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独上高楼

　　写作的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在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的状态下著书立说，影响读者并进而创造历史。而一切以读者为关注重心的批评模式，都以限制作者的权威，乃至完全“杀死”作者为前提。真的置作者于死地未免太残酷，也不合情理，好在这只是危言耸听。不过，文学作品是在被阅读中完成的，读者的期待视野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所承认。学术著述也如此，拟想中的读者，潜在地制约着作者的研究思路及叙述语调。
　　世上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自言自语的学者并不多见——即使有也不广为人知，因其没有著述传世。一旦落笔为文，就有个拟想读者问题；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照样是在呼唤读者。今之学者更因出版便利，还有评职称、赚稿费等世俗考虑，更加自觉地揣摸甚至依赖于读者的期待视野。只是读者教养、学识乃至文化心理天差地别，要想迎合所有读者只能吃力不讨好。选择某一部分读书人作为“可能的读者”，考虑其知识水准、接受能力、兴奋点和价值取向，然后展开理论设计和具体操作——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轻松自然”，以至许多学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并非无关紧要的“选择”。
　　在我看来，这一选择决定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著述：研究型文学史、教科书文学史和普及型文学史。三者当然并非绝对对立，可各有各的拟想读者，各有各的评价标准。研究型文学史以本专业的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要求思路新颖且论证严密，富有独创性，起码能自圆其说，成一家之言；教科书文学史以本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为拟想读者，要求全面系统地介绍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和学界大体认可的价值判断，立论平正通达；普及型文学史以社会上(或非本专业)的文学爱好者为拟想读者，要求准确无误且通俗易懂，不求深入但望浅出。
　　既然各有各的拟想读者和社会需求，三类文学史都有其存在价值，不该过分扬此抑彼。没有第一类文学史，学术无法发展；没有第二、三类文学史，文化无法普及。用某一类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和社会功能来衡量或指责其它两类文学史，无疑是不公平的。选择不同的角色，也就选择了不同的操作程序及评价标准。判断一部文学史之价值高低，只能将其置于所属类型，并为其定位。批评一部研究型文学史脱离群众，不能雅俗共赏；或者批评一部普及型文学史不够深入，缺乏探索精神，此类驴头不对马嘴的评论，至今仍不绝于耳。
　　强调三类文学史各有各的评价标准，是从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立论；倘若从学术史角度考虑，则三者的学术价值大有高下之分。学术推进的大致路向是：研究型文学史中的某些精彩结论，逐渐为教科书所接纳，而后又逐渐为普及型文学史所推广，终于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常识”；而公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又无形中形成一种压力，逼迫专家学者进一步探索，寻求更加完美的文学诠释。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种描述，没有说明学术研究为什么此时此地(而不是彼时彼地)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策略“突围”，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可这里只是想指出三类文学史在文学研究总体布局中的不同位置。史家因其自身兴趣以及对学术发展的估计不同，而有注重提高与提倡普及之分。
　　在我看来，目前中国学界最需要的，是研究型文学史，而不是另外两类。本世纪初，中国教育界有过一场到底应该优先考虑初等教育抑或注重高等教育之争，王国维的意见颇有启示：
　　若论学问之根抵与教师之所自出，则初等教育之根柢存于中等教育，中等教育之根抵存于高等教育。不兴高等教育，则中等及初等教育亦均无下手之处。(《教育小言十二则》)
　　王氏自称此种优先考虑“立根柢”的教育主张，乃“知力上之贵族主义”；而对世人优先发展初等教育的“平凡主义”，王氏讥为本末颠倒因而没有发展前景的“苟且主义”。在一种文化转型、学术嬗变的历史时期，抓住能“立根柢”者，尤为重要。如果承认目前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中观念陈旧、知识老化，需要(而且可能)酝酿新的突破，则必须以研究型文学史为重心；反之，则不妨致力于编写教科书和各种普及读物，推广已有的文学史观念及知识。
