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一早就提着行李从康州出发到纽约机场，目的地是离伊利诺州的Champaign城不远的一个名叫Allerton Park的别墅，在那儿我们将准备召开为期两天的六朝美学大会。到了机场，只见处处都是一片混乱，全是一些赶往“超级战区”去向选民拉票的人。他们身上佩戴着各种徽章，忽而民主党忽而共和党，熙熙攘攘，令人眼花缭乱。近来因为公务特忙，我正想利用在机场等飞机的时刻清静一下，却遇上这种空前的拥挤，真是扫兴。
好不容易终于在离登机口不远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座位。刚坐下不久，就听见播音员以一种致歉的声调重复地说着：“请注意，第三二五号班机将推迟一个小时起飞……”这时，本来就不甚耐烦的我自然更加感到无可奈何了。我看看表，发现还有整整两个钟头之后才要登机，心想何不利用这个时间赶看会议论文。我首先抽出好友林顺夫(密西根大学教授)的论文来阅读，因为那篇文章的题目特别新颖：“A Good Place Need Not Be a Nowhere”。单看那题目，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从副标题中可以看出，那是涉及中国庭园和乌托邦思想的。有趣的是，文章的开头引用了庄子《逍遥游》里的一段有关“无何有之乡”的描写。原来，在那个故事里，惠子告诉庄子，有一棵生长在路旁而被人视为毫无用处的大树。但庄子回答说：
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庄子的意思是：干脆把这棵无用的大树种在一个虚无寂寥的地方，好让人徘徊在它的旁边、逍遥自在地躺在它的下面。在这里，庄子所谓的“无何有之乡”(林顺夫把它英译成“Neveranything Villiage”)其实就是不存有任何功利和目的的乌托邦。过去徐复观先生曾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把庄子的“无何有之乡”视为道家美学的终极象征，因为所谓“美学”就是一种超越现实和功利的审美态度。现在林顺夫把它放在乌托邦和中国庭园的上下文中来讨论，真是让人耳目一新。根据林顺夫的分析，庄子的“无何有之乡”确与西方文化里的乌托邦(Utopia)暗合，因为两者都指向一个既完美而又似乎“不存在”的乡土。所不同的是，庄子的理想国虽然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但并非完全无法实现——例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基本上模仿了《老子》第八十章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农业社会。此外，自古以来中国人——上自皇家成员，下至豪门隐士——总是借着建造各种庭园来创作自己的乌托邦。林顺夫还特别指出，无论是“园”、“囿”或“圃”，都以“口”字为部首，正象征着这些庭园所共同具有的一道围墙——一道把理想国和俗世隔开来的围墙。
读完了林顺夫的文章，才发现已到了登机的时刻了。奇妙的是，这一番阅读好像已把我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面对飞机里的拥挤，我不再感到烦躁。一路上，我把自己继续沉陷在阅读中。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也不觉得劳累，总是一个人低着头努力阅读，足足印证了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的道理。没想到最后抵达Champaign机场时，已到了黄昏的时刻了。
这时来自各处的与会者差不多已到齐了。此次大会一共请了十三位研究汉学的学者，这些人大多来自美国大陆，有几位来自欧洲，还有一位来自台湾。我发现大会的主持人蔡宗齐教授(伊利诺大学教授)早已开来了一辆大车，想把已经抵达了的几位学者先载到会场去。
从Champaign到Allerton Park，沿途两边都是广阔的农田。淡淡的斜阳，照在没有人烟污染的广大平原上，照在远处的牛群背上，又渐渐地往西边的村落移去。忽然间，我领悟到一种特殊的“美感”，一种纯属于田园隐逸生活的美感。记得三年前为了参加《文心雕龙》大会，我也同样走过这条路，但当时的关注点则在有名的Allerton Park上，却忽略了一路上沿途的农田景色。但这次的经验却有所不同，又正巧三十年前我与外子曾住在美国中西部，每天所见的也正是这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风光，所以此回更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情怀了。
