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走向成熟

　　一九九六年曾在《读书》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记恋冬妮娅》的文章，当时深受触动，写了这篇杂文，而后又放下了。近日收拾文稿，将其翻出，重读时，仍有些看法欲一吐为快。
　　“文革”前、“文革”中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当时，对我们这样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它更多的是一种启蒙，一种理想、信念及献身精神的启蒙。没有人强迫我们读它(任何试卷中都不会有关于它的内容)，但我们却以年轻人特有的狂热读它、喜欢它。在六七十年代，没有诸如“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以人的象征意义爱人”这样的中性口号，所有的真理、正义和价值取向都概括为“革命”。其实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革命(尤其是广义上的)，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信仰，一种当时惟一能够选择的信仰，视为崇高，当成精神支柱，以此来塑造、磨练自己的人格和意志。
　　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爱情是一条伏线，几乎每个片段都在诠释保尔的人生观，它与革命的关系并不暧昧。也许，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由于奥氏没有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现实中人性的冲突，以及这种冲突带给人类的巨大痛苦和沉重思考，因此才在成熟读者那里折减了光彩和魅力。
　　与《记恋冬妮娅》的作者一样，即使在那被“革命”精神浸透的年代，许多年轻的心里，都有一个小小的蔚蓝色角落——我们都曾经是喜欢冬妮娅的。直到在冰天雪地中她与保尔意外相逢，在她说出那句比保尔的粗鲁更具有羞辱意味的话之后，我们才惋惜地淡忘了她。在我们单纯的心里，清清楚楚划出两条直线，即：保尔——无产阶级(革命者)——利他主义；冬妮娅——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无疑，我们是崇尚前者，鄙视后者的。
　　“文革”后，没有重读过奥氏的经典之作，却带着对“文革”的厌恶和反思开始读《日瓦格医生》。对一颗颗成长的心来说，传统教育的外衣本来已嫌太小，我们被它强烈地震撼了。《日瓦格医生》以爱情为主线，在与奥氏作品同样的时空背景下，为我们推开了认知世界的另一扇大门。我们看到，在那场红色风暴的冲击下，还有另一种生活场景，另一种人生；看到那场伟大革命不可抗拒的残酷惯力及其无可避免的、可怕的局限性。如果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告诉我们的是两个字：革命，那么，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两个字：人性。其中，我们看到了暴力革命与人性的剧烈冲突，以及历史车轮对它们的无情碾轧。在我们心中，人物复杂、丰富起来，简单的公式和线条已无法将他们归纳和串联。在无产阶级阵营中，所谓革命者已经没有了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光环。而在资产阶级队伍中，既有善良、正直，同情革命又反对暴力的日瓦格医生，又有卑鄙的投机者和政客。我们心中的线条不仅多了，而且开始交叉。如此如此，我们有了困惑，开始调整自己的价值观。老实说，我们大都是带着一种对英雄时代、英雄人物的逆反心理，带着太长时间的情感饥渴和物欲追求，同时也带着对人性的脆弱和永恒的感动，倾向平凡和自由，倾向个体生命的拓展，倾向维护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倾向为爱而爱。如此又如此，保尔的形象岂止是淡化了，我们甚至转向批评他(一如《记恋冬妮娅》的作者)。我想，这个转折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怎样痛苦，或许还有些如释重负。毕竟，“解放全人类”的人生信仰和奋斗目标实在太沉重、太遥远了。我们几乎轻而易举地从利他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理直气壮、实实在在地为自己活着。
　　《记恋冬妮娅》一文的有些观点我是赞同的。它如果发表在十几年前也许更有意义，既可以帮助人们从社会性的“革命”这一集体性事件中分离出来，也可以使在无数次的“运动”、“斗争”中变得麻木、僵硬的心有所松动和软化。然而，在今天，那种曾经似乎只有冬妮娅一族才懂得的、属于自己的权利，早已被众人维护、捍卫得甚嚣尘上。很多人再不愿像保尔那样生活，也没有人会轻视所谓“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藉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引自《记恋冬妮娅》)
　　有一天我乘车外出，车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听到了那首很久没有听过的“就义歌”。连自己都没想到，一句“带镣长街行”，顿时使我泪水盈眶。司机很年轻，显然对这个节目不感兴趣，他很快关上收音机，装上了录音带。旋即，流行歌曲把我拉回现实生活。诚然，作为娱乐消遣，这不说明什么，但它使我开始认真地去想：在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中，那些我们曾经热爱、珍视的东西，今天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在我们几乎忘却的那个年代，一些年轻人(像那个司机一样年轻)，带镣长街，从容赴死，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又究竟为了什么？值不值得？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禁欲主义者，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是否“只为了达到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代价”。(引自《记恋冬妮娅》)
　　我想，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言，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教育，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又正经历着改革开放和新世纪的正常社会生活，应该走向成熟。应该从仅仅理解保尔，到理解冬妮娅，理解日瓦格医生，进而更深刻、全面地理解革命(社会变革)和生活，理解人性和人类精神，理解那些矛盾和冲突，理解无限和有限。这不应是由此至彼，由彼至此的重复摆动，而应该是一个扬弃过程。如此，思维从单项变为多项，心胸也博大起来。境界即由此而生。
　　任何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存在方式及价值观。仅从这种意义来说，保尔就是保尔，冬妮娅就是冬妮娅，既不必像过去那样蔑视冬妮娅，也不必在今天指责保尔。换句话说，你尽管去爱冬妮娅，但对保尔应有起码的尊重。
　　每个人的生命都极其宝贵。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细胞，有权选择平凡乃至平庸的生活。但是，人的生存质量是有区别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一个团体，都需要保尔·柯察金这样的战士，需要鲁迅这样的脊梁。社会需要中坚，也许我们不理解他们献身的动机和理由，也永远不打算效仿他们。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比我们勇敢，比我们高尚，比我们的生死更有价值。在鸟类和其他动物中，发现天敌率先报警往往导致最早毙命。蚂蚁遭遇火灾会抱成一团，拼命滚动，外层的蚂蚁必死无疑，但里面的却因此得以存活。假设动物是不知道感激的，而我们人类，难道只能够在凭借丹柯的心照亮生途之后，于不经意中将它一脚踩灭吗？
　　我非常反对文以载道，但倍感到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他们在充分享受写作自由的同时，也应告诉更为年轻的一代，人是应该有信仰的(任何信仰都意味着超越自我)；在人生的字典中，应该有崇高、高尚这样的字眼。这是人类精神积淀的财富。许多人都知道，在前苏联有一座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馆中展示着不同版本和文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馆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妻子，曾指着那些磨损的、沾有血迹的书对参观者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战士的遗物。至此，不必再对这些战士的献身及为之献身的事业做什么议论了，仅仅面对几代人的精神追求，我们理解与否，赞同与否，谁还能有半点亵渎。
　　最后补充一点，历史上确实有着不同的革命，它尽管有着玉石俱焚的破坏性，但仍推动着社会的前进(“文革”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动乱，没有进步意义)。否则，我们现在或许仍在遭受焚书坑儒的厄运。任何社会进步都是有代价的，不仅包括保尔式的献身，也包括日瓦格式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