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胡适与张爱玲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岁末或五六年的年初，美国纽约，寓居在此的六十四岁的胡适，冰天地，只身看望寄住于基督教救世军宿舍的三十五岁的张爱玲。
　　张爱玲恃才傲物，看得起的人不多。但《忆胡适之》一文却写得声情并茂，呼之欲出。有一段很有意思，她写道：“他(胡适)讲他父亲认识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帮过他父亲一个小忙。我连这段小故事都不记得，仿佛太荒唐。”一贯注重考证的胡适先生当然不会空穴来风，我却感到有些蹊跷。张爱玲出身钟鸣鼎食官僚世家，外曾祖父是世人皆知的李鸿章。祖父张佩纶，河北丰润人，清末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赴闽会办海疆事务，也算是出将入相的清末名臣。因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时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可见其家族权倾一时。胡适先生的父亲胡铁花，安徽绩溪人，做过清末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官位不高，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吧，一八九四年死于任上。其时胡适不过三岁八个月。适之先生的母亲是位善良的目不识丁的农家女，十七岁嫁给年已四十七岁的胡铁花做继室，二十三岁便成未亡人。从理论上说，胡铁花这样的边陲小吏难以与张佩纶那样的贵胄重臣相交往，更毋庸说张还帮过胡的忙了。以张家之显赫，胡家之式微，这种琐事才能使适之先生终生不忘。而张爱玲当然不会“记得”听家人讲“这段小故事”，也无从谈及自己“仿佛太荒唐”了。之所以剖析弹丸小事，见微而知著，即为适之博士这样的哲人，也难免“媚俗”之嫌——起码是潜意识的。
　　张爱玲一九五四年七月离上海赴香港。一九五四年发表长篇小说《秧歌》及《赤地之恋》。客观地说，这是两部对中国大陆解放后两三年巨变抱有歧见和敌意的作品。是年秋，张爱玲将《秧歌》一书寄给心仪已久的胡适。一九五五年大年初一，胡适亲笔复函，认为《秧歌》是部“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已经“到了很成功的地步”。对其写作技巧亦表示“真使我很佩服”。同时胡适提出了一些细节的疑问，说明他对此书看得很认真，并说“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胡适在信中还说：“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很显然，饥饿的责任在于谁，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年十一月，张爱玲来到纽约，不久她几次拜访胡适。“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适之先生讲起大陆，说‘纯粹是军事征服’。我顿了顿没有回答，因为自一九三○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毋庸讳言，爱玲女士将自己和其奉若神明的适之先生都是摆在左派的对立面的。怪就怪在时下的一些文章对此讳莫如深，仿佛胡张二位是左翼作家似的。其实历史就是历史，适之先生对大陆的见地就很难说公允。所谓国民政府倒是更积极推行“军事征服”的，无奈回天乏力，兵败如山倒，方使得险些当上大总统、学富五车的适之先生和文采凄艳的爱玲女士孤悬海外，在大洋彼岸的一所小公寓里娓娓而谈。这倒也别有一番风韵。
　　此后，张爱玲离开纽约。三年后，为南加州一个“艺文作场”(大概即我们所说的作家村吧)涉及几十万元的经济问题，爱玲女士写信请适之先生作保，“他答应了，顺便把我三四年前送他的那本《秧歌》寄还给我，经他通篇圈点过，又在扉页上题字。我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当年爱玲女士的祖父张佩纶帮了适之先生父亲胡铁花“一个小忙”，现在真算是有了可以传为佳话的回报了。
　　一九五九年胡适返回台湾任中研院院长，一九六二年故于台湾。张爱玲“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哀悼。适之先生终年七十一岁，在当代来说并不算长寿，“无疾而终”似乎还早些。不过对比起我们千篇一律的悼怀文章，对于八九十岁真正无疾而终的先哲，又是“抢救无效”，又是“重大损失”，哭天号地，莫名悲伤，张爱玲的感情，倒是更接近唯物主义。本来，人正常的老死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对于死亡，张爱玲真是处之淡然。三十三年后，她自己也是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忆胡适之》载《永远的张爱玲》一书，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季季、关鸿编，一九九六年一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