　　除了认定文学史研究需要而且正酝酿着重大突破，更因为研究型文学史几十年来进展不大，如今又遭遇教科书心态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双重夹击，难得一展雄姿，故有必要像王国维那样鼓吹“知力上之贵族主义”，解剖一下此类为整个学界“立根柢”的著述面临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从本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正式撰写“文学史”以来，绝大部分著述出自大学和中学教师之手，而且是作为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这一点翻阅一下陈玉堂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一九八六)，不难明白。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现在，文学通史不用说；专题著作也多依据选修课讲稿整理而成。也就是说，学者撰写文学史(包括专题研究)时，首先考虑的是课堂讲授，而不是学术探讨。几十年下来，学界形成几乎牢不可破的“教科书心态”，文学史著述也几成教科书的“一统天下”。
　　课堂讲授(尤其是为研究生开设的专题课)可以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可研究思路和叙述策略与专门著书立说不一样。依据课堂讲稿改编的文学史，也有相当成功的(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总的来说，学术深度不够是其通病。教科书有其不同于专门著述的评价标准，旁人没权利说长道短。可问题在于，许多大学教授因其职业习惯，按照教科书的学术路数来撰写研究专著，这就不能不令人忧虑。单是指责其“专著不专”显然不够，有必要厘清研究型文学史和教科书文学史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策略。
　　首先，研究者的叙述策略，一取“对话”，　一取“演讲”。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研究型文学史，是在一种特殊语境中与研究对象以及学界同人对话。阐释对象时必须兼及前人已有的论述以及后人可能的驳难，故感觉八面受敌，如履薄冰。论敌(同行虎视眈眈的眼睛)的存在，使得史家不敢过分放肆，写作中常取低调的“对话”姿态：与同行探讨疑难切磋学问。不敢自吹真理在手，对前人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使得其采取有限度的相对主义态度。著述中既坚持己见，又努力理解不同的观点；同一个问题可能列出若干答案，而且论证了大半天居然没能给出“定论”。在此以读者为论敌的假想的对话中，最有价值的是其探讨的过程，而不是得出的具体结论。这一点与教科书大不一样。教科书对任何问题都必须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能模棱两可，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样一来，教科书作者考虑的，是如何将已有的知识和社会认可的答案介绍给学生，而不是探讨什么一下子很难有定论的疑难问题。就像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一样，教科书作者的姿态是居高临下，传播知识时不大考虑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实际上争论太大的意见也不该写入教科书)。这是一个充满自信的演讲者，自觉已经掌握了真理，有权利也有义务教诲听众，开口“众所周知”，闭口“勿庸置疑”；偶尔也会来点提问与解答，可那是为了活跃会场气氛，并非愿意与听众平等对话。这种“单声”而非“复调”的叙述，有利于传授已有的知识，而不利于探讨未知的难题。以此“演讲”的姿态从事学术著述，很难进入深层次的探讨，更不要说有出人意表的突破。
　　其次，在立论方面，一主独断，一求平稳。五六十年代以来撰述的中国文学史，绝大部分失之平庸，世人多归之于合作修史互相牵制这一决策失误。批评“大集群儒”合作撰史这一著述形式，唐人刘知几已有言在先，称“其不可有五”，远不若“出自一家”者之“立言不朽”(《史通·忤时》)。但在目前的西方学界，这一著述形式并未过时；如多卷本的《剑桥中国史》，不也令中国学界叹为观止？看来关键不在于单干还是合作，而在是否若刘知几赞叹的“深识之士”之“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史通·辨职》)。能独断，合作也无妨；不能独断，永远不会有自家面目。而是否强调“独断”，恰好可区分研究型文学史与教科书文学史两种不同类型的著述。
