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世纪以来，地处中亚的新疆，特别是它的考古发达地吐鲁番，一直是西方知识人追逐的地方。西方对它的发现，使得若干个学科分支发展得日益丰满，并且使语言研究淋漓尽致地进入到新型的考据之中。由于整部研究史也是帝国主义的向亚洲扩张的一部分，因此，探险其实衬着恐吓的影子，史料往往出自掠夺的盗掘。而民众无权，国家腐败。文物流进列强囊中以后，又养育了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对中亚的主人来说，不利是连环式的；对过去的抗议尚未喊出声来，又必须正视过去中产生的学问。对于当时的被侮辱、被席卷一空的人来说，世界确实是不公平的：十九世纪末的文化掠夺生下的儿子，今天一个个都是如山的学科巨人。谁也不能不承认，它们已经是地道的象牙之塔。挣脱昔日的屈辱，必须洞彻这些山和塔。马克思说只有在科学小路上不畏艰险只顾攀登的人，有希望达到顶点。但即便只是攀登，也不知耗尽了多少人生。学者已经代代更迭，智力还在急速发展，后人与过去恩怨之间的关系，确实愈来愈淡了。
不仅如此，所谓丝绸之路的流行在全球经久不衰，更多的人加入着对这个方向的追逐。不能不说，在漫长的追逐中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也许是鲜活的中亚绚丽色彩，使人们都禁不住憧憬吧。
学科尤其在语言方面分枝。很多人都好奇地或者内行地，谈论着突厥语言，谈论吐火罗文之A或者B，谈论和田文或者祛卢文，甚至古叙利亚文、粟特文。大陆腹心出土古文献的种类繁多，意味着这块大陆经久的沧桑之变。单是名称就够吓人的，艰深莫测的古语，大都湮灭了。
也有些没有湮灭。中亚同样发现了在专门研究之后，更期待现代人了解的古代语言资料。它既非不可解读的死语，又与当代住民的口语一脉相承，这就是突厥语系统的资料，尤其是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
社会有了科学发掘的手段，文献有了清白出土的可能，但历史却狡猾地收回了机会。无论考古队怎样努力，除了零星碎片之外，吐鲁番再也没有那样大规模的回鹘文世俗文献(区别于较多的佛经写本)出土。一些学者等待新资料等得白了头，一些人改行转向。在漫长的、细而又细的研究过程中，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渐渐地有了某种定格的趋势。
它逐步和佛经写本、语言研究分道扬镳，形成为探索古代史的一派；求全集成的资料书，愈来愈著名化。其中一九二八年出版，甚至制作了一套回鹘文铅字的、拉德洛夫(W.Radloff)名著《回鹘语言资料集》(Uigurishce Sprachdenkmaler)，长期以来一直做为全面收录了回鹘文契约的基础资料书，不可或缺。贵族式的文化活动会积累成一种遗产；后来，基于对这些文献的反复切磋，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由民族语言入门的方法。
应该说，以被研究民族自己的文字写成的文献做为主要研究入口的方法，是近百年来研究旅程的文化判断和人道思想的进步。这种其实不一定在方法论上能一较优劣、而是在资料上对本地住民一方的偏重，难能可贵地在象牙之塔里变成了倾向。在国外如日本，大多因循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A.von Gabain)的路子，先打下现代土耳其语的基础，再钻研突厥文碑铭、回鹘文契约写经，然后广征博引，展开研究。必须指出，在我国的民族研究学界，除了民族语领域之外，从来没有把掌握民族语言做为研究者的条件来要求。这种现象虽然尚未从立场上受到批评，但是却受到了在一些领域里长期落后的现实的惩罚。幸而有少数大学或学者，如耿世民先生，依仗对维吾尔、哈萨克等语的熟悉入门攻研突厥碑铭和回鹘文书，使得这种缺陷多少获得了一些平衡。从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学院设置第一个古代突厥语班以来，至今新疆已经成长起一批维、哈族青年学者，由于他们本人乃是以现代的突厥语族语言为母语，所以对自己的古文献的理解，显示出一种自然和余裕。
简称USp的拉德洛夫回鹘文资料集，是在他逝后才被编纂出版的。一九六五年之后，已故的日本山田信夫氏遗著《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三卷，也由日本和德国的后学编成问世。这是一部豪华本。第一卷收录山田论文；第二卷对编者收罗所至几乎全部迄今已知的契约类回鹘文书一百二十一件，都重新进行了一遍整理、转写和日、德文翻译。第三卷则为一百二十一件文书的清晰优质的图版。
此书缘起在山田信夫遍访散落世界各地的回鹘文书的一九六一年。在原东德科学院的书库角落，山田信夫从灰尘堆里发现了当年普鲁士探险队从吐鲁番弄到手的写本。这批东西在被欧洲学者研究一过以后，已经长期下落不明了。于是前东德科学院把研究与发表的优先权给了山田氏，据我所知，条件是研究成果中必须包括德文译文。
后来的漫长日子的遗迹，在山田氏主要是第一卷所收的诸篇论文，在学界则是对吐鲁番回鹘契约的持久的反复订正、转写、过细的考证。
在数十年的攻读中，有过不少花絮轶事。比如日本西域学术泰斗羽田亨曾发表《回鹘文女子买卖文书》，后来被严厉驳正。因为他把“葡萄园”(borluq)一词误读成了“女子”(b
l
k？)，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无独有偶，我国冯家升先生一九六一年所著的《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虽是开创之作，但他把“我的儿子们”(oghlan-ar-
