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追忆吾师

　　二○○○年六月三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默顿·米勒(Merton H.Miller)教授，一九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他留给世人的是他所创建的现代公司金融理论和许多在学术界和金融界中流砥柱的他的学生们，包括一九九七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休尔斯(Myron Scholes)。他的离去，让我失去了一位导师、朋友和人生楷模。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中我是他惟一的、也是最后一名博士研究生。在米勒身边领略这位伟大学者的远见卓识和人格魅力，是我最宝贵的一份经历。
　　一九九三年秋我在上海初识米勒。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米勒在上海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上海期货市场研讨会上做主旨演讲，由我做翻译。见到米勒，我心目中那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圣地在这位睿智而平和的学者身上被人格化了。此后在与米勒时断时续的联系中，我萌发了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而芝加哥大学成为我最向往的地方。
　　一九九五年底我作为美国保德信－培基证券公司(Prudential Secu-rities)中国办事处的代表在北京出席中国期货市场国际研讨会时再遇米勒，我告诉他我已决定去美国读博士学位。米勒异常兴奋地说：“太好了！我觉得这才是更适合你的选择。”他的反应之热烈超过了我的预期，因为在前两年我们的联系中虽然他时不时问一下我的打算，但从来没有明确向我做过任何建议。随后几年中我逐渐发现这是米勒的风格，他从来不说“你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这与他信奉自由和市场的经济学思想是相连的。
　　不久，我同时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商学院金融系博士项目的录取通知。虽然米勒任教于商学院而且商学院给我更高的奖学金，我考虑再三仍决定去了经济系。我告诉米勒我仍然很希望他做我的导师(每个博士生有三个论文导师)。一九九六年九月米勒在他的办公室里欢迎我的到来，从此他成为我的导师。但米勒却说：“从现在起你是一个学者，而我们就是同事和朋友了。”有人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姜纬。”谈到我在院系间的选择，米勒摊开双手假装无奈、实意赞许地说：“我没能竞争过他们(指经济系)，他们的博士项目比我们(指商学院)强，我很赞赏你的学术志向。”从此，他既像一位长者，又像一位朋友那样指导、帮助我完成博士学业。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博士项目是全美强制淘汰率最高的。通过两次资格考试、论文预答辩和最终答辩的筛选，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拿到博士学位。米勒为我打气说：“在开学典礼上，记住坐在你左边和右边的同学，当他们两个都退出比赛的时候，你就‘存活’下来了。”每当我与他述说学业上的烦恼时，他既不讲大道理，也不发空泛慰辞，而是从他自己的过去找出相关的经历，让我知道我并不孤独。就是在这些对话中，我了解到许多他的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越来越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我在论文做得最艰苦的阶段，茶饭不香，坐卧不宁。一次次地修改，只觉得自己的论文越来越无趣。米勒得知后，跟我娓娓道来自己当年的感受。让米勒一举成名的是他在公司金融理论方面的开创性建树，而他当年在霍普金斯大学做的博士论文却是关于火车运费与市场竞争的关系。他说，那时候梦中都听到火车嘶鸣，白天见到火车就心悸。听着他惟妙惟肖的描述，我的烦恼也消了一大半。他接着告诉我，博士论文对拿学位来说很重要，回过头看，那还仅仅是一个开端。
　　在我做论文的后期阶段，米勒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淋巴癌在迅速侵蚀他的身体。我论文的定稿是在米勒家里进行的。他坚持坐在家中办公桌前，忍着病痛，逐句推敲。他特别强调简练的文风，他订下的规则是：“如果我删除一个单词而不影响句意，你欠我五分钱；如果我删去一句话而不影响行文，你欠我二毛五。”改完后，他满意地说：“可惜我没能发点小财。”
　　一九九九年底我通过了博士论文预答辩。对于自己的事业前景，我的情绪时好时坏。美国每一所主要大学每年毕业二十名左右经济学博士，但只需要新聘二名左右助理教授。这一比例决定了求职之困难程度。米勒说：“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接着他对我讲述了他当年近乎历险的求职经历。此时我才明白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年轻得志、一帆风顺。
　　米勒一九五二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毕业后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其时米勒第一任太太爱丽诺(一九六九年病逝)身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美好新生活眼看近在咫尺。然而有一天，电报员在楼下高喊：“电报！电报！”怀孕六月的爱丽诺急冲冲下楼时滚下楼梯摔断了腿。而电报发自普林斯顿大学，告知米勒因学校削减预算而决定不再新聘教授。“那是最灰黯的一天，没有了工作，有病妻要照顾，还有未出生的孩子需要抚养。”米勒的导师联系了斯坦福大学让米勒去面试。面试者是阿罗(Kenneth Arrow，一九七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问米勒：“你能教什么课？”米勒如实答道：“公共财政。”阿罗边起身边说：“那是我的领域。”面试就此结束。讲到此处，米勒对我说，“记住，在别人问你能教什么课时，你要说‘听任贵校安排’。”
