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还是国家？
有关广义的东亚(欧亚大陆东部地域沿海、半当网络遇到国家岛及岛屿，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相当于海洋亚洲的概念)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所谓全球化浪潮中的华人网络讨论已持续了近二十年。但是，相对于效应评价及理论阐述而言，实证研究较为滞后。笔者以地域研究为视点，以网络论为途径，以海外华人为对象，试图就海洋亚洲的近现代史以及同一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演变做出描述或解释。
首先，从存在论的角度看，网络论是东亚经济上升期的产物。东亚经济的成长与衰退、危机与复苏，增加了对网络神奇功能的怀疑，导致了网络修正主义的产生。其次，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二十世纪，解释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是具有涵盖性的开发国家论(及其各种修正版本)。开发国家的典型形态，是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国家对市场强力介入，官僚治国以及以开发至上等等。开发国家论与我们所熟悉的地域网络论所描绘出的是两道相当不同的风景线。如何将这些出自不同视角的画面整合到同一时空的全景图中，需要对话与换位的思考。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我们必须涉及到相当含混不清的所谓华人网络概念，对之进行横向的分类和纵向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华人网络的空间概念做一整理，其间，涉及到地方、地域社会、跨国主义与全球化等理论。
对于网络的相关讨论，将围绕着以下两个基轴展开：网络与国家；地方化与全球化。
将网络与国家作为一对范畴提出来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对民族国家通常有三种诠释：作为民族意义上的国家(Nation)、地理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State)。对此，网络并不是对抗的，但上述三个层面都表现出相反的特征。首先，网络往往建立在“原生性认同”(Primordial Identity)基础之上。具体地说，构成华人网络的一些基本资源，是地缘、血缘、业缘、神缘、学缘或族群等关系，而国民身份认同对于华人网络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其次，主权与国境对于网络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网络空间恰恰以越境和跨国的横向联系为特征。最后，相对于制度、权力体系和上层建筑，网络更多地属于社会空间，形成与运作于民间社会，有时甚至被称为“非国家空间”。
滨下武志将网络定位于组织与市场之间。这有助于了解网络和国家的关系。如果在理论上将市场看作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型体系，那么，组织就具有排他性、均质性与阶层性的垂直结构。而网络恰好位于两者之间，网络的中心性越强就越接近于组织，反之则越接近于市场。在历史上，国家与网络或是发生摩擦冲撞，或是寻求接近与协调，这种关系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深刻影响了十九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史的展开。
王赓武认为，从中国的学术与政治传统来看，“地方就是指中央以下的行政区”。而从海外华人研究的角度看，地方或是不同的侨乡，或是中国的聚居地本土，或是华人居留地，不同类型的华人社会以及华人所处的不同社会。其重要意义在于具有各自的“独特性”。而全球化的一个解释是“日常生活体验在地球水准上的标准化过程。其以商品和想法的扩散为特征”。从上世纪后期至今，两者的同步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文化与信息消费的世界一体化和均质化，另一方面，被纵向统合到民族国家中的地方特征和地方自主性随着全球化过程迅速复苏。全球化凸显与重塑了地方性，而地方性往往成为全球化的推动力。这一同步过程被称作“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日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起就开始了社区营造运动。八十年代以来，通过“传统创造”(Creation of Tradition，Reformation of Tradition)表现出来的地方特性的复活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在谋求地域市场网络形成和观光产业发展的东亚和东南亚各地都可以看到。薮野三将此定义为“地方主导”(Local Initiative)，他认为这意味着将国家相对化，以地方为核心创生跨越国境的历史、文化、生活和政治之新空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积极扮演华人网络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主办了各种华人团体的世界联谊会议。其中大部分是由各地方政府参与主办的世界性同乡大会和宗亲大会。华人以地缘与血缘团体纷纷建立起其世界性组织网络，这些地方性和原生性认同以全球化为动力走向全球化。
海外华人研究的中心与边缘
海外华人研究学科基本建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就研究对象而言，虽然无论是称谓还是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中文语圈所使用的“华侨”、“华人”、“华裔”由于其含义简单明快而被普遍接受。显然，这是以特定的民族国家为圆心而构成的多层次同心圆——圆心内是华侨(制度范畴)、圆周是华人(文化范畴)、圆周外是华裔(自然范畴)。
就横向的空间分布而言，华人研究被人为地划分为各国别华人研究，以此为基干，向上延伸，统合为某一特定区域的华人史(如东南亚华人史，或东南亚华人经济、教育等专题研究)，乃至于世界华人通史。向下细分，衍化出国别华人经济、文化、教育等专题研究。在此基本间架下，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国别华人研究及国别华人专题的专家。