m， 即oghul-lar-
m的古代语形式)错译成可以驮载人夫的“乌拉马”，把整整一篇“赎身”文书误读成了“卖身”文书。
这样的故事，若是让阿凡提知道了，无疑一定会被编成笑话。高深学术对日常生活的无知比比皆是，这是无法辩护的。但是一笑之后，如果认定学者就是白痴，则更是毫无道理。教训大概主要是，熟知母语的人不懂古代书面文字，而识文断字的人，胸中并不拥有自然的语言。
亚洲北部的文字演变极其有趣。成吉思汗向西扩张时，从吐鲁番学到了这套宝贵的文字。但是，虽然它后来成了蒙文和满文的源头，却被原来的主人舍弃了。回鹘人的后裔们在后日改用了阿拉伯文字来书写。由于那时正值察合台后王的时代；所以后人把取代了回鹘文来书写突厥语的文献，称做察合台文献。总之，文字变了，但语言没有变。它活着，而且象变化了的文字象征的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得一片繁荣。
也许，在这里不易察觉地埋下了一个暗伤：由于不熟悉改变了的、又一种古文字体系(不用说，新的文字体系往往意味着全面的文化质变)，学者们大都不能把一直活着的人，即昔日和后来都操突厥语言的民族，整体地加以观察。在回鹘文献学界，即便专家也大多不懂得丰富的察合台文献。因为那是另一个学科。更没有多少人了解极其丰富的、近代乃至现代的各种突厥语书面文献和民间语言资料。因为没有谁呼吁过——活的生活可以指导古代研究；想究明中亚古代的真实，必须熟悉在这亚洲的中心腹地存活的、人们心中的真实。
当我收到三大卷《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的时候，心里曾经漾过一阵强烈的遗憾。曾经那么久，我一直把这个领域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相当正式地摆开架式，向它的基础语和古代语进攻。山田信夫教授是位很有魅力的老人，在我留学期间，曾和我有过不少交往。那时见我求学心切，他连自己未发表的论文都复印给了我。如今，论文已经漂亮地结集，已经豪华地出版，而我却最终也没有读完那些在夹子里变旧发黄的复印件。一九八六年我随民族研究所代表团访日，那时他已经很衰弱。从大阪民族学博物馆出来时，门外下着大雨。我不容推让，催他上了第一辆出租车。车刚刚走动时，他抓着车门，突然对我说：“以后，就见不到了！”那情景历历在目。他逝世于次年。
但是由于自己的愚惰，我渐渐离这个领域远了。只是一种熟悉，以及当年也曾抱有过的犹豫和思索，还一直留在心里。
丰富的突厥语族古文字资料，不仅说明中亚语言文化的发达和复杂，不仅指示着它们与所依存的环境的关系；还暗喻着这种文明的生命力。
这一点可以从现代维、哈等语言“被使用”的程度看出。比如，我发现，在一些民族语区，民族语使用的半径(如果以边境、牧区奥深、社会底层为语言的地理中心的话)，勉强还能覆盖“乡”，到了“县”，就几乎完全是汉语的天下。非基层城市的少数民族干部，事实上以汉语为生活用语。民族语的使用者，已经快要只剩下底层的牧民、农民、猎民。而新疆则不同。新疆诸民族语，尤其是维语使用的彻底，不仅使得民族语当仁不让地成为有效的政令语言；而且使得基于这种富于生命的语言的音乐、诗歌、文学，一直能够枝繁叶茂。它们可以与操汉语的明星大家新潮旧制保持距离。尤其在歌和诗两个世界，谁也休想征服它们。望着这边的花样翻新的喧嚣，它们只是礼貌地微笑，然后自尊地与之分渠并进。
谁也不能忽视学术。但是博物馆里那些既珍贵又可怜的残片，在某种意味上确实已是一小群学者的私有。有些已被博学的专家恍然解读；但是由于资料本身近乎绝对的稀少，一旦解读成功，启发的可能也就将近枯涸了。有些则还被反复琢磨，继续攀登着已经接近百年的解读小径。
而世上兴衰艰辛，处处不平。专家们有时暗暗焦躁：因为与这个专门领域的世事直接关联的许多知识甚至常识，居然自己至今还没有学习和接触过。在象牙塔里，读不到在吐鲁番可怖的灼烤下，哪怕是微弱的人的语言。读不到祈求的低语、痛苦的呻吟，和欢乐时的歌声。这样的思索必然会出现：专家究竟是否懂得常识呢？精深的绝学，究竟是不是一种人类智力的奢侈的猎物呢？是否应该把吐鲁番盆地那终年不雨烈日炎炎的日子，当成更重要的学科呢？
学界中亚研究的重心早就发生了转移。与山田氏齐名的另一个专家护雅夫在《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第一卷序中说，“研究则必须依据已刊布的文书，但其中自有限度。我如是考虑，后来遂离回鹘文书研究而去。”当然，他指的只是资料的限度。不过，他的例子揭示着一种学术的变迁游动的倾向。学术自身的规律，在使它向近代、向生活及常识靠拢。也许，它还会向正义和向民众靠拢。
这部书的出现，将替代长久以来被使用的USp，它对于学术界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优质的照相图版，无论对六十年前挖空心思造出一套回鹘文铅字的欧洲人，还是对三十年前竭尽全力手抄全本的葛玛丽《古突厥语语法》的中国人，都曾经那么不可企及。但是，物质的追逐没有尽头。也许不该弄错的还有一点：回鹘文献的解读，不是靠写本或照片有多么清楚，而是靠懂多少现代突厥语。此外，干一件小事业的条件已经成熟：把古文献准确地对照印成现代维、哈等语，再译成汉语，各印一本小册子。那么连初中学生也可以阅读，人人都可能了解象牙塔。渐渐地，文化的主人就可能对文化的研究发言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
(《回鹘文契约文书集成》，三卷，大阪大学出版会，一九九三年，山田信夫著，小田寿典、P.Zieme、梅村坦、森安孝夫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