　　在东西海岸前后碰壁的情况下，米勒携妻赴任伦敦经济学院访问讲师直至三年后返回美国的卡内基理工学院，今天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前身。一九五八年他与卡内基同事默迪格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一九八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合发表了著名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简称MM定理)，他们的理论成为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奠基石。一九六一年米勒加盟阵容强大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系。一九九○年起由米勒开始，六年中有五年由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和商学院)的教授折桂诺贝尔经济学奖(一九九一年科斯，一九九二年贝克尔，一九九三年福格尔和一九九五年卢卡斯)。再加上先前一九七六年的弗里德曼，一九七九年的舒尔茨和一九八二年的斯蒂格利茨，这一经济学“梦之队”让芝加哥大学成为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学校。
　　米勒获诺贝尔奖的主要贡献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讲的是这样一个道理：在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股权的价值与公司的融资方式(发行债券或股票)无关，就像馅饼的大小与切割方式无关。有一次，我问米勒六岁的小外孙艾雷克是否知道外公为何得诺贝尔奖。艾雷克拿腔拿调道：“有人来买比萨饼，伙计问：‘切六片还是十二片？’那人道：‘越多越好，我饿坏了！’”米勒走过来拍拍艾雷克的头，然后对我不无同情地说，“你看，简单的道理都让我们这一代人写完了，你们要吃这碗饭恐怕是越来越难了。”米勒喜欢淡化自己的成就，说他虽然很羡慕年轻人，却宁愿生活在那个“可以发明简单定理”的年代。
　　除了学术之外，我非常喜欢与米勒交谈，他的言语中充满了睿智和幽默。一九九八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带动股市直线下挫。我和米勒说经济学家常被人当做股市卜占家，每当别人问到经济理论对当前股市走向如何分析时，我不知如何作答。米勒说：“你就说‘我可以告诉你股票价格的概率分布。’”正说此言时，电话铃响，只听米勒在电话里说“这只是一种概率公布……”放下电话米勒哈哈大笑，“刚刚就是路透社记者问我对股市走向的看法”。
　　我有一些朋友知道米勒是我导师后央求我请米勒在他的专著上签名留念。米勒总是有求必应，还会问对方姓名，以便写上“致某某”之语，让人觉得更亲切一些。他边签边笑说：“我的签名不是纸币，多发了也不会通货膨胀。”
　　经济学家们特有的一种幽默是将经济学模型或逻辑套用于生活中。比如，他们调侃功成名就的经济学教授们身边年轻聪慧的第二任太太是“动态最优化”的结果。身为女性，我对这一现象反映的事实上的男性特权自然有些不以为然。有一天碰到米勒参加已是著名经济学家的一位前学生的第二次婚礼回来。我半开玩笑地说：“诚所谓‘序列重婚’(serial polygamy)。”米勒马上回敬道：“让我纠正你的一点逻辑错误，此乃‘序列单婚’(serial monogamy)。”
　　像许多其他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一样，米勒信奉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在维持市场秩序和提供公共产品之外对市场进行任意干预。他对美国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纠偏政策”)对社会“弱势团体”(如女性、少数民族等)在升学和就业上的“纠偏性照顾”很不以为然。受限于语言“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的要求，教授们对涉及性别、种族的话题尽量避免谈及。于是米勒只能时不时在我面前开这方面的玩笑。米勒说，现在是我找工作的大好时机，因为“你的美国人和男性竞争者们都去搞网络创业去了”。然后他又正色道：“让他们看看你是不需要被‘纠偏’的。”
　　这种幽默米勒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从一九九九年下半年起，为了抵御癌症的迅速扩散，米勒被迫接受高强度化疗。看到他在短短几个月中人完全脱形，我难以抑制悲伤之情。米勒像往常一样把手一摊故作无奈状说：“是不是我头发掉了你就认不出我了？我一直想长一头铂色金发(platinum blond)，这下有机会了。”因为我说过要是长一头铂色金发找工作会容易些，他说有同感。这样的幽默需要何等的气概！
　　米勒夫妇一九九三年访问中国后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六年间，中国成了他们每年的必行之旅。在中国金融市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规制问题上，米勒发表了很多看法，他对中国经济和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每每发出惊羡之叹。但有一次他去了开封，看到干涸的黄河和漫天的黄沙，回来后心情特别沉闷，屡屡说“黄河，中国的悲哀”。后来，他在“中国应避免美国银行业的错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一九九六年第六期)一文中以这样一句话开首：“如果说黄河是‘中国的悲哀’，那么美国的银行体系就是‘美国的悲哀’。”足以说明他对中国的关切。