就纵向的时序结构而言，最重要的时代分期，被设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初期之间。因为这是区别华侨还是华人的分水岭。不过无论华侨还是华人，都是以其民族国家指向性为根据。前者为中国导向，而后者为新兴民族国家导向。
不过，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上述传统模式，无论在东亚、东南亚的历史还是现实两方面，均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而周缘模糊且极具可塑性的网络论，恰恰成为粉碎以国家史观为中心的，境界分明而又强直的华侨、华人史观之利器。不过，网络论的泛滥，显然又导致了理论空洞化的危机，而且，有关的研究中产生出诸如网络还是组织，制度还是非制度，地域还是国家，海洋还是陆地，流动(Flow)或是收缩(Stock)等对极化的两分模式。
在所谓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华侨华人的研究范围也急剧扩大和多样化了。一方面，国家受到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冲击，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反而与地方意识、族群认同和宗教精神等等一道被强化。从资金、人口、技术、资源、文化、犯罪在全球范围的频繁而又大规模地移动和再移动，意味着地球本身的侨乡化。与此同时，中国自身的“华侨化”和某些城市的“唐人街化”在急剧进行，国内人口的频繁移动，跨越边界的社区形成，使得研究中国本土足以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一个范本。这一情形，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者试图通过海外华人研究解读中国本土的历史状况之反转。“离散”(diaspora)的时代，所谓的华人研究范围越来越广，其问题意识和研究课题也越加分散。从边界的日益模糊甚至是消失的危机中，产生了寻求新的中心性整合和学科“勘界”的强烈动力。有关建立华侨华人学的各种构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过，这一努力有可能导致一个更大的危机，那就是，中心的确立和强有力的边界主张，将使华人研究失去其边缘性、多缘性、流动性与可塑性。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正是这一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和研究意义之所在。
网络批判与“找回国家”
七十年代以降，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大陆等地的经济成长举世瞩目，而其增长基因与其说来自于国民经济体系内的基干产业，毋宁说是与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出口加工业，投资及地域间的人口、信息、资本、物资、资金流动的活性化。但该地域经济的活力已不仅来自于美国及日本，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内部自发的能量。华人资本正被视为这一内在能量的集散中心。而且，亚洲地域的华人经济活动，是构成其全球化活动的重要一环。对于亚洲的经济成长，继八十年代盛行的儒家伦理这一价值软件之后，九十年代，韩格理(Gary Hamilton)等人试图以华人网络论作为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和观念的硬件，以网络为中心概念来研究不同于欧美企业类型的华人企业、经济及其社会活动，并进而构筑亚洲型资本主义的框架。此后，围绕着华人网络及其所处的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外在环境，以及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等内在特征对于亚洲经济发展的功罪问题，论争激烈。而这一问题不仅局限于对当时亚洲现状的认识，更涉及对亚洲历史认识的深化。
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中，研究坐标的重大转换产生于八十年代初，滨下武志等人以后来被称为亚洲交易圈理论的视角，掀起了亚洲历史研究的新一轮风暴。尽管相关的研究对象、理论与方法十分广泛而又多歧，但是它们具有四个方面的共同性。
首先，试图将国民国家相对化。以地域及被设想为地域间移动与交流的媒介领域的“域圈”分析来取代国家，随之而来的是，空间秩序比近代论之时间序列受到更多的重视。其次，基于对西方中心史观的反思，正面挑战西方冲击与亚洲反应模式，并从亚洲历史的连续性、自律性的脉络出发，重构近代亚洲与欧洲关系之历史。第三，主要的研究对象，既非象征近代化的产业资本以及由此发生的生产、制造过程，亦非扮演亚洲传统生活秩序的农民与小农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和流通领域，以及作为它们的主体之商人与商号。这些昔日的历史配角(乃至于反角)成为了主角。最后，海洋不再是陆地的边境，而成为整合地域关系的气场中心。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要素在海域碰撞、交会，而陆域则通过港市或开港口岸被连接成有机的网络。这些开港口岸既是地域经济的中心，也是地域间交流的中继地。
不过，无论在历史还是现状研究中，还需要更多有关华人网络的实证性研究来支撑，并进而同主流学术界建立平等和有效的对话机制。由于网络论作为比喻或分析装置的方便、有效与弹性，使之在短期内迅速泛滥。华人网络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词汇。虽然，对于近代组织论的超越与克服是网络论的重要命题，然而今日，似乎所有组织、集团内部关系以及对境关系的领域均被理所当然地纳入网络的范畴。随着网络的泛化，其理论内涵的空洞亦随之产生。
对于网络究属神话还是现实的种种批判，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出于未必是学术的但却是现实的考量，由于顾虑引起扩张主义的联想，或极力否认华人网络的存在，或有意淡化其功能。相似的持论，也见诸对于中国、中华、大中华经济圈理论或构想的批判。显然，其基本出发点依然是国家中心论，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了国家与网络命题的敏感。第二，作为一种以越境、流动与联系为特征的分析框架，网络自身常常是如此暧昧和模棱两可，难以形成某种较为具有明确共识的理论框架。第三，诸如信用、关系等人际关系模式，并非华人所独有，因此，至少是没有理由将华人网络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加以特殊化。第四，片面强调人际关系、社会结构、行为模式或文化、认同、市场的内在机制，而忽略了国家、制度、法体系等外在环境对于网络的制约。
