们歌颂劳动、祖国、青春、爱情、生活、友谊、忠贞、原则性、奋斗精神，他们歌颂祖国、革命、红旗、领袖、苏维埃、国际主义……他们批判白卫军、富农、反革命，也批判自私、怯懦、保守、心口不一。他们极善于把政治上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忠贞与爱国主义、与对于白桦树和草原的依恋、与对于人和人性、人生的天真的勃勃有生气的肯定结合起来。即使今天重读以制造个人崇拜为己任的苏联作家巴甫连柯的直接歌颂斯大林的长篇小说《幸福》，你仍然会觉得他的对于“幸福”的体验确有真诚的、丰富的与动人的内容，他写到了外高加索的葡萄酒的香醇；他写到了一个因战争而残疾的孩子的奋斗毅力；他写到了主人公的爱情，写到了一个护士、一个普通的女人对于生命的短促与延续，对于爱情与婚姻的力量的思索。妙就妙在他把这些富有生活气息、人情味的体验、抒发与对于斯大林的歌颂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这比中国式的“就是好”，“四个伟大”“最红最红最红……”要富于感染力得多。
　　与中国的同期的革命文学歌颂文学相比较，我至今仍然觉得苏联文学有它的显著的优点：一、他们承认人道主义，承认人性、人情，乃至强调人的重要、人的价值；而中国的文学理论长久以来是闻“人”而疑，闻“人”而惊而怒，二、他们承认爱情的美丽，乃至一定程度上承认婚外恋的可能(虽然他们也主张理性的自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性的地位。三、他们喜欢表现人的内心，他们努力塑造苏维埃人的美丽丰富的精神世界。而在中国，长期以来文艺界相信“上升的阶级面向世界，没落的阶级面向内心的断言。(我未知其确切出处，但一位可敬的领导常常引用此话并说是出自歌德)我们这里常常对大段的心理描写采取嘲笑的态度。四、他们喜欢大自然和风景描写以及静态的细节描写，这可能与列宾等的绘画传统有关。而我们中国，常常把这种风景描写环境描写静物描写直至肖像描写视为可厌可笑，视为“博士卖驴，下笔千言，未见驴字”的笑话。五、那些在中国肯定被批评为“不健康”、“小资产阶级情调”、“无病呻吟”的东西，诸如怀旧、失恋、温念、迷茫、祝福、期待、忧伤、孤独……等等，都可以尽情抒发；苏联文学有一种强大的抒情性。在苏联文学中，什么感情都可以有，但在最后，海纳百川，所有的感情都要汇集成爱国爱苏维埃直到爱党爱领袖的“大道”上去。这种对于人类情感体验的珍视与咀嚼使人不能不想起俄罗斯的音乐——从柴柯夫斯基、强力集团到伏尔加河沿岸的俄罗斯民歌——的抒情传统。女作家潘诺娃在《光明的河岸》中描写人们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的伤感情绪，并讽刺一个死官僚——只有他才没有这种普通人的弱点。如果是在当时的中国，褒贬的对象肯定需要易位。
　　六、与当时的中国文学界的情况相比较，五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似乎已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他们从未提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那时我阅读结集出版的一九五三(？)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发言，便可以看到肖洛霍夫与他所支持的奥维奇金对于作协领导人西蒙洛夫与支持西的法捷耶夫的尖锐抨击。这在当时的中国，简直难以想像。对于爱伦堡的小说《解冻》与潘诺娃的小说《一年四季》，不同意见也确实在报刊上展开了争鸣，这种争鸣并未受到苏共党的干预。
　　这里所讲的意思当然不是苏优中劣，对二者的比较不是本文的主旨。我只是想回顾，苏联文学在中国曾有的巨大影响，这不但是无法否认的，而且是事出有因的。
　　苏联——俄罗斯革命以前已经拥有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以及跨越十月革命的高尔基……的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俄罗斯的绘画、音乐、自然科学技术在十月革命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与鸦片战争后大清朝无善可陈的尴尬状况并不能同日而语。靠近欧洲发达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彼得大帝开始的维新西化的历史成果都有助于苏联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在苏联，全民的教育程度也大大高于同时期的中国。在六十年代中国的好同志们还在为“交响乐听不懂”而莫知所措的时候，肖斯塔柯维奇早已经震动了世界；萧洛霍夫也早已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是“本钱”也是包袱。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联提出的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反映生活，并把反映真实生活与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沙俄旧社会的血泪控诉痛加针砭以及想像中的出走、“革命”(例如像契诃夫在《新娘》屠格涅夫在《处女地》《前夜》中所描写过的那样)，再前进一步就要动真格的、走现实的、最终成为唯一可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革命的道路了。高尔基与列宁的友谊是这方面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例。
