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科学革命的结构与学术思潮的变迁

　　本文的标题可能会给人一种误会，以为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科学革命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一定会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却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本文准备就两本著作的观点做一比较。这两本著作出自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者之手，他们在各自著作中讨论的问题也互不相干，本文却忽发奇想，将它们扯在一起，但愿这不是乱点鸳鸯谱。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书名和主题，“学术思潮的变迁”则是我国近代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尽管两本书一者讨论科学，一者讨论中国传统的学术，两者之间却有某些不谋而合之处，让我们试述如下。
　　库恩认为，科学的历史，科学的发展，不是知识量的简单积累和增加，而且包括一系列非累积的发展时期，这种非累积的发展时期就是科学革命时期，科学通过这种革命而进步。库恩提出的科学发展的模式是：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科学革命→……
　　梁启超则认为，学术思潮发展的历史不是单向渐进的，而是处于不断的变迁中，这种变迁遵循一定的轨道，他提出这种变迁的轨道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同时亦为下一新思潮之启蒙期)→全盛期→……。梁启超还借用佛家语把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于佛教中所谓流转相的生、住、异、灭四期。
　　库恩的科学史观和梁启超的学术史观虽在讨论不同的对象，在形式上却是接近于同构的。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时期相当于梁启超所说的全盛期，而梁启超所说的蜕分期、衰落期、启蒙期则相当库恩所提出的危机、反常与科学革命时期(在梁启超那里，没有与库恩的“前科学”相应的概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种类似同构的关系，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些细节，并加以对照。
　　我们知道，在库恩的科学观中，中心概念是“规范”(paradigm)。库恩认为，一门科学成熟与否的标志，就在于它是否形成了一个为该门科学研究者全体或至少是大多数成员共同承认并遵守的规范。他认为从百家争鸣、诸说纷陈的前科学时期走向常规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起一个规范。规范的作用就在于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13)①。这种信念一方面规定了一门科学的研究范围，使研究者能把精力集中于一定的范围；另一方面，又为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导和示范。常规科学时期就是科学家在一个规范指导下进行研究的时期。
　　在梁启超那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个中心概念，但他也揭示了同库恩规范概念相类似的东西。梁启超认为，新思潮的启蒙期，正是旧思潮经全盛之后极熟致烂的衰落期，在这一时期，对旧思潮的反动不得不起。所谓反动，即是要求建立新思潮。立新必先破旧。所以在启蒙时期，一些新思潮的开创人物不得不集中精力进行破坏旧思潮的工作，而对于新思潮的建设则有所不及，但新思潮的主要精神，在这时期已经孕育。梁说：“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四)②接着启蒙期之后，新思潮进入全盛时期。全盛时期的学者就是循着启蒙期的开创者所规定的研究范围和所创革的研究方法，去充实新思潮的思想内容。
　　有了规范，科学不仅从前史时期进入了本史时期，而且开始了规范自身变革进化的历史。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在规范指导之下进行着常规研究，这种研究引人注目的特点在于，“它要求创造的新东西，不管是观念上还是现象上的都很少”(5)。所以库恩把这种研究称之为解难题。但是并非一切难题都是可解的，有些难题不仅无解，而且同现存的规范尖锐对立。随着常规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常现象越来越多，引起了现存规范的危机。为了应付危机，涌现出一些新的理论，这些理论试图解释越来越多的反常现象。在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中最后终于有一种理论为科学家所接受，于是这一理论就成为一种新的规范。这一反常不断增加导致危机，新理论涌现并相互竞争，最终建立一个新规范，这种过程就是科学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同梁启超观点中的蜕分期、衰落期、启蒙期是大体一致的。
　　梁启超说，在全盛时期内破坏事业已经告终，旧思潮已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思潮经前一时期的酝酿培灌，“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一)。随着全盛期新思潮研究范围开拓殆尽，一思潮便进入蜕分期，这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之小派出焉”(一)。在这之后，就是衰落期了。梁启超说：“凡一学派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所谓‘灭’相。”(一)