　　在我论文基本定稿后，米勒问我下一步的研究计划如何，我谈了一些具体的想法。他听了说：“你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做一些中国问题的研究呢？”我一下子无言以对。在芝加哥大学受的经济学教育重一般理论和数理分析，再加上前两年为应付资格考试而习惯于做一些脑力角逐的题目，对中国经济的直觉在慢慢消退。米勒看出我的犹豫，“我并不觉得因为你来自中国就一定要做中国研究。你有自己的选择，你拥有的工具可以在很多经济学领域里求发展。但你也不妨对中国经济问题多点关心，你在复旦教过书，在上海证券界工作过，我想你会比别人更有优势”。没过几天，米勒的秘书转给我一篇芝加哥大学一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其文观点谬误，数据过时，加上作者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令人读来愤然。米勒听了我的读后感说：“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看中国的。你为什么不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而听任那些不懂中文、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在那儿对中国经济妄加评论呢？”这就是米勒的风格，他不说“你应该如何如何”，而是让我自己意识到他对我的启示。
　　作为外国专家，米勒夫妇与朱镕基总理夫妇在多次专题研讨后结下了私人友谊。米勒每次回来都要盛赞朱镕基总理的工作精神和个人魅力。米勒听说过大禹治水的故事，有一次去中国前他让我详述这一中国古代神话，关键词语还让我标出拼音，因为他要去对朱镕基总理说他是现代的大禹。
　　米勒夫妇极好中国烹调，觉得中华美食乃世界第一。每次朱镕基总理宴请米勒夫妇，米勒总要关照他的太太好好享用，因为自己要与总理交谈，无暇提箸，只能回去后听太太“传达”佳肴之神味。米勒感慨总理大人吃饭时也是在神色凝重地工作，无法真正享受国宾馆烹调大师们的绝技。然后他说饭都不让安心吃的工作他不会想做。米勒太太在一旁说，总理太太这工作更不好做，“至少朱镕基先生自己选择做了总理，而劳安女士没有选择就做了总理夫人”。
　　有一次他们从中国回来后，米勒太太很兴奋地让我去他们家吃火锅，因为朱镕基总理夫妇送给他们夫妇一对火锅作为礼品。打开包装后我们惊异地发现有一只火锅少一只撑脚。在吃着火锅时，米勒突然得意洋洋地说，总理大人送出次品说明这是总理夫妇亲自采购的礼品，而非贡品。由此他对朱镕基总理夫妇更是赞不绝口。接着，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回赠朱镕基总理夫妇一件小礼品，在美国出售的小礼品中最多的是“中国制造”，这项任务可谓不易。
　　米勒夫妇对中国大众也充满了好感。他们在上海豫园参观时，有一位中国内地来的老人要求与米勒合影，仅仅因为他是“老外”。米勒欣然做了一回“西洋道具”，并且为自己在上海诸多“老外”中中选而感到得意，“我一定长得很标准”。无独有偶，没多久电影《至友的婚礼》(My Best Friend's Wedding)在芝加哥大学校园拍摄，米勒毛遂自荐做群众演员中的一名教授。没想到导演看看他说：“你不戴眼镜不蓄须，不像教授。”为此事米勒窃笑多日。
　　米勒夫妇原定于今年七月赴上海浦东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并做主旨演讲。我想，他在中国的朋友们一定会想念他的。
　　两年前，有一位朋友问我，如果在我认识的人中选一个“角色模范”(role model)我会选谁，我想了几秒钟后说：“默顿·米勒，不光是他的学术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为人和对生活的态度。”我的朋友又问，如果选一对夫妇呢？我说那就是米勒夫妇，默顿和凯瑟琳·米勒。
　　凯瑟琳一九七○年获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是米勒的学生，毕业后在金融界工作。米勒在第一任太太爱丽诺于一九六九年不幸早逝的两年后与比他年轻二十一岁的凯瑟琳再婚。一九九七年凯瑟琳从美国大陆银行(Continental Bank)退休，当时她五十三岁。现在想来，可能是米勒发现自己得了癌症，所以凯瑟琳提前退休以便悉心照顾米勒。米勒碰到我时说，凯瑟琳刚退休可能还不习惯闲闷，让我有空时过去找她聊聊。他是一个如此细心的伴侣。
　　事实上凯瑟琳退休后给自己找了许多生活内容。她钻研起中国食谱，在随后到来的圣诞节我吃到了凯瑟琳主勺的一顿丰盛而正宗的中国大餐。米勒每尝一口就会说“凯瑟琳，你真是了不起”。这成了他的口头禅。我住处离米勒家大约四五个街区，但由于芝加哥南部地区治安较差，米勒坚持送我回家。在我住处门口，米勒脱下帽子对我一鞠躬，我们互致圣诞快乐后告别。我走进大门，看着这一幕的门卫对我说：“他是一个绅士。”
　　米勒夫妇生活颇为简朴。米勒说他们这一代人大体如此，少年时代是在美国大萧条年代中度过的，父母的节俭也养成了他们的习惯。一直到一九九九年，米勒夫妇只开一辆十多年的老车。从一九九六年起车的发动机开始出毛病，他们一直说着要买新车却推托了三年才见行动。那一天米勒终于骄傲地向我展示一辆银灰色的本田，车牌号码是“MM”，既是他姓名的缩写，又是他得诺贝尔奖的主要贡献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的简称。可惜当时他已在癌症晚期，身体虚弱得不能驾驶。他说他盼望着这一疗程结束恢复体力后便可以过过新车瘾，悲哀的是他的这一愿望竟然再也没有实现。
　　米勒去世后，凯瑟琳对我说：“我们感到很宽慰，他终于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了。”她说得对，在过去一年中亲眼目睹病魔一步步吞噬了米勒，这样的结局对爱他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宽慰。安息吧，我的导师、朋友和人生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