　　但这种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也带来了负面的结果。它是现实主义的继承，也是对于现实主义的背离，粉饰太平的自己安慰自己的幻想的真实正在取代严峻的真实。上述的巴甫连柯的作品中已经洋溢着这种粉饰自慰以激情充真实的调子。《光明的河岸》《金星英雄》等更是等而下之。有趣的是，那些标榜着反对无冲突论(“无冲突论”，居然有这样的“论”，还要认真地去加以反对，文学到了这一步，已经够可叹与可笑的了！)的作品诸如《收获》《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及奥维奇金的“干预生活”的特写等等，现在看来，其对冲突、矛盾的揭露又是何等简单化、小儿科、模式化！名为揭露矛盾，实际仍是对于苏共的一个时期的“新政”的图解与对于旧政的抨击罢了。
　　尤其糟糕的是对于现实主义的推崇导致了对于一切非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前现实主义或者后现实主义的上纲上线的一概排斥。特别是四十年代后期日丹诺夫主义的出笼，对于一批苏联著名作家艺术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萧斯塔柯维奇等)的批判，使现实主义变成了唯一的正统，而一切别的艺术手法艺术流派变成了政治上可疑的异端。把艺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宣扬僵硬的艺术教条主义，运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艺，这树立了一个极吓人极恶劣的样板。到了五十年代联共十九大上，马林科夫又咋咋唬唬地提出典型问题是一个党性问题这样一个不知所云的命题。赫鲁晓夫也罢，仍然继承了日丹诺夫主义的某些衣钵，直接干预和压制获得诺贝尔奖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呜乎，哀哉！
　　(与这种僵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典型论相比较，我曾经宁愿意选择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命题。它毕竟为非现实主义开了一个口子。当然，提这个口号的当时的“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是大跃进的浮夸吹擂的“红旗歌谣”，实在令人无法恭维。另外，连斯大林都肯定过的〔至少是口头上肯定过的〕“写真实”的口号在中国一度也作为“修正主义”的文学主张来批，这是颇堪一嗟的了。)
　　据说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苏联的作家艺术家曾经真正地思想解放过，包括前卫艺术的各种流派都曾在苏联十分活跃，我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访问匈牙利时便参观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二十年代初期的苏联美术展览,真是琳琅满目，一派生机！匈牙利的朋友告诉我，只是在后来，在斯大林时期，文艺政策才愈收愈紧了的。
　　斯大林死了。个人迷信被否定了。日丹诺夫主义的影响仍然不能低估。即使认同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首要乃至主流地位，划地为牢、排斥异端的做法也仍然与艺术的创造力、想象力互不相容。在五十年代后期以后，苏联文学的自满自足的教化性、道德伦理的两极化处理、俨然社会先锋乃至救世主式的自吹自擂的调子仍然束缚着它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即使一些苏联作家写到了诸如领导人的特权、领导人的决策失误、敏感的历史事件这些新鲜大胆的题材领域(有些带有“闯禁区”的味道)；即使他们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手法(如寓言式、变换视角、几条线共同发展)这些作品仍然具有一种苏联文学的特殊胎记——即他们的主题思想的分明性，善恶对立的分明性，认为战胜黑暗就必定是一片光明的时至该日未免显得太天真纯朴的生活信念与历史信心。善与恶的具体对象与界定标准改变了，例如可以把劳改营的犯人处理成罪人或者英雄，又可以把党的工作者处理成英雄或者恶棍，这种处理可以改变，作品的鲜明的倾向性与自信性以及作者的煞有介事的郑重却如出一辙，多无二致。到了八十年代，到了当代中国文学这个喷薄迸发的时刻，人们在常常认同苏联文学的价值取向，并仍然接受他们当中的杰出人物如青季思·艾特玛托夫、叶甫图申科的影响的同时，又不免感到苏联文学的冗长与沉闷。与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科斯以及普鲁斯特乃至米兰·昆德拉相比，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与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创作相比，苏联文学反而显得缩手缩脚，踯躅不前。
