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和隐蔽的

　　《移民上海——五十二人的口述实录》是一本由学生们撰写的调查访谈录，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上海新移民)关于来沪经历和生活现状的口述实录，以及学生自己的采访手记。
　　让学生们走出学校去从事社会调查实践，这算得上是社会学专业的一项基本训练。但在我这儿，还因为了一层多少有点执拗的想法：在今天的城市，要想了解社会事实，惟有走出去一途。不仅因为这是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研究者个人的日常经验随时可能失去其有效性，而且还因为城市社会有着区别于乡村社会的、结构复杂的一面──它是由异质的人群组成的“陌生的”社会，在有机连结的大框架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多重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研究者如果满足于个人既有的经验资源或浮光掠影的面上考察，那他可能连始初的问题想像、问题假设的需要都难以对应，遑论紧扣脉络的实证研究的展开。
　　由于这次调查只是作为一项作业布置下去的，因此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起初并没有做概率意义上的安排——绝大部分调查对象都是由学生们自己去设法找到的，有的是他们的同乡、亲戚，有的是托人介绍认识的，也有的是他们在各种场合留心结识的。
　　可是后来和一家杂志讨论做个专题，结果编辑就提出了问题：这些受访者中，较多的是民工、保姆及年轻职员，相应地缺少了“高级白领或移师上海做生意的老板级的人物”。出于对编辑部希望全面反映上海新移民群体概貌的意图的理解，后来我组织几位学生做了些补充采访，有针对性地找了些经理、台胞、日本人等，有的算是完成了任务，也有的设想中途告吹。这期间，与杂志编辑邮件往来，我曾不无感慨地发过这样的议论：
　　我们本来也希望能找几位高级白领或老板级人物，但作为个案调查一时有点困难。开始是学生自己很少这种机会，最近帮学生找，但这类人可能对宣传个人“成功”还有兴趣，听到“社会学调查”就不易配合。因为我们要真实的事实。有“成就”的人要他说真心话本身就难，将其真实状态公之于众就更难。另外这些人实在太忙，我们做一个调查一般都要几次长谈，有时第一次做了，然后要耐心等很长时间对方才能配合做第二次。这种现象是我们社会调查中的一般规律，所以社会学家做农村调查的多、做弱势群体的多，做城市调查、强势群体的就少，看似因为价值关怀，其实是关怀弱势容易，挑战强势难。社会调查，尤其是参与观察、个案调查之类需要互动，不然就没有意思。
　　所以我想这次留下一些缺憾也不妨，因为这种状况本身也是一种社会事实。许多读者、观众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们能看到的社会事实是被限制的。我想或者就为此加上一段文字说明(如果篇幅允许)，谈谈这个问题。即社会调查中的力量关系，观察的角度、记述的方式所具有的界限，社会事实的可视性与不可视性等问题。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用两种不同的镜头和记述方式在观察、展示强势的和弱势的两种人，看似温情脉脉，实际镜头和语言都有媚态和霸道的不同。
　　自从有了社会学，很多人便愿意相信，凭着近似于自然科学的测量手段、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还有一套套理论和分析模型，我们便可能了解任何社会事实，并对问题作出应有的解释。但是，实际的情形是，当研究者以今天的城市社会为研究对象时，那么仅仅在接近、了解社会事实这个层面上(方法论的层面上)，他就可能会感到种种无奈与无力──除非他是为了要打造自身的或学科的权威性而刻意掩饰这种感觉，或者就是真的浑然不觉。
　　搁下现代城市社会的结构复杂性，人口的异质性，市民职业、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的多样性不谈，首先一个问题是研究者能够接近什么样的人、群体、阶层？作为观察者，研究者自身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地位、力量关系对他的研究难免会有影响。这种影响就像许多摄影作品(也是观察、记录的结果)中所显露出来的那样：我们所看到的纪实的、纪录的影像作品其实大多是以妇女、儿童、老人、乡村社会、下层社会为对象的。以这些人为拍摄对象，拍摄者(多为成年的城市男性)往往将镜头逼近到他们跟前，拍下拍摄者自己想看到的、或者他想让他的作品受众看到的情景。而在另一些拍摄对象——譬如男人、成年人、城里人、中层、上层社会——那儿，摄影家们即使获得拍摄的机会，也往往只能拍摄到被摄者想展示给人的情景。