　　我们看到，库恩和梁启超都认为在科学或学术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既有相对稳定的常规研究时期，亦有危机四伏、竞争激烈的革命时期，两者的相互交替构成了科学史或学术史的发展和变迁。不仅如此，两人的观点在另一方面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他们都不仅仅注意了作为研究客体的历史发展的跃迁性，同时也注意了客体的这种特点同研究主体的关系，并且强调了作为研究主体的科学共同体(库恩语)或学者社会(梁启超语)的活动在历史中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科学或学术思潮的发展变迁，就不仅仅是知识本身的自我积累、自我扩张，而是研究主体活动的一种结果，它必然同研究主体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也必然受到研究主体所处时代、社会的影响。这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科学革命时期或新旧思潮的交替时期。
　　库恩认为，在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共同体在选择新规范和放弃旧规范时，是没有共同的、唯一的取舍标准的，因为“竞争着的规范的支持者通常是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他们的事业的。”(124)这里牵涉到一系列社会的、文化的和科学家心理、气质的因素，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类似生存竞争那样的自然选择。在众多相互竞争的规范中，只有一种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这就象是自然选择，“在一种历史情况下，在实际上可供选择的对象中选出最可行的。”(120)一个成功的规范必须具有两个特点：一、“足以空前地把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二、“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织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8)。
　　梁启超在分析清初考据学勃兴时亦结合当时社会的、文化的及心理的诸因素来进行分析。他认为当时宋学权威已坠，新权威未立，各种学派纷争，其中颜(元)、李(塨)之力行派，曲高和寡，难以成为风气；经世学派则由于清廷高压政策而流于空论，遂至衰熄。考据学则不然，它不仅没有上述缺点，而且由于研究法之精良与可循，足以吸引大批学者从事此种研究。加上中国文化典籍丰富，恰如一高品位的富矿，大有开拓的天地，只要有正确的研究方法，人人皆可有所得。梁启超说：“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盖此派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充大也。”(九)同时考据学亦能迎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与学者社会的心理：在承明学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真实；清人入关以后，又使有志节者耻立其朝，于是埋首于学问，这种社会心理状况恰恰与考据学所要求于学者的埋头做切实的学问相吻合。而清初社会的安定也使学者有余裕从事这种研究。由于这一系列的原因，考据学便胜于当时的经世派和力行派而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
　　库恩、梁启超在讨论不同问题时，能得出某些相似的结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英雄之见吧。然而毕竟是时势造英雄，再伟大的思想家也无法超越自己的时空界限，所以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思想家的观点只是相似而已，他们之间的不同(或者说不相干)可能是更为基本的。首先，库恩的著作是研究科学史的专著，科学的发展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的逐步累积，库恩的著作打破了这种长期的陈见，揭示了科学发展史上科学革命时期的存在及其意义，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梁启超研究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变迁，这种变迁往往是很显然的，比如经学史上的汉学、宋学、清学(朴学)的发展线索是人人皆知的，所以梁启超的观点就没有产生如库恩著作那样巨大的影响。再者，库恩以整本的专著来讨论科学史上的发展问题，他不仅提出了一般的观点，还结合科学史上的大量实例，深入细节做了大量分析研究，并运用比较严格的概念术语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而梁启超对学术思潮变迁的讨论只是他那本著作的一部分论题，他既没有用大量篇幅去结合实例、深入细节来论证自己的一般观点，也没有试图提出一套严格的概念术语来建立理论模型，他的论述相对来说是笼统的和粗线条的，较多地运用了类比和隐喻。上述的不同，当然有论题和篇幅的限制，但是否也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两位思想家在文化背景和文化知识素养上的差别呢？读者诸君一定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科学革命的结构》，〔美〕T·S·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51元；《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著，中华书局一九五四年出版)
　　① 为查对方便，特将引文页码标出。库恩原文均引自《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本。下同。
　　②梁启超原文均引自《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一九五四年版单行本，括号内仅注明引自第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