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语言学家的责任和使命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语言与责任》(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一书，是基于此前(一九七六)他与法国语言学家罗娜(Mitsou Ronat)的对话整理修改而成的。时至今日，回顾生成语法四十多年来发展历程的同时，细读这本《语言与责任》，能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一名语言学家所应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一九五七年，乔姆斯基以其《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一书的出版，在语言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引起了一场“认知革命”。实际上，乔姆斯基一贯认为，这场所谓的“认知革命”，只不过是对十七、十八世纪“第一次认知革命”中所产生的学术见解、成就以及艰难处境的重新思考和继续探索，可以称之为“第二次认知革命”。而这两次认知革命的核心和共同之处在于用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研究和探索人类知识的本质、来源和使用问题。乔姆斯基以人类语言知识问题为重点，批判了当时在西方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经验主义和行为主义认识论观点，重新思考和复活了学术史上理性主义和天赋论的认识论观点。在人类语言知识的本质、来源和使用问题上，乔姆斯基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了笛卡儿(R.Descartes)、洪堡特(von Humboldt)和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有关语言问题的理性主义认识。他认为，语言知识的本质在于人类的心智/大脑(mind/brain)中存在着特定的语言认知系统，表现为某种数量有限的规则体系。一旦拥有这一系统，人们就能产生和理解数量无限的新的语言表达式。这一认知机制系统是由生物遗传和天赋决定的，在适当的经验引发或一定的经验环境下，得以正常地生长(grow)和成熟(mature)。乔姆斯基称这一认知机制系统为语言机制(language faculty)或语言器官(language organ)。这一语言机制在经验环境引发下的生长和成熟决定着人类语言知识的获得。语言使用是指设定中的心智/大脑中的其他有关认知系统对语言认知系统所生成的语言表达式的使用，这一切都是内在于心智/大脑的。语言的使用往往涉及意义和指称问题，与此有关的是主管信念和世界知识的认知系统和语言认知系统的关系。也就是人类认知系统的分工和合作问题。基于上述认识，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语法学家四十多年来所做的一切就是采用高度理想化和抽象化的方法对设定存在于心智/大脑中的语言机制的本质和状态进行科学的描写和刻画。
　　多年来，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和语言学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招致了许多误解和批评。在《语言与责任》一书中，罗娜的表述和提问集中反映了人们对乔姆斯基语言哲学和生成语法及其有关问题所持有的关注、疑问、批评和反对意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乔姆斯基再次阐述了其主要的理论思想和观点。全书所涉及的内容有：政治、语言学和人文科学、语言哲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生成语法的产生和发展历史。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简要介绍其中政治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部分。
　　在政治问题的讨论过程中，罗娜指出：与其创立的新的语言学研究学科生成语法相比，乔姆斯基关于政治的著述和他对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往往更多地被人们所了解。她想知道，是否在乔姆斯基的科学活动即语言学研究与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例如在分析方法方面。对此，乔姆斯基回答道：如果存在某种联系，也是一种高度抽象水平上的联系。在政治评论方面他没有任何不同寻常的分析方法，语言研究方面的特殊知识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没有直接的影响。他所写的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和评论，任何人都能写得出来。然而，乔姆斯基指出，在美国有一种专事意识形态分析评论的社会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其成员包括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评论家等。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析，解释和证实似乎成了只有他们才能从事的秘传的行当，而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他们试图使人们相信，只有他们这些有过相关专业训练的人才有权利和资格对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谈到其亲身体会，乔姆斯基说，他经常受到加拿大、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新闻、广播和电视机构的邀请就国际时事或社会问题发表评论，但在美国却很少接到这种邀请，原因是他缺少这一方面的专业学历。乔姆斯基指出，稍加努力和实践，任何人只要自愿摆脱公认的意识形态和宣传，就会看穿这一知识阶层对社会事实的分割和曲解。如果说这种分析常常做得很差，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和政治分析的目的一般是为了维护特殊的利益，而并非是为了解释客观事实。乔姆斯基一再强调指出，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即“灌输(indoctrination)”是非常严格的；而上述知识阶层正好充当了政府舆论宣传导向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就他所知，在美国的大众新闻媒体机构中，人们找不到一个持社会主义观点的新闻工作者或政治评论家。