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加缪在斯德哥尔摩

　　一个作家功成名就的时刻，也许莫过于领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获奖之时的阿尔贝·加缪却正在经历着心灵滴血的创痛。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辞说，加缪的作品“阐明了人类良心当今所面临的问题”，仿佛为了证明人类良心所面临问题的艰难性，现实中的作家加缪正在与一场严峻的精神危机搏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日，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了诺贝尔文学奖。十二日，他应邀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学生对话。在回答了关于电影、因道德或信仰原因拒服兵役、法国作家和新闻界的自由等问题之后，话题渐渐转到了当时正日益严峻的阿尔及利亚局势上。加缪在那里出生(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并生活了二十七年，才于一九四○年三月移居到了祖辈生活的法国，而他的母亲、哥哥、舅舅和岳母全家人仍然居住在阿尔及尔。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要求民族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简称“阿解阵”)发动全面起义，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在加缪领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三年。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询问在阿尔及尔大学是否存在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歧视。加缪承认，由于贫穷的原因，能够读得起大学的阿拉伯人要少于法国人。随后，他表示愿意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时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个自称代表“阿解阵”的阿尔及利亚留学生走上加缪所在的讲台，厉声指责他三年来没有为阿尔及利亚做过任何事情，然后情绪激动地发表了长篇讲话。由于他的吼叫和斥责打断了学生们与加缪的理性对话，在场的瑞典学生发出了嘘声。加缪脸色变得铁青，但尽量保持着克制阐述自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看法：
　　一年零八个月以来我保持了沉默，这并不意味着我停止了行动。我曾经并且始终支持建立一个公正的阿尔及利亚，……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幸亏某些你所不知道的行动，你的一些同志今天才保存了性命。……我从来都谴责恐怖。我也要谴责那种例如在阿尔及尔大街上盲目进行的恐怖活动，也许某一天它们就会攻击到我的母亲或我的家人。我相信正义，但是在捍卫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我的母亲。(奥利维耶·托德：《阿尔贝·加缪的一生》，伽利玛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700页)
　　现场的听众中，没有谁比加缪的夫人弗朗辛更懂得他这番话所包含的复杂心情和隐痛。有人注意到，在会谈结束走出学生公寓时，弗朗辛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加缪作品的瑞典文翻译者比尤斯通当时也在场，他事后回忆，加缪对阿尔及利亚学生的那番话是想说，如果你理解的正义就是不顾后果、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那么我的母亲有可能在阿尔及尔坐上被人放置了炸弹的电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保卫母亲而不要这种恐怖主义的正义。
　　加缪这番话所涉及的历史背景是，自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深夜“阿解阵”发动起义开始，阿尔及尔的不少公共场所成为了爆炸目标，一些平民成为武装袭击的牺牲品，这种局势使得加缪非常担心一直生活在那里的年迈的母亲和其他亲人的安危(他的母亲两耳失聪，而且双腿行动不便)，并促使他反对有可能伤害无辜平民的武装行动。
　　然而，尽管加缪一直反对“阿解阵”的武装行动，但对阿尔及利亚的感情使他在各种场合呼吁法国社会理解这些行动的原因，他本人则尽力救援因武装行动而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判刑的“阿解阵”成员。据当时的知情人让·达尼埃尔和日尔曼·蒂利翁回忆，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加缪一共介入了一百五十宗救援案件，他在斯德哥尔摩向那个阿尔及利亚学生所暗示的就是这些救援行动。他多次指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当时的法国总统孟代斯·法朗士和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密特朗宣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而加缪一九五五年十月在《快报》发表文章，明确指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法国。”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二日，包括法共议员在内的法国众议院投票授予政府向阿尔及利亚大量增兵的特别权力，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加缪在斯德哥尔摩回答学生提问时却表示，他尊重因道德或信仰原因拒服兵役的年轻人，呼吁给予他们以合法地位。