　　这样一种情形如今在社会学调查中几乎已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经验常识。对农民的调查，我们的访问员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受访者的配合，对城市居民的调查，我们的访问员则往往要受到对方的质询，必须得出示证件并谨慎地作出说明。城市调查的拒访率明显高于农村。而在城市内部，阶层间的差异也显而易见。上海有几位社会学者曾长期从事社会分层调查，但无论他们作出何种努力，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进入某些高档住宅小区做他们想做的实证调查。
　　问题是，这种多少出于研究者的无奈的状况，在现实中却常常被转换成(或被误读成)研究者的价值追求本身──“弱势”广受文人学者的青睐(在这个情况下“弱势”会有被对象化、神圣化的倾向)，怜悯性关注被当成了表现公正追求的便捷途径。
　　可是如果我们对现代城市社会的整体有机性有基本的认知，那么这样的对“弱势”的怜悯性关注就不可能满足我们的探索欲求，无论是在价值关怀层面上还是在问题探讨层面上。离开了对城市社会的结构性把握、离开了对“强势”的形成机制的了解，研究者恐怕连“弱势”从何而来、因何而弱等最基本的事实都无法讲清。即使是就“弱势”讲“弱势”，研究者如果对自身的问题指向及其边界所限缺少相应的意识，那么，所谓的价值关怀也可能因为批判性的缺失而流于空泛(在西方，社会学是素有批判科学之美称的)。
　　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时，不能不想到美国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学的想像力》已经被翻译介绍进中国。其实米尔斯还著有一本在美国社会学史上深具影响力的著作《权力精英》。在这本书中，米尔斯将美国社会中的大城市上流社会、名人、大富豪、公司高层、公司富豪、将军、军队高层等等统统纳入为他的研究对象，并分析了他们与大众社会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政治倾向、道德倾向等等。一九五六年，《权力精英》的出版曾经在美国社会学界和一般知识界引起不一般的反响。除了与社会学、政治学相关的杂志以及一些左翼杂志外，美国的各大报刊如《纽约时报》、《时报》、《新闻周刊》、《美国》、《报告》等也纷纷发表评论，学术上的褒贬各异自不必说，而评论者较为一致的看法则是，米尔斯这本著作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尝试着从正面来对美国的权力结构的顶点作出分析，而且这出现于学院派内部，即这件事是由占据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位置的米尔斯出来做的。有学者指出，“现代的学院派的社会科学中，存在着一种人为的贫血症倾向(a sort of contrived bloodlessness)”。所谓“贫血症”，是指埋没于琐碎的事实和调查实习中，是一种无视宏观问题的矮小化的实证主义。而所谓“人为的”是指那一种可称社会学者职业病的怯懦，是一种有意识地回避那些与全国规模的权力结构具有重要关联的问题的倾向。对于这样一种倾向来说，不少评论者指出，米尔斯的这本著作正具有着“解毒剂”的意义。
　　米尔斯因为其挑战强势的学术性格，历来为美国年轻的社会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们所喜爱。但近来翻看他的《权力精英》序言，才注意到，其实米尔斯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现代社会(在中国这可以理解为城市社会)的困难有清醒的意识。
　　对于写书、读书的人们来说，无论是现代社会的顶层还是底层，都不是非常熟悉的世界。就我们来说，也许对社会的中间部分更了解一些。如果要理解中间各阶层，我们只要看周围实际在发生的事就可以了。但如果要理解顶层或底层，你首先得去努力发现事实，然后你还得为叙述它下功夫。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很多情况下，现代社会的顶层是很难接近的，而底层又往往是隐蔽的存在。