　　研究型文学史乃“专家之学”，故“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著述目标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业贵乎专精学求其自得，对独创性要求很高，切忌一味介绍、转述他人意见，更不要说“炒冷饭”或抄袭。而论证时则只求自坚门户，自圆其说，不必面面俱到。也就是说，允许其轻装上阵。这就要求学者独断于一心，能评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尤其是善取不如善舍，避其所短，删其枝蔓，方才谈得上孤军深入有所突破。这一策略绝对不适应于教科书的写作。后者必须立论稳妥，不避老生常谈；讲求反映学界目前研究水平，故不妨大量借鉴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讲“和合”，追求面面俱到十全大补，故难得精深；无个性、标准化的叙述，有利于知识传播，可缺乏思想和学术的原创性。所有这一切，最形象不过地落实在不少教科书文学史的署名上：“某某编著”。妙在有编有著，可编可著，回旋余地很大。章学诚曾再三分辨记注(比次)与撰述(著述)二者之不同，强调后者乃“独断之学”；可自从有了“编著”一说，二者似乎界限模糊。而众多学者的教科书心态，更使得其著书立说时乎实但缺乏生气，名“撰”而实近于“编”。
　　再次，两类文学史，一重分析，一重叙述。世人喜欢争论“以论带史”抑或“论从史出”，可我以为成熟的研究者在具体操作中懂得如何协调史论之间不断的“对话”，没必要为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操心。倒是文学史著述中一重分析一重叙述这两种不同的体例，体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值得深思。教科书文学史是一种“事件的历史”，注重文学运动、大作家生平、主要作品产生年代及其内容介绍，比如明末公安派的人员构成、蒲松龄的举业、《红楼梦》的人物关系或者《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还有第一部白话诗集的作者是谁等。所有这些，都是“可靠”的知识，值得传授也便于考查。相对来说，研究型文学史颇有主张“结构的历史”者，注重文学演进趋势的分析，而不是历史事件的记载。因而，必然导致史书之“不稳定”与“不科学”，难以做到证据确凿无可辩驳，永远只能是一种有趣的“假设”。而在我看来，突出文学演进的趋势，而不是大作家生平逸事；注重结构的分析，而不是事件的叙述，是文学史研究深入的标志。这也是我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时，将作家小传和小说年表作为附录，时人大书特书的某些历史事件也只在注释中一笔带过的原因，目的是突出论者的史识以及结构分析的追求，与一般注重事件的教科书“划清界线”。
　　最后，在著述形式上，一重小题大做，一重大题小做。教科书希望在有限的篇幅中全面介绍本专业基础知识，当然只能点到即止，根本无法深入探讨，故其“大题小做”是可以原谅的。学术著述没必要罗列那么多常识，完全可以(也应该)孤军深入，不该满足于做表面文章。尽管从二十年代起，胡适就大谈“我们要‘小题大做’，切忌‘大题小做’”(《吴淞月刊发刊词》)，可学界至今仍时兴“于己于人都无益处”的大题小做。比起如今上下四千年纵横五大洲的宏论来，胡适当年所嘲讽的花二三百字来说“统一财政”实在不算什么。史家治学讲“通观”，讲“识大体”，可这指的是眼光，而不是研究范围。动辄开口“古今中外文学比较”，做演讲或者聊大天可以，从事学术著述则勉为其难。可惜本世纪来的中国学者，多偏爱诸如“东西文化比较”之类的大题目，而不大喜欢像“顾亭林举一百六十多个例来证明‘服字古音逼’”这样的“小题大做”(胡适《吴淞月刊发刊词》)。就连胡适本人不也常常犯规？著述中多有花三五千字纵论天下大势或中国文化特质的，好在这些“大题小做”者多为演讲稿。这也可见演讲稿(教科书乃系统化的“演讲稿”)与学术著述之体例不同，一求“宽而广”，一重“窄而深”。这里可能涉及专家与通人、专精与博通、专题研究与通史撰述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博约之争”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不过以教科书心态撰写文学史，说不上博通，倒是近乎陈垣批评的“空泛而弘廓”。蔡尚思曾追忆自己与导师陈垣学术路向之不同，陈氏主张专题研究，因“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蔡氏则追求博通，不避“大而无当”之讥，不单有《中国思想史研究法》，更有《中国文化总批判》。(《励耘书屋问学记》第8—10页)蔡氏之作当年也曾轰动一时，可现在看来大都站不住；倒是陈氏的专题研究有永久保存的学术价值。现代学术一方面追求“科际整合”，一方面强调“小题大做”，二者并不完全矛盾：前者指的是学术眼光的“博通”，后者指的是研究策略的“专精”。而且，这两者都与习惯于“大题小做”的“教科书心态”无缘。
　　研究型文学史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永远只能在一个小范围里流通，不可能“雅俗共赏”。这在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里，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写一本通俗小册子，可以很快名满天下；出版教科书，好歹也有几万读者；可花几年(甚至半辈子)功夫完成一部“小题大做”的学术专著，即便侥幸能够出版，又有几个真正的读者？学者当然可以“淡泊明志”自慰，可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保证时，就不能不考虑与柴米油盐密切相关的“名与利”了。现在的读书人，有大笔遗产可以继承的毕竟不多，故难得真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者。