　　在我年轻的时候，一面热情而轻信地陶醉在苏联文学的崇高与自信的激情里，一面常常认真地思索：我认为，任何不带偏见的人读了苏联的文学作品都会立即爱上这个国家、这种社会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它们宣扬的是太写的人，崇高的人，健康的人；宣扬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历史进取的乐观精神；宣扬的是对于人生的价值，此岸的价值，社会组织与运动的价值即群体的价值的坚持与肯定；一句话——而且是一句极为“苏式”的话：苏联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自始至终地热爱着拥抱着生活。
　　与此同时，我们如果打开西方发达国家的作家们的文学作品，姑且不去置论它的性加暴力的通俗读物；即使姑且不去置论它的直接进行社会批判的作品(如西德的海因里希·伯尔的一批作品)；我们也在那么多的作家笔下看到孤独、疏离、病态、疯狂、怀疑、自杀、仇恨……看到那么多败坏人的胃口的对于人生对于生活的否定，怀疑，至少是十分消极的叹息。我曾经真诚地认为，提供光明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必光明必好必胜必成功，而提供阴暗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必阴暗必恶必败必瓦解消失。
　　也许，最有趣并且最意味深长之点就在这里：为什么光明的文学并没有为一个社会贡献出光明的图景而“阴暗”的文学也并没有把一个社会推向阴暗的泥沼？
　　成也光明，败也光明。苏联文学像是一个光明的梦。苏联文学的光明性本来是它的魅力所在，然而：
　　一、把愿望当作现实，把认为应该有的光明当作实有的光明来展现，便变成了自欺欺人，至于为迎合某种需要而光明，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二、不敢正视、有意无意地回避人性当中、人生当中、现实当中也包括理念当中那些有缺陷的东西，那些通向假恶丑或者使假恶丑与真善美混成一锅稀粥的东西，这种闭上自己的一只眼或一只半眼的对于“光明”的确认，如果不是虚伪和懦弱，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天真和幼稚。
　　三、认定自身是光明的使徒，而非己异己者是黑暗的魔鬼，这种价值取舍便捷简明果决，然而离开真实与真理愈来愈远。由此而派生的独断论、排它性、极端性本身便渐渐发展成为背离了理性与天良的烛照的狂妄与邪恶。
　　四、社会与文学的关系，并不总是同步或互相适应、互相影响、互相配合的关系，更不可能仅是主从关系主仆关系；不是社会光明文学表现出来的就一片光明，社会进步文学表现出来就一片进步，社会停滞文学表现出来就是一味停滞，社会混乱文学表现出来就是一塌糊涂。更不是文学光明就意味着社会一定光明，文学表现混乱社会就从而一定更加混乱。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各有侧重多元互补的乃至互相激励挑战的。文学更多地表现个人，更多地执著于理想追求而对现实采取批评或抱怨的态度，常常流露人生的各种痛苦和遗憾，文学本身并不能亦不善于积极地建设性地解决社会面临的问题。这样：1.对于社会实践来说，文学具有它的消极性，用文学去直接干预生活干预社会，常常并非可取。2.文学的这种消极性在一个健康与自信的社会中很容易转化为积极性。这样的社会是在不断的反思与自我批评中前进的，它不会视文学的“消极”为洪水猛兽。相反，文学的宣泄与疏通反而易避免大众的情绪郁结与爆炸。愈是健康与自信的社会愈是会对文学(还有艺术)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
　　一味地响应配合紧跟，削弱了文学的多方面的可能性，也只能降低文学的艺术品味。它不但束缚了作家艺术家，也束缚了全民族全社会的精神能力的创造发挥发展。归根结底，对于一个社会的发育与健全是没有好处的。
　　五、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中，相异的思路完全不一定是互相敌对与不相容的。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反映(再现)与表现，自我与世界，写意与工笔，民族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时髦的；它们之间更多地是需要互相激荡互相启发互相补充而不是你死我活地斗争。
　　死抱着一种思路而压倒灭绝一切不同的思路，只能是创造力的衰退与想像力的禁锢。死抱着一种选择(哪怕是当时当地最佳妙的选择)而不准进行不同的尝试，只能使这种选择愈来愈变成失效的方略与沉重的负担。