在这里，米尔斯说到了底层的隐蔽性。是的，表面看来，作为观察者的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接近那些下层的人──在城市里，他们常常就靠在马路边，他们的家也可能是敞开着门的，而不像中层、上层的人那样深藏于办公楼或高级公寓中。但是接近一群人，并不意味着就能了解有
　　关这群人的“社会事实”。对于身为研究者的知识人或身为访问员的学生们来说，城市社会的底层，除了贫困、不幸外，还有着他们极少了解、也很难理解的种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那是一个隐藏着包括种种灾难、罪恶在内的另样世界。
　　问题在于，如果一个研究者仅仅本着“关怀”的出发点去观察“弱势”，那么，他就可能带有某种与研究对象一体化的倾向，从而去寻找符合其想像的事实、将被过滤的情景当作社会事实本身。
　　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今天这急剧变动着的城市社会之中，不仅充满着人们尚未看到的事实，更充满着许多看不到的事实──也许是因为我们的观念及认知局限而对其熟视无睹，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怯懦和无能而无法看到。
　　而米尔斯所说的“难以接近”的上层，以及“隐蔽”的下层，在我们的《移民上海》的众多个案中即可感觉到。从学生记录下的受访者的口述内容看，那些为数甚少的“经理”们，他们不乏叙述的能力，同时他们对“观察—被观察”关系也具有相应的控制能力，他们知道怎么讲述自己的故事。而那些民工、钟点工们看似有问必答，可我们的访问员们能了解到的，往往非常有限。就像一些同学在调查手记中所讲到的那样，他们与受访者之间或者是难以展开交谈(有几位同学的访谈实录只有十多行)，或者是谈了许许多多，却始终觉得隔着一层，无法理解。
　　(对一位保姆的采访)我基本上是在她工作的时候对她进行采访的，基本上她不是很拘束，但由于她本性可能话不是很多，所以对于我的问题，她大多都是很简单的回答。同时又由于她书读得不多，很多心里的想法都表达不出来，有很多问题她也是先没有想过，如我问她对上海有什么感觉？她一开始说没感觉，后来又说说不出来，经过我的反复引导，她也只说了一点点，所以关于客观问题采访起来就比较容易。所以像其他同学遇到的问题，如无法深入啊，我也有同感。
　　第一次要采访的时候，她就和我说她不会说，说不来。而我只好在旁边安慰她鼓励她，跟她说这很简单的。一开始问起她的家庭背景、个人资料，访问进行得都很顺利，她都很爽快地作出回答，后来问到一些主观问题时就遇见困难了，其实她并不是不想说，而是真的没想过，像许多人一样是属于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生活的。很多与生活无关的问题她们从来不想。而有些问题即使想过，也因为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无法表达出来，或者即使表达出来，也与她的真实感觉有偏差，这就给我的访问增加了难度，也是对访问内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挑战。
　　(一位食堂师傅认为自己是外来农民工，所以比上海正式职工工资少是正常的，没什么不公)也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他自己的，还是谁给他灌输的。在他的“知足常乐”后面是否还隐藏着些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这些缘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尽管他也滔滔不绝，但是我总感觉谈话无法深入。这绝对不是他主观上有所隐瞒，一方面是由于我首次做深入访谈，理论和实践准备还不够，其次就是他的一些思维定式和一些他认为理所当然的看法限制了我们的谈话。
　　在所有的调查报告中，那些年轻职员的口述，像是最自然的一部分，显然这与学生们跟他们的沟通较少障碍有关。但即便是对这些人的采访，我们的一些访问员，也感觉到了种种疑虑：关于如何确认“事实”的困惑。
　　类似的心得还有不少。读学生们的这些笔记让我深感欣慰，因为我想，真正的知，只能是从对不知的自觉开始的。
　　(The Power Elite，C.Wright Mill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移民上海——五十二人的口述实录》，陈映芳编，学林出版社二○○三年，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