　　此前四十年，由于政治家的干预，文学史研究似乎显得很重要。一会儿评论《红楼梦》，一会儿争说《水浒传》，还有那倒霉的《武训传》与《海瑞罢官》，都成了举国上下关注的对象。文学研究成了政治斗争的晴雨表，许多外行人也来赶热闹，文学史家因此一时身价百倍。如今经济建设成了中心，文学史家又缩回冷清的书斋，只是不少人仍然怀念那不寻常的“峥嵘岁月”。忍受不了书斋的寂寞，于是有了各种各样追求轰动效应的“壮举”。一是故意颠倒时论，危言耸听，千方百计吸引新闻界的注意；将学术研究降为一种“娱乐表演”，表面上惊世骇俗，实则揣摸读者心理并投其所好。一是打着“普渡众生”的招牌，尽量降低本来就不高的学术水准，借发行量大读者面广来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如各种“鉴赏词典”)。我十分尊重文坛怪杰的别辟蹊径与学界名家之以大手笔写小文章，可对时人因急于冲出寂寞的校园而产生的“媚俗”与“从众”的心态则甚不以为然。
　　值此文化转型、学术凋敝之际，更有必要强调学者的良知与尊严。商品经济潮流不可阻挡，文史之学据说已成了无用的老古董；聪明之士不妨尽早改换门庭，从事各种有用的“实学”。倘若还有不合时宜愿意继续固守文史之学者，则必须做好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说这话并没有表示怀才不遇或者抱怨社会不公的意思；商品社会本来就这么回事，不可能对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文学史研究特别感兴趣。既不愿“媚俗”，又不愿“从众”，“曲高和寡”的结果必然是“冷冷清清”，没什么好自怨自艾的。
　　古来论学名言何止千万，最得我心者莫若王国维的三境界说。或许跟此说“醉眼朦胧”颇有关系，不像别人把话说尽说绝，故耐人寻味。王氏《人间词话》中标举“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分别引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句来描述，故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年来颇多诠释此三境界说的“劝学文”，只是一经坐实，索然无味。最常见的阐释是“独上高楼”言立志，“衣带渐宽”言苦学，“蓦然回首”言成功。这一阐释通俗易懂，可与王氏本意相差甚远。据说王国维本人曾这样解释此治学三境界：
　　先生谓第一境即所谓世无明王，栖栖皇皇者。第二境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第三境非归与归与之叹与。(蒲菁《<人间词话>补笺》)
　　如此诠释，虽别有新意，毕竟带过多自伤身世的味道，很容易被作为“政治表态”误读。
　　我以为，这三境界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第一境：“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中“独上高楼”是中心意象，“昨夜西风凋碧树”是背景，而“望尽天涯路”则是画面及意义的延伸。以之比附治学，难得尽情尽意，可也不无可说之处。
　　中国古代读书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将立言放在最后考虑，并非矫情。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虽说不一定认准“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可大都不以吟诗撰文为最高理想。每个时代的第一流人才，不到政治(仕途)上没有发展余地，不会甘心屈居冷清的书斋。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章太炎、梁启超、黄侃、陈垣、熊十力等人，都曾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只是到了感觉“世事无可为”，抑或“自度不能与时俗谐”时，方才步入书斋专一学术。没有政治上之不可为，也就没有学术上之大进取；就好像没有“西风凋碧树”，也就不必要“独上高楼”一样。照王国维本人的理解，“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是“洒落”；“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则是“悲壮”(《人间词话》)。之所以“悲壮”，除了“凋碧树”造成的苍凉感外，更在于“独上高楼”之抵抗寂寞极目远眺带来的刚毅与旷达。
　　“望尽天涯路”，既包括黄庭坚所说的“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的求学门径；也包括顾炎武所说的“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的著述策略。可在我看来，学者登高远望之所以产生“悲壮感”，还在于明白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比政治更久远；不屑于曲学阿世，也就不可能得当权者(如今还得添上作为衣食父母的读者大众)的欢心。
　　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于北大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