于是我忍不住说道：“这就是林顺夫的文章里所谓的世外桃源了，可惜林顺夫还没到……”我转过头去，看看正在开车的蔡宗齐教授。
“是啊，我也正在想”，他说，“真的，今天的斜阳特别美，连我这个本地人也觉得意外。看来，这美丽的景色是为了迎接六朝美学会的。”
说着说着，我们就驶进了Allerton Park的大门。过了大门，还必须穿过一座小小的石桥，小桥两岸充满了美丽的枫树林，只见金黄色的树叶在晚色的依稀中隐隐约约地闪烁着。这时来自宾州大学的梅维恒(Victor H.Mair)教授突然大声叫了起来：“这不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所说的桃花林吗？……真是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啊。”一时说得让大家都发笑了。
有了梅维恒这样富有诗意的“开场白”，也难怪往后两天的会议一直让人恍然进入了桃花源之境，一切讨论均给人一种旷达逍遥之感。首先，大会是以“跨学科”的讨论方式进行的，会议的第一场涉及书画和庭园的艺术观。果如所料，林顺夫教授那篇有关乌托邦和庭园的论文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于往后几天，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Allerton Park喊成了“无何有之乡”。此外，有关绘画方面，来自波士顿的卜寿珊(Susan Bush)宣读了一篇有关六朝文人兼书画家王微(公元四一五——四四三)的文章。据考证，王微一生有如隐士，他独居一屋，研读易经，赏书玩古，十余年不出家门一步。在画史中，王微尤以《叙画》一文著名。因此，卜寿珊在她的论文中特别指出画家王微对于山水的热爱以及他有关“灵”的信仰。这个“灵”的观念正好与主持人蔡宗齐教授的论文中所讨论的“神”相呼应。在他那篇洋洋大观的文章里，蔡宗齐仔细勾勒了“神”在中国古代哲学和文艺(包括绘画)理论诸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从远古的鬼神祭祀说到董仲舒时代把“神”纳入阴阳五行的谶纬思潮，从管子、王充等人的“行神并重”说到刘勰的养气论和神思论，又从慧远的法性论谈到画家宗炳和谢赫等人对山水画审美的态度。当蔡宗齐谈到宗炳那种有关山水的“质有而趋灵”的概念时，我发现卜寿珊正在频频地点头，因为那个“灵”也正是王微的中心思想。
接着，梅维恒教授开始讨论有关谢赫《古画品录》中所谓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诸法)。首先，他提到谢赫所谓“气韵生动”一词的含蓄性，以及多年以来中西方学者们对此词所作的不同翻译和阐释。但他说，谢赫所提出的绘画“六法”很可能受了当时印度绘画传统的“六肢”论(“Sadanga”，英译为“Six Limbs”)的直接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甚至把“六法”和“六肢”一一排列对照起来。他特别强调，这论文的结论是今天清晨一觉醒来(指大会的当天早晨)才悟到的，这意外的灵感使他特别高兴。然而，艺术史专家卜寿珊却提出质疑，她认为用这种“对号入座”的方法来研究中西方的相互影响是有些冒险的。
然而，以上有关“气韵生动”和“神”的讨论无疑地带给了所有与会者一种特殊的领悟。所以当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执教于加州大学)开始宣读他那篇有关中国书画和音乐的论文时，大家都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艾朗诺指出，无论是绘画中的“神”或是书法中的“意”，或是音乐中的“和”，全都与最终极的“道”息息相关。然而，艺术的形式(form)和其内在意义之间还是有一种张力——例如，表面看来，书法与日常的写字无异，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书法却含有另一种超越的意义。所以，王羲之说：“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
