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三条道路”

　　半个多世纪以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所谓的“第三方面”。这“第三”两字，就表明他们要在殊死拚杀的国共之间，走一条“中间路线”。张东荪一九四六年在天津青年会一次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中，对这条“中间路线”作了清晰扼要的表述：“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在国内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故要调和国共两党。但同时对国共两党都有批评。只是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第三方面”同样受到它的迫害，故他们对国民党的批评更多一些。在对外政治上，“第三方面”主张对美苏两强采取等距离外交，不偏袒任何一方，更不与任何一方结盟。
　　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这样一条“中间路线”也被看作是一条非驴非马，根本行不通的路线。二战结束后，世界上两强对峙，两种意识形态相争的大势已定，似乎不是姓“资”，就是姓“社”；不是拥美，就是亲苏，再无其它路可走。用后来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来说，是“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相信进化论的人更是认为，实际上只有一条路，第二条路都是死路，遑论第三条路。郭沫若在一篇题为“历史是进化的”文章中，劈头上来就教训“第三方面”：“历史是进化的，宇宙万汇是进化的，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今天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了。照着进化的箭头所指示，整个历史只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他看来，就是苏联的路线。所有别的路线，当然都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反动路线。
　　但“第三方面”并不认同这种独断霸道的历史观。“中间路线”的积极鼓吹者施复亮(存统)在发表于《观察》杂志上的“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斩钉截铁地说：“自由主义者不相信‘路只有一条’，他相信有他自己的道路”。“因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两党，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这是第三种力量。也是一种民主的力量。这一力量的动向，对于中国前途的决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正是这一力量所要求的前途，也是自由主义者所应走的道路。”
　　这条路不仅在当时的左派看来是欺人之谈，在今天的有些人看来，何尝不也是不通得可以？民主政治与计划经济水火不相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冰炭不同器，连这点自由主义的“常识”都不知道，还配称“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与郭老英雄所见略同，都相信进化论，都认为历史只有一条路。只是他们可能把结论从“走俄国人的路”，换成了“走美国人的路”。果真如此，那当然不用说“第三条路”，连第二条路也不必谈了。历史只剩下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不是决定论，就是命定论，传统天命观的幽灵又在现代牌号的历史哲学中徘徊。人类自由的根本条件与根据也就不复存在。所谓自由，只能是冰冷无情的“对必然的认识”和狂妄自负的“对自然的改造”。不过，“形而上学的命题倒过来仍是形而上学”的真理性，于此却得到了证明。
　　“第三方面”，及基本赞同它的“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的，大都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这些人也都自认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这条在当时和现在的许多人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中间路线”，虽然在四十年代后期才稍成规模，但其基本思想，却成形于二三十年代。张君劢在他的《国宪议》、《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和《立国之道》等著作中，曾系统阐述过后来“第三方面”的基本思想。
　　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思潮基本有两条脉络。一条是以胡适为代表，以英美留学生为主体；另一条是从梁启超开始，经研究系到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二者的区别并不在成员有否留学经历，而在后一种自由主义更多地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更注重从中国的传统中寻找与发掘与自由主义理念较相契合的资源；而前一种自由主义基本照搬英美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所以前者可称为“西化自由主义”；而后者可称为“本土自由主义”。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理念是在本土产生的；而是说他们更注重将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与中国的特殊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更注重将自己的理念付之实践。张君劢就是后一种自由主义的代表。
　　现在的人对于张君劢，除了“玄学鬼”和“新儒家”外，怕是很少会有别的印象了。虽然他在一九四六年曾起草了当时的中国宪法，他领导的民社党最终参加了国大和国民党政府，以至他多年的好友张东荪与之绝交。但张君劢始终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死敌，受到长达十几年的迫害，长期过着地下生活。张君劢“从读书起，一直看重英美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是以尊重人民为基础，而以选举方法表示民意，始终觉得值得爱护”。但国民党政权以“训政”为名，行一党专政之实，使得一贯反对独裁统治的张君劢，成了国民党有关部门重点“照顾”的人物。其实张君劢除了言论而外，并无任何危及国民党政权的举动。