　　这一切在加缪的左翼政敌看来并不足够，因为，他始终不愿表示支持“阿解阵”的武装行动。于是就有了在斯德哥尔摩那个阿尔及利亚学生针对他的责难。而加缪的回答在法国《世界报》登出后，又被他的对手断章取义地加以发挥，成为攻击他的口实。支持“阿解阵”武装行动的法国左派声称，加缪把自己母亲一个人的生命看得比数百万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更为重要。这样的歪曲和攻击无异于撕开了加缪心中的创伤，因为自战争爆发以后，他就不断受到来自左翼和右翼两个方面的责难。前者指责他没有积极支持穆斯林解放运动，后者攻击他没有捍卫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利益。左翼代表着正义和历史理性(阿尔及利亚应该独立)，右翼代表着国家利益(不维护国家利益就是不爱国)。对于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的左翼而言，选择历史理性是一件理所当然和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于大多数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本土的法国人而言，选择国家利益也是一件理所当然和非常简单的事情。两个阵营都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指责加缪：这个生长在阿尔及尔、视阿拉伯人为自己的手足兄弟、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他们不懈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利的阿尔及利亚人；这个具有法国血统、法国国籍的法国人。
　　问题也许正是出在加缪特殊的身世上。早在一百多年前，他的曾祖父母克洛德和玛丽－苔莱丝·加缪以及曾外祖父母米歇尔和玛格丽塔·山德斯－索特洛，就已经分别从法国和西班亚到了阿尔及利亚定居，到加缪已经是第四代。对于他而言，祖国(这个源于拉丁语patria的名词在法语里的原意是“父亲的家乡”)与其说是法国，不如说是阿尔及利亚。从一九一三年出生到一九四○年远赴法国谋生，加缪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了二十七年。他的生命之根，早已扎在那片北非的土地上。我们从他写的许多文字里(《蒂巴萨的婚礼》、《阿尔及尔的夏天》、《第一人》)，都能读出这位作家对自己家乡的热爱与依恋之情。何况，那里有他所深爱的母亲、他的舅舅、哥哥、侄女，以及妻子弗朗辛的全家人。在加缪眼中，他们代表着家乡的全部真实含义，他们使他与阿尔及利亚血脉相连。
　　如果加缪支持“阿解阵”的独立运动，那将意味着他和全家人在那片他们已经生活了四代的土地上被视作外国人，这是他在感情上完全无法接受的。同时，“阿解阵”的暴力行动又使他非常担心家人的安危，这一特殊的感情因素对于加缪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的特殊立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对比以萨特为代表的支持“阿解阵”独立运动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立场，我们更能明白加缪这种感情因素的特殊性。萨特在各种场合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大声疾呼，全力支持包括诉诸暴力手段的“阿解阵”独立运动。而对于加缪来说，这样的支持等于是在纵容暴力。每天都在为母亲和其他亲人的生命担忧的他，无法像与阿尔及利亚没有血缘联系、在那里没有亲人的萨特那样，基于历史理性支持“阿解阵”的行动。然而，这种特殊而真实的个人感情是历史理性(或者按我们更熟悉的说法：“历史必然规律”)所不屑一顾的。
　　这就是加缪的痛苦困境所包含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在强大的历史理性面前，活生生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概念的人)的情感是否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分量而变得“轻于鸿毛”？或者，当个人情感无法顺应强大的历史理性时，无论它对于具体的个人有多么真实与重要，是否都无需得到理解与尊重？
　　事实上，对个人感情不屑一顾的并不只是历史理性。加缪所面对的攻击，还来自于代表国家利益的法国右翼。对于这些法国人而言(他们占了当时法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一部分，捍卫法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爱国主义。加缪对阿拉伯人的同情与感情、他对法国殖民当局的抨击、他在谋求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与穆斯林的合作，使得他被右翼势力看作是一个出卖法国国家利益的人。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朋友曾经在给他的信中警告说，当地的法国人认为加缪在把阿尔及利亚出卖给阿拉伯人，想要暗杀他。一九五六年一月，加缪从法国去阿尔及尔出席由“平民停战委员会”发起、有穆斯林和法国人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旨在探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这期间他时常收到当地极右势力的恐吓信。一月二十二日会议召开时，正在发表演讲的加缪能清晰听见会场外极端右翼分子在叫嚣：“枪毙加缪！”会议的保卫人员目睹他们举起手臂行纳粹礼，用石块砸碎会场的玻璃。
　　就是在这样暴戾的氛围下，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战争爆发起，加缪比其他任何一个法国知识分子都更为切身地被卷入了阿尔及利亚冲突。三年里，他一直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一直处在精神痛苦和孤独之中。然而在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在历史理性和国家利益被看作是天经地义和至高无上的时期，没有人会去理解某个人的精神痛苦，即使他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加缪内心渴望为自己申说辩护，诺贝尔奖颁奖四天后在乌普萨拉大学的演讲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于是，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沉默之后，他以《艺术家和他的时代》为题，含蓄地提到了自己的艰难处境。
　　从表面看，这篇演讲并未直接谈及当时的局势。加缪似乎是在一般的意义上表达一种遗憾：历史上曾经可以置身时局之外的艺术家如今已经失去了这种自由，不管是否愿意，他都“被迫卷入其中(être embarqué)”了，或者说，他“被迫从看台上走下，置身马戏场之中”了。了解加缪当时处境的人都明白，他的这番话并不是一种泛论，而是有具体所指的。他所提到的“艺术家”其实主要指的就是他自己。面对来自左右翼的攻击，他曾经想保持沉默，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沉默本身已经具有了一种可怕的意义”，而他甚至不能公开直接地为自己辩护，只能以尊重艺术家的良心自由作为脆弱的挡箭牌，呼吁放弃仇恨和轻蔑，呼吁理解与宽容(加缪：《瑞典演讲》，伽利玛出版社，一九五八年，55页)。当我们将这篇特殊的演讲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阅读时，会感到它的字里行间有一种难言的沉重与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