就意识形态而言，大众媒体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t)”。在某种意义上，这和苏联形成了镜像对比。《真理报》的所有作者代表的是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高度集权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在美国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国度内，却存在着惊人的意识形态的一致。这种一致性被称为“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究其原因，乔姆斯基指出，首先是美国知识界总体在意识形态上出色的同质性，很少有人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分离；原因之二是，大众媒体是资本主义的机构，这些机构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是不足为奇的。
　　美国社会对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和一致性要求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得到同样的体现。据乔姆斯基述说，在一九六五年，人们要想在一所重点大学的经济学系发现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教授或社会主义者是非常困难的。随着六十年代遍布全美的学生运动的兴起，情况才有所改变。学生运动的直接起因是反对越南战争，另外还有此前的人权运动。运动发展至六十年代末，学生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结构本身提出疑问。他们想改变大学在国家和其他外部权利之前所表现的从属地位。正统经济学受到了学生们的挑战，他们想研究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乔姆斯基谈到了又一亲身经历。一九六九年，一些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想发起一场关于经济学本质问题的讨论。为开始这一讨论，他们试图组织一个辩论会。根据计划，两位主要辩手是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uelson)(一九七○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然而，学生们在整个波士顿地区却找不到这后一角色。没有人愿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对凯恩斯的新古典经济学主张提出疑问。后来，乔姆斯基应学生们的请求承担了这一与其同事萨缪尔森展开辩论的任务，尽管他没有经济学的特殊专业知识，也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学生运动这一阶段史称“麻烦时期(the time of troubles)”。运动一经结束，人们即着手重建被学生们稍加干扰了的正统意识形态。以冷战、越南战争和学生运动问题为讨论内容，乔姆斯基用他掌握的大量真实资料揭露和批评了美国政府和其控制下的舆论宣传工具对事实的歪曲和对人民的蒙骗，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在了解美国有关社会政治现实状况的同时，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位学者的勇气、正直无私和“事事关心”的情怀。
　　在关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问题的讨论中，罗娜提到乔姆斯基对哲学经验主义和科学经验主义的批评，并请求他在此更明确地陈述其反对意见。乔姆斯基说道，在某种意义上，经验主义发展了一种非常不可接受的心物二元论；而同时从另一观点看，经验主义反对的正是这样的二元论。在经验主义的框架内，人们将对身体或物质的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课题。并做出结论：身体是由非常复杂的，遗传所确定的各种不同的特殊器官构成的；这些器官以同样为人类生物学所确定的方式相互作用。在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坚持认为，至少就认知结构而言，大脑是空空如也，未经组织的单一的白板一块。对此，我们可以说，由经验主义教条所提出的这种二元论是方法论上的(methodological)，而非实体性的(substantive)。也就是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身体或物质必须通过一般的科学方法得以研究；但就心智而言，一些强加而来的概念实际上将有关的研究排除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之外。乔姆斯基坚持认为，与身体一样，心智实际上也是一套器官系统，我们可以用类比的方式称其为“心智器官”，也就是说，是一套根据决定其功能、结构和发展过程的遗传程序所组织起来的高度专门化的系统。这些原则的具体实现自然依赖于它们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就像视觉系统的情况一样。如果这是正确的话，心智就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器官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一系统不是通过“一般智力”的统一原则发展而来；它是由专门化的和各种不同的“心智器官”所组成，就像身体那样。罗娜接着说道：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乔姆斯基坚持语法自立(the autonomy of grammar)的原则，基于语法结构不依赖于其他认知系统的事实。她问乔姆斯基是否不可能以同一模式思考语言和其他知识结构的问题。乔姆斯基回答说，他不反对比较，但不知是否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他提醒人们注意，在生物学中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没有人建议我们研究眼睛和心脏，然后在两者间寻求类比。人们不期望发现有意义的类比。如果心智包括肯定是相互作用的，但结构上基本不同的“心智器官”系统，我们无须期望从中发现有成果的类比。在此，乔姆斯基无意将其主张作为替代经验主义教条的新的教条。相反，他主张在心智研究方面保持开放的观念，就像对身体的研究一样。重要的是确定各种认知系统的深层原则和详细的结构，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每一系统都需要去满足的一般的条件。如果有谁发现这些系统是以一致的方式获得的，而缺少特殊的结构，那将非常之好。但是目前至少对他来说，结论似乎是相反的。