　　从丁文江编的梁启超《年谱》中可以看到，二十年代后梁与二张(君劢、东荪)一致认为，办学讲学，以言论思想从事人民的政治素质教育，是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积极办学办刊，宣传他们的宗旨。然而，国民党却连这也不容。一九二七年，张君劢因名列“反动派”，他所办的国立政治大学被迫停办。一九二八年，他所办的《新路》杂志被禁。一九二九年在上海被绑架。一九三一——三二年在燕京大学教书，因演讲“一二八”抗战而去职。一九三三——三四年中山大学请他讲学，却半途废约，据校长邹鲁对他说是有人要暗杀他。一九三五年与张东荪在广东创办学海书院，国民党解决了两广事变之后，该书院被封。一九四一年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学院，也奉令停办。同年被软禁于重庆汪山，两年后始获自由。比起胡适等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者来说，张君劢受到的迫害和压力要大得多，不但没有出版办学的自由，连译著都不能用真名出版。当时国民党北方党部曾将他所译著的书收集起来，搭了七个塔，一举焚之。在国民党眼里，赤手空拳的张君劢竟也与洪水猛兽相仿佛，所以他一度在国内无法存身，只好去德国讲学。
　　张君劢说过，哲学他喜欢德国的；政治则喜欢英国的。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对自由民主基本理念的阐述、发挥和论证而言，国内无人能出张氏之右。然而，可能会让今天不少人费解，乃至不屑的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张君劢，在经济上却主张中国“不应走资本制度的路”；相反，应该走社会主义的进化经济之路。甚至认为“立足于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已早不切当今的世界了”。这是怎么回事？
　　与当时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是个国家本位主义者。国家的统一富强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最急切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民族的富力，因为中国的情况是一穷二白。但在中国民族资本微乎其微，国际资本环伺左右的情况下，依照欧美先进国家的样子，一步一步发展出一个产业革命，即使可能，也是非常不容易。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想发展经济，解决贫穷问题，必须集中全民族的力量，统一计划，统一调配，统一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加上当时资讯有限，苏联经济的问题并未完全为人所知，却往往只看到它成功的一面，把它当做中国的榜样。再就是进化论心理作祟，总以为计划经济比自由市场经济又进了一步。但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是，张君劢明确反对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所以也不主张所有生产资料都国有化。其次，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助于使私有财产渐趋平衡与普遍，防止贫富差距扩大为贫富悬殊，导致阶级冲突和社会动乱。这不仅是张君劢，也是所有主张“中间路线”的人之所以倾向在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或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计划经济的基本考虑。但是，与“第三方面”的许多人不一样，张君劢从未将苏联理想化，而是始终对它持坚决的批评态度。原因就是苏联政治不民主。张君劢认为“由政治民主到经济民主，很容易，由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则很困难。”但英美的政治民主，他又觉得不够，希望能兼而走上经济民主的路。“第三方面”的自由主义者特别重视社会正义，他们清醒地看到，没有社会正义，必然引起阶级冲突和社会动荡。但他们并未因重视社会正义而忽略了个人自由。张君劢明确指出：“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者不可也”。当然，在“第三方面”也有人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未成熟，当务之急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在反对官僚买办资本，维护广大工农和一切工薪阶层的利益，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并重这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在当时中国严酷的现实面前，“第三方面”很快就跟着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一起土崩瓦解了，他们的“中间路线”也随着内战最后一道硝烟一起消散了。随后的中国历史，似乎只是一个对他们越来越残酷的否定与嘲讽。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不仅没有走上一条他们所设想的道路，反而似乎走上了一条刚好相反的路。无怪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想起他们来。将他们及其路线的失败归之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当然再方便不过；以时髦流行的意识形态对他们嗤之以鼻当然也可显示自己的政治正确性。
　　然而，这些人长期不懈的思考与努力，真的只是一些浅薄的谬想或乌托邦，与今天的现实毫无深层的历史相关性？我们真的可以这样自负地鄙弃我们先人的痛苦、奋斗和牺牲？人类今天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真是简单到了只要鹦鹉学舌般照搬一些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就可以奇迹般地加以解决？
　　冷战结束在许多人看来，既是历史之谜的解决，也是历史本身的结束。一切都那么确定和不容置疑，似乎只有最顽固不化的各类政治经济原教旨主义者才会予以怀疑。然而，俄罗斯的现状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深化，却使人不得不对上述乐观的宣布发生怀疑。既然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是讲究实效的，那么，上述现象就使得极端的自由市场迷和《经济学人》这样的刊物都有了新的观点。