　　六、在多数比较正常的情势下，一个社会的多数读者会倾向于选择轻松解闷或惊险刺激的通俗读物。这虽然有可能败坏严肃的艺术审美的口味但却有助于抵制文学的专横单一和武断。苏联文学(除有一些反特惊险小说外)长期缺少这方面的品类，在严肃的文学作品中也缺乏更多地吸引读者的兴趣的自觉，这造成了苏联文学的沉重呆板有余而生机勃勃灵动飞扬不足的负面效果。
　　七、归根结底，文学作品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正面的因素来自创作主体，来自作家的人格、精神能力，勇气，智慧与艺术语言的捕捉与表达能力，以抑制、管束、干预创作主体的精神能力为代价去取得文学作品所描述、反映、表现的对象的一片光明，其结果是创作主体的萎顿与缺乏自信，是文学本身的萎顿，是极其地得不偿失。
　　八、文学可以提供某种经验、感受以及愉悦、刺激，却常常不能提供答案；能够传达某种呻吟感叹，却常常不能提供药方；文学不具备正面的可操作的行动特质，这可以说是文学的先天的“弱点”。最好最反映现实的作品也带有纸上谈兵的性质，作家们和读者们最好能就这一点达成默契。文学不是交通规则，不是动作要领，不是行动纲领或者宣言。文学常常是创作主体陷于困境陷于矛盾的熬煎的产物，而不是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的果实。愈是提供那种咀嚼好了、处理过了、消化好了的模式分明的文学内容，就愈是降低了自己的文学品位与作品的独创性、震撼力。愈是摆出一副谆谆告诫、万物洞察与救世救民的样子，便愈是暴露了创造主体的幼稚浅薄与自不量力。这样做下去，就等于把文学的大厦建造在臆想的一厢情愿上，画虎不成反类犬，对自己的社会角色的夸张定位反而使自己走进了简单明了规范化的政治社会艺术模式中去，哪怕不同的模式具有截然对立的取舍倾向。
　　当我们想到，一些杰出的苏联作家——例如法捷耶夫、费定和阿·托尔斯泰，无法摆脱他们的孩子气的虔敬恭谨，而终于没有能够尽情尽才地写出他们的传世之作。当我们想到另一些不错的作家——例如西蒙诺夫、苏尔科夫、柯切托夫、巴甫洛夫——有意去迎合意识形态的模式，而终于囿于已有的却是未经验证的武断之中。当我们想到还有一些杰出的作家——例如阿赫玛托娃或者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及可能有的没有被允许发芽的种子，——潦倒压抑，有花不能开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不为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文学上的严重失误和失算而痛心疾首呢！
　　文学正如人生，“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永远不会十全十美。毋宁说文学是缺陷、是遗憾、是可望而不可得的焦首煎心产物，是梦的近邻。当你把你追求的一切搂在怀里抱在胸前，尽情地交欢做爱的时候，很难有文学；倒是失恋更可能造就一个爱情诗的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的瓦解，苏联文学的成为历史，一心热爱生活拥抱生活的文学追求的失败本身就是极好的文学契机，梦的契机。
　　时过境迁，现在再回顾《铁流》与《士敏土》，《初欢》与《不平凡的夏天》，《毁灭》与《青年近卫军》，《收获》与《金星英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光明的梦。那是一个关于人成为历史的主人、宇宙的主人的梦。那是一个关于计划性与目的性终于全部取代了盲目性与混乱性的梦。那是一个人类的荣誉、智慧和良心具体化为、凸现为列宁、斯大林、联共党苏共党苏维埃与契卡(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格勃)的梦。那是一个关于朗朗乾坤、清明世界、整个世界都变得那样明晰而且主动的梦。这样的梦不但苏联作家与读者、而且许多其他地方的作家与读者都不同程度地做过。今后，人们也还要继续做下去。苏联瓦解了，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产生这种梦的根据与对这种梦的需求并没有随之简单地消失。资本主义当然不是无差别的天堂。苏式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万事大吉。说不定因为世上许多人去转而追求资本主义而产生对于资本主义的新一轮的失望与批评。在这种情况下梦都不要做，太清醒也太沉重了。而梦做下去，就仍然会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出现苏联文学的回声与反照。
　　用文学来表达人们的梦想，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做梦是可以的，做做梦状却是令人作呕的。只准做美梦不准做噩梦则只是专横与无知。守住梦幻的模式去压制乃至屠戮异梦非梦，这就成了十足的病态。梦与伪梦的经验，我们不能忽略。苏联文学的历史并非空白，苏联作家的血泪与奋斗并非白费。总会有一天，人类的一部分做苏联文学而进行的这一番精神活动的演习操练会洗去矫强与排他的愚蠢，留下它应该留下的遗产，乃至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蜕变出演化出新的生机新的生命新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