　　然而，罗娜指出，某些心理学家肯定感知对句子的潜在结构施之影响。而乔姆斯基对经验主义所做批评的主要方面是其理性主义的假设：大脑的结构由遗传密码所预先确定，大脑按预先设定的程序分析经验并从经验中构建知识。这一假设似乎是令人震惊的。乔姆斯基认为这一命题毫无令人震惊之处。在生物学中，从未有人接受类似于经验主义关于心智问题的教条。人们会毫不感到稀奇地提问：什么遗传信息决定着手臂而非翅膀的生长？然而，人们为什么会对与此类似的有关大脑和心智机能的问题的提出感到震惊？问题还是在于经验主义的方法二元论。
　　罗娜又指出，强烈反对语法自立观念的无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倾向于用其功能作用来解释语言的形式。这一功能就是交际，语言中的一切必须归结为交际。乔姆斯基认为，功能主义关于语言的使用决定其形式的主张是经验主义教条在语言学习问题上的一种变体。他分析说，就物理器官而言，心脏的功能通过收缩和舒张输送血液。人们可以说心脏的结构是由这一功能决定的。但是，如果我们提出个体发生的问题：我们的心脏如何成为现在？它是如何在个体中由胚胎而生长成为最终的成熟机能形式的？对此问题的回答不是功能的：心脏在个体中的发展不是因为有着执行某种功能的用处，而是遗传程序决定其如此发展。每一器官都有其功能，但这些功能不决定机能的个体发生学的发展。功能解释有其地位，但那是在进化的水平上。在进化的过程中，心脏的发展可能是为了满足某种功能。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功能解释与器官在个体中的发展没有联系。回过头来看语言学，在语言和种族的进化水平上，功能性的解释是适宜的；但在个体语言的获得上却不然。
　　罗娜说道，尽管有其错误表现，经验主义特别是功能主义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她问乔姆斯基如何看待其成功和存活的力量，是否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有关。乔姆斯基认为，出于社会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和需要，人们倾向于接受经验主义的主张。因为如果心智是白板一块，就非常有利于某种思想意识的灌输和观念结构的形成。他同时又指出，早些时候经验主义毫无疑问是与进步的社会观念相联系的，特别是与古典自由主义。这一联系的原因是，与反动的和决定论的(determinist)观念相比，经验主义具有进步的社会含义。根据前者，现存的社会结构、奴隶制度、专制制度、封建等级、妇女的作用都建立在一成不变的人类本质之上。某些人就其本质来说，生来就是奴隶。与这一观念相对立，经验主义所主张的人类本质是历史产物的观念具有进步的内容。然而，乔姆斯基强调指出，即使是在早期阶段，经验主义也并非像人们所广泛认为的那样，就社会影响而言明显是一种完全进步的观念。近年来关于种族主义哲学根源的研究表明，伴随殖民主义活动发展而来的种族主义与经验主义哲学有着某种联系。
　　罗娜接着说，如此一来，经验主义得到了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支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生成语法经常遭到进步知识界的攻击，精确讲来是由于乔姆斯基对“天赋观念”假设的涉及，即遗传限制对语言的影响。这一假设被指控为唯心主义。乔姆斯基应答到，人们是这样说的，但这种刻画是十分非理性的。一贯的唯物主义者会认为，心智具有以某种物理形式所实现的非常重要的先天结构。为何不应该如此？如果我们认为人类隶属于生物世界，我们必须期待他们与生物世界的其他部分相似。他们的物理构成、他们的器官和成熟原则是由遗传确定的。没有理由设想心智世界是一例外。我们自然能想到的假设是，这些由于其超常的复杂性而在物质世界中表现特殊的心智系统显示着已知的生物系统的一般特征。他再次强调：对于在非常有限和非完美的材料的基础上，所有个体以相似的方式获取非常错综复杂的结构这一事实，我们很难发现除此之外其他的解释。针对人们的错误认识，他指出：内在天赋的不是具体的语言，而是语言获得机制。罗娜又指出，对“天赋观念”的反对还起自这些观念与笛卡儿的心灵(soul)概念的联系。乔姆斯基认为这也许是对的，但要求人们在其历史背景中考虑人类心灵这一古老的问题。对于笛卡儿来说，心灵的存在是以理性的方式作为科学的原则所设想出的。在某些方面，笛卡儿关于心灵存在的论点无异于牛顿(I.Newton)关于作为自然之力的引力的论点。笛卡儿无疑是错的，但其论证过程本身是理智的。继续相类比，牛顿指出笛卡儿力学不能解释天体的运动。为解释这一运动，他设想了一个新的力：引力，即有距离的吸引。一种用他所处时代的标准被认为是难以捉摸的神秘的力，因为距离作用违背了机械力学的基本设想。牛顿证明以这一方式可以解释有关事实，尽管他同样对自己所设定的神秘力量而深感不安。这一设定成为后来学者们如拉普拉斯(P.S.M.Laplace)等人的常识。一个对前牛顿物理学来说是不可想像的观念后来因其解释力而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笛卡儿错误地认为，“推拉(push-pull)”力学可以解释除了意识和人类创造性以外所有的自然现象。如此以来，为了解释超出其力学解释范围的事物，他设定了另一实体：心灵。乔姆斯基建议人们设想，笛卡儿或其追随者本应该更进一步，以发明一种心智数学作为其成功的解释理论。那么，他们的信念就会成为后来科学的组成部分，如同牛顿物理学一样。他再次强调，笛卡儿的第二实体心灵的存在是一个科学命题。错是错了，但并非缺乏理性。如果笛卡儿将其心灵理论发挥成为一种解释理论，他也许会创造出一种新的科学以补充其思辨生理学。
　　贯穿《语言与责任》的始终，我们没有发现对书名中“责任”一词的提及和定义。然而，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一位富于哲学思考和科学理念的语言学家在探索解决人类本质问题方面所主动肩负的历史责任和使命。现代科学研究从“谈天”、“说地”发展到目前的“论人”阶段。而“论人”的核心是对语言、心智和大脑的本质和关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无论这些问题最终对人类智慧而言是可以解决的难题(problems)，还是不能解决的奥秘(mysteries)，我们永远珍重的是人类努力认识自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