　　尽管这是一个经济至上，或经济主义的时代，但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却不仅仅关系到经济，也不是都能用经济手段加以解决。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两极化世界秩序的瓦解；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和日益增强的个体化过程，以及日益明显的生态危机，使人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只有思想的懒汉，或精神的奴隶，才会继续抱着那些本来就已漏洞百出的老方子，奉若神明。相反，自由的精神必然要面对新的问题，探索新的道路。
　　在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祥地——欧洲，“第三条道路”正越来越成为政治思想者和实践者的共识与目标。虽然“第三条道路”的理念是随着英国杰出社会学家吉登斯的同名新作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但希望有第三条道路的强烈愿望，却反映在美、英、德、法、意、荷等主要西方国家最近大选的结果中。这些国家现都由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执政。尽管美国共和党最近利用克林顿的性丑闻，竭尽所能来打击民主党，为自己在下次大选中获胜创造条件，但最近民意调查的结果却是克氏声望不降反升，而共和党却声望大跌。这当然不意味着美国民众支持一个拈花惹草的总统，他们是支持克林顿的施政方针。
　　“第三条道路”的概念并非吉登斯的发明。在欧洲，最初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用它来指建立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秩序。结果这个概念不是使他们失望，就是把他们送进监狱。而吉登斯及欧洲思想界和政治界现在所谈论的“第三条道路”，却是指不同于无限扩张、毫无节制的市场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新的社会民主道路。法国总理若斯潘对这条道路作了最简洁的表述：市场经济，是；市场社会，不。
　　“第三条道路”讨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和生态民主如何可能？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提出“人道面孔的全球化”的概念。在主张第三条道路的人看来，亚洲、南美和俄罗斯的危机，是世界性的反对调节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机。其实，一直有自由市场的信徒直言不讳地表示过这样的疑虑：在苏联体制崩溃后，自由市场经济的敌人只剩下一个，这就是不负其对于民主与社会的责任，只根据短期赢利最大化原则行事的、毫无节制的自由市场经济。
　　其实，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惊人相似处就已揭示了：全球风险是无法控制，也是不可阻挡的。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和穷人无法得到经济补助；人们也不可能给全球经济衰退的后果买保险。全球市场风险的社会和政治爆破力有目共睹：政府颠覆，内战威胁。这一切恰恰将新自由主义政治倒了个个儿：不是政治的经济化，而是经济的政治化。有鉴于此，吉登斯提出，应该在联合国成立一个经济安理会。因为“许多问题，如调节外汇市场，对付生态风险，没有许多国家和组织的集体行动和参与就无法完成。既然一个最自由的国民经济没有宏观经济协调就决不能奏效，为什么人们却认为世界经济不是如此”？
　　吉登斯的观点是：必须改革社会国家，经济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创造一个自觉个人的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调节者认为，增长的不安全和不平等为社会变动释放了必要的能量。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却认为，只有重申社会安全和正义，以及相应地改革社会国家，才能为必要的社会变迁创造信任和自觉意识。如果赢利私有化了，那么赢利的社会与生态后果也应该私有化。这就是说，大企业必须积极参与解决诸如失业、生态危机、乡土生活的瓦解等社会问题，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在一个新的社会契约基础上被迫这么做。没有经济的社会责任，没有公民社会的自我负责和自我规定，未来根本没有社会安全可言。
　　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和实践正在欧洲深入。有人提出，可以预见，将会有许多第三条道路，而不是只有一条。这当然是对的。如果只有一条，那就失去了第三条道路的意义。第三条道路实际上体现了人类不甘心被所谓“客观必然的”逻辑或规律摆布的自由意志。在此意义上，第三条道路才是真正的“自由之路”。因此，也有人认为，第三条道路是一切国家未来发展的康庄大道。
　　这个想法是否过于乐观姑且不论，至少它使我们重新想起被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问题。当然，对于那些习惯了进化论—社会发展史思维模式，因而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能成立。西方人讨论“第三条道路”，那是因为他们已进入了“后现代”；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现代化。把西方正在讨论的问题搬到中国来，是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本土情况。说轻了是食洋不化；说重了就是与守旧势力为伍。照理说，这种既缺乏“常识”，又不讲“逻辑”的言论不值一驳。但为了便于我们问题的展开，不妨由此说起。
　　西方人关于“后现代”的观点五花八门，可说是人言人殊。但却一般都同意，“后现代”并不是像“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那样，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期或阶段。例如，赫勒(Anges Heller)和费尔(Ferner Feher)合著的《后现代的政治状况》一书一开头就说：“后现代既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也不是一个有明显规定特征的文化或政治倾向，后现代可以理解为在现代性更为广阔的时空中的私人—集体时空……。”由此可见，所谓西方已进入了后现代，而中国则远未到这一步的流行说法，是何等的缺乏“常识”！