有关书法与“意”的关系，哥伦比亚的艺术史教授Robert E.Harrist，Jr.也提出了一篇极有趣的论文。该篇论文涉及历代书法中有关摹拟、复写(copy)和伪作的问题。Harrist教授以为，与一般人所存的偏见不同，成功的摹拟之作通常还有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它可以使赏画者对原画作者产生一种倾慕之心，进而广大地提高了书法家的信誉。他说，有时这种摹拟之风还能直接促成某些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等)的经典地位。Harrist这个构想引起了诸位与会者的兴趣，所以讨论也特别热烈。例如，该场评论员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教授(执教于伊利诺大学)就对书法的真与伪提出了问题。她还问了一个极有趣的问题：“摹拟者也能捕捉原作者的神吗？”
这个有关“神”的问题很自然地引入了有关清谈与品题人物的讨论，因为所谓“品藻”或“品鉴”其实就是品评个人的“神”的意思。关于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教授李惠仪(Wai-yee Li)就清谈与六朝审美精神的关系提出了一篇十分精彩的论文。她认为，清谈代表了六朝新兴的美学意识，在《世说新语》的大量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特有的美学观——那是一种把“表演”(performance)提升到最高价值的艺术观。由于对“表演”特别关注，所以清谈的重点也自然地放在此时此刻的直觉上，充分表现出审美的生命情调。关于这一点，林顺夫很幽默地说，这种六朝的审美意识使他联想到目前美国总统候选人戈尔和布什在各种媒体中的“表演”风度。
另一方面，来自英国伦敦大学的傅熊(Bernhard Fuehrer)教授却认为六朝的品藻人物是基于十分客观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的。他以钟嵘的《诗品》为例，说明一个评论家所受的家学和“国子学”很能影响他对其他诗人的评价。由于钟嵘自幼好学，家中数代又以精研《易经》见长，所以他在《诗品》中也极力效法王弼注《易》的严谨态度。据傅熊教授的解释，钟嵘把十一位诗人列为上品，三十九人列为中品，七十三人列为下品，其努力探索诗体之客观精神实不容忽视。他还说，一般人总是责怪钟嵘把陶渊明置于中品，但他认为以当时陶氏极为边缘的文学地位而言，这样的品评已经十分公平了。尤其是，钟嵘认为陶渊明的诗体“源出于应璩”，既然应璩属于中品，陶氏自然也不能高于中品了。在钟嵘的心中，他是存有一定的渊源意识和品评尺度的。傅熊教授的结论正好与著名学者王叔岷在其近著《钟嵘诗品笺证稿》中的论点不谋而合，二者都以为钟嵘所谓陶诗“源出于应璩”一语甚有见地。总之，这个看法颇得我心，因为在此次大会中，我所提交的论文正好有关陶渊明诗歌的接受史，而其中一个论点就是：人们的审美态度是与时迁移的，所以任何研究都必须顾虑到作家与评论家的特殊历史和文化背景。
有关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学的关系，法国学者Fran
ois Martin和美国学者韩瑞亚各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Martin教授的论文涉及梁朝宫廷里的宗教诗歌和色情意象的矛盾问题。据他研究，凡遇“八关斋”(即佛教徒每月谨守的六日斋)的日子，当时的佛教徒都必须严守许多戒律，但梁简文帝萧纲和他的朝臣们却在他们的“斋”诗中加入了许多艳情的描写。他以为，这个看来十分矛盾的文体也正是南朝宫体的魅力所在；在道德和美学之间，两者很自然地构成了一种张力。另外，韩瑞亚教授在她的论文里也讨论了另外一种张力——那就是，政治现实与虚幻的游仙美学之间的张力。从郭璞、陶渊明、沈约等人的“游仙诗”中，韩瑞亚看见了历代诗人不断面对的焦虑和解脱。所谓六朝美学，其实就是这种内在张力所凝聚而成的生命审美态度。