　　至于当代西方的一些话语和所讨论的问题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有无相关性，问题也容易解答。中国早已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更不是马尔嘎尼来华时的中国。无视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设想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只相当于十五、十六世纪时的欧洲，这是对中国本土情况的客观判断吗？远的不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二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和状况的影响。正如不存在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人，也不存在一个脱离世界，不被它的世界关系与坐标规定的中国。事实上，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一个孤立自足的中国就已不复存在。不了解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和本世纪敌对的意识形态冲突格局，就无法理解中国近现代史。现代中国的种种问题，正是由世界问题所引发产生，或与之有重要关联的。不明白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对中国的问题有真正的认识。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性批判和后现代的话语，同启蒙与现代话语一样，都不是与中国毫不相干。
　　顺便指出，“现代性”和“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批判”的基本意思也不是“否定”或“反对”，而是“分析”和“辨析”。将现代性批判理解为“反对现代化”，如果不是太缺乏“常识”，就是别有用心了。在从事现代化的同时，进行现代性批判，丝毫无损于现代化。相反，却可以避免或减轻它的负面效应。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批判并非始于本世纪，而是几乎与现代过程同时开始。事实上，不少西方思想家把现代性批判看作是现代话语的一部分。现代性批判体现了人类的自由精神和自觉意识，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象征。因此，在中国研究和批判现代性，只要始终立足和着眼本土情况和问题，就是和中国的全部现代化努力一样，是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一部分。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种种遭遇，无不与现代性息息相关。中国人完全可以为现代性及其批判作出自己的贡献，丰富人类的现代经验。
　　如此看来，半个世纪前“第三方面”提出的“中间路线”，未尝不可说是今天在西方讨论的“第三条道路”的先声。尽管由于历史语境的不同，存在着种种具体考虑和着眼点的极大差异，但根本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统称社会民主。当时“中间路线”的鼓吹者普遍认为，英美有政治民主，苏联有经济民主(张君劢则对此似乎也有所保留)，而中国应该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经济民主，所以提出政治民主加经济民主的“中间路线”，这难道不意味着不仅要在国共两党之间，而且也要在美苏之间走第三条道路？尽管现在看来，他们对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的理解(计划经济)是根本错了，但他们追求的目标——一个既有政治民主，又有经济民主的中国，不仍然应该是全体中国人今天奋斗的目标？当年那些自由主义者的事业，不应该仍是今天人们的事业？
　　当然，今天的中国与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大不一样了。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地位已经奠定，中国经济也已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但是，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如果说五十年前的人们认为计划经济可以导致，或就等于经济民主是错了的话，今天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自然会导致政治民主也同样错了。市场经济和民主不是一回事。市场经济为民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并不必然导致民主。市场经济与专制政治可以兼容，纳粹德国就是一个例子。民主的首要条件应该是社会正义。正义是民主的理由与前提。因为要正义，才需要民主。民主的基本前提是人人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所以哈贝马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直截了当地表示：“没有社会正义就没有民主。”
　　在一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掌权者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财富，权钱交易盛行，而某些人却以原始积累的必要性和自由竞争的名义反对分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建立什么民主的。谓予不信，请看今日之俄罗斯。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必须同时进行，方能奏效。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就失去了其根本意义；没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也无法保证。这就是为什么被许多人视为民主典范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今天，还要提出“第三条道路”的原因。他们认为，真正的民主是建立在全面的社会民主基础上的，不仅要有政治、经济的民主，还要有家庭、性别、族群、种族等方面的民主。很清楚，“第三条道路”的根本目的是扩大民主的范围，提高民主的质量；而其基本理念，则是社会正义。离开社会正义和公正来谈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第三条道路”的道德立场和人道理想，应该正是我们的弘扬。
　　一九九八年岁末于特利尔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