最后两位宣读论文的学者就是来自德国波恩大学的顾彬(Wolfgang Kubin)教授和来自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的蔡宗阳教授。他们两位都是研究美学的专家，他们的论文正好给以上诸位学者的论点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和注脚。特别是顾彬教授，我早就希望与他面识，最近自从读了他那篇题为《论中国人的忧郁》(载于《跨文化对话》第四期，二○○○年五月)的文章后，更为其思想的深度所动。所以这次能见到他，特别高兴。在大会中，顾彬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人所谈论的六朝美学是否就是西方人所谓的aesthetics？”问题是，“aesthetics”一字在西方(尤其自十三世纪以来)并不等于“美”的意思(其中甚至也包括了丑的涵义)，所以西方的艺术概念也常与中国人所谓的“唯美”意识相去甚远。不幸的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把“aesthetics”一字译成了“美学”，这才更加令人迷惑了。所以顾彬说，他宁愿根据中国大陆学者叶朗的说法，改用“意象”一词(而避免用“美”的字眼)来形容六朝的艺术观。关于用词和翻译的问题，顾彬教授给了与会者不少的启发。与顾彬不同，蔡宗阳教授则侧重于六朝美学专书的介绍——其中涵盖大陆、台湾、日本等地的重要出版信息(包括一名韩国学者在台湾出版的论著)。蔡宗阳教授还特别介绍吴功正、袁济喜和李泽厚三人的作品，显然把它们当成了研究六朝美学专著中的典范。
在结束为期两天的正式讨论会之前，主持人蔡宗齐教授还特别邀请两位汉学以外的专家来作讲评。第一位是执教于伊利诺大学法国语文学系的Douglas Kibbee教授；第二位是来自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人文学科主编Helen Tartar。两位人士曾分别就西方语文和美学问题加以补充意见。此外，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在大会中宣读论文的十三位学者以外，每场讨论均分别由伊利诺大学的几位教授来主持——如Jerome Packard，Alexander Mayer，周启荣(Kai-wing Chow)教授等。可以说，此次会议的讨论之所以如此热烈而投入，实与每场主持人的特殊功力有关。尤其是周启荣教授，他自始至终参加大会的讨论，而且还不断地提出极有分量的意见——他强调，所谓“美”不能只指美，其实还有“善”的意思，此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所以永为艺术象征之故也。他的论点，不得不让我由衷地佩服。
特别令我感到兴奋的是，在大会结束以后，我们又安排在次日开往机场的途中，还要抽空顺便到附近的Springfield一游。我想，Springfield正是林肯总统的故乡，能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有机会到林肯总统的故居和墓地参观一下，实在难得。所以一早就打好行李，只等着上车。
大约清晨八点，我们就开始上路了。在车子慢慢开出AllertonPark时，我有一种莫名的充实感。我看见清晨的阳光照在那座石桥的每一个角落里，斜映在两旁的每一条树枝上。没有风，只有满地的落叶，颇有情趣的。这时，突然听见同车的卜寿珊叫了起来：“对不起，请等一下，让我下车去……”只见卜寿珊急急忙忙地跑向一棵大树，从树下捡起了一个像篮球一般大的果子，立刻又跑了回来。
“那是什么，是柚子吗？……”我边说，边望着今天负责开车的韩瑞亚教授，两人都不自觉地大笑了起来。“我看，卜寿珊还像个小孩哩，”我接着说道。
“别笑啊”，刚跑进车里的卜寿珊喘着气说，“我是专门研究草木的，这东西叫hedge ball，是一种绿果，很可能是古代道士们所谓的灵芝，十分难得。可见这里真是个无何有之乡，否则怎么会出产这样的仙品？”
从Allerton Park到Springfield，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这个奇妙的仙果。特别是韩瑞亚，因为她正在研究六朝的“游仙诗”，所以边开车边谈仙，颇有风趣。那天我们大约花了一个多小时参观林肯的家，最后又到著名的林肯墓地一游。看见林肯的大铜像静静地立在坟前，庄严而肃穆，崇高而感人。我想起了诗人李白的两句诗：“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诚然，伟人总有高山似的品格，岂是常人所能仰及？
临行，我们忍不住就把那个仙果放在林肯铜像的面前了。我想，再没有比这个真诚的奉献更美好的了。这或许也是我从这个六朝美学会所得到的最宝贵的启发了。
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写于耶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