所有的批判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显得更具威力。的确，网络论的原点之一是尝试将民族国家等制度性要素相对化，现在，如何“找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这一点恰成为网络论自身的重要课题。
回顾学术史，网络对国家的困惑，同时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华人史研究的基本困惑。上个世纪以来，华人研究动用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人类学等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积蓄，但是其镜头聚焦于华人经济与身份认同这两个方面。前者涉及：发生地及移居地的社会经济背景、移民问题、侨汇、投资、金融组织、华人资本的形成及其经济成分、经济属性、规模等分析，以及对华人企业组织、经营、商业网络等研究。而后者包括了国籍问题、民族主义、族群、地缘、血缘观念与儒家伦理、同化与融合、华侨华人政策、多文化主义和多文化社会建构，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理论。
这两个问题，同时也历史性地表现为地域网络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对话与抗衡。从历史上看，华人的经济活动往往表现出地域、网络和跨国等基本特征。对于以陆域为中心的垂直统治秩序而言，常常构成棘手的敏感问题，并成为一种潜在的挑战。同时，华人的通商网络，作为支撑着朝贡贸易体系的基础构件，不能不受到陆权中心的海洋政策及东亚国际体系的制约。另一方面，认同是随着民族国家形成及依西方国际体系原理展开的外交交涉过程而登上历史舞台的问题。虽然，历史上形成的认同意识表现出极为多重与多元的选择性，但是其核心，围绕着民族国家形成及族群定位为中心而展开。华侨华人认同意识显在化的主要历史契机，始于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胎动，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后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说，多重认同理论，为新的国民身份下的族群文化与经济定位提供了可能，那么，认同的文化分割理论，则试图为全球化场景下的认同找到根据。
网络与国家中的华人史时序列
华人史存在各种分期法，无论哪一种，都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之前作为一个最大的分水岭——此前为华侨时代，此后为华人时代。这已成一种“定论”。这个分期点恰好位于新中国成立以及东南亚民族国家独立期，从国家史观来看无疑是合理的。不过，如果从国家与网络的历史关系来看，华人史或许可以按以下四个大时期展开。
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十九世纪后期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至现在。
上述四个时期划出了一个历史的圆弧。到亚洲近代开港之前是第一期，其主旋律是亚洲区域内的传统贸易的形成与演进。华商与印度、阿拉伯商人等共同支撑了亚洲地域的传统通商网络;西方商人则参入其中。在第二期中，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和劳动力市场的重编，华侨移民大量发生，形成了东南亚等地发达的华侨社会。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高潮。这一时期的华侨经济有效地利用了西方和近代的要素而获得扩展，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华侨通商网、金融网、移民网、信息网跨越国界，在与殖民地统治体系不同原理的层面上提供了东亚、东南亚地域整合的内在能量。在第三期中，随着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华人认同从中国向所在国转化，华人经济也力图选择组合进国民经济的框架，以此来谋求民族资本的定位。一九七五年，随着菲华国籍问题的解决，华人化的法律过程终于完成。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华人也大都入籍居住国。第四期，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东亚、东南亚经济的高度成长为背景，华人资本开始了新的国际化。九十年代，支撑着东亚、东南亚高度成长的原动力之一是旺盛的直接投资，而直接投资的扩大又带来了贸易的扩大。华人的多国籍企业与日本、欧美企业一道成为亚洲区域内资金循环的重要能源，其不但刺激了投资地的经济成长，也促进了跨国生产、销售网络的形成，加速了亚洲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统合。
传统的研究强调的是上述第二、三这两个时期的不同。不过，对于贯穿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这两个时期，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共同特征，这就是民族国家导向的一百年。该时期恰与亚洲民族主义及民族国家的兴起相重合，其前期表现为中国导向，后期表现为所在国导向，但是在寻求民族国家之中的历史定位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第一期和第四期具有共同的特征，后者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者历史因子的复活和扩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活力，包括地域内部与地域间资金的集聚与流动，乡镇企业的发展等等，实际上是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传统民间经济活力的苏醒。而九十年代以来的亚洲经济成长，被认为是亚洲活力的历史性复活，其特征为，商人与企业家形成直接的网络，由此导致亚洲社会历史性地累积起来的商业、经济活动能量再次被激活，从而实现了作为地域经济的高度成长。
不同的研究也认为，十九世纪为止的亚洲地域秩序是横向的地域商人网络，此后，西方国际体系取代了这一传统的地域秩序，将之改编并纳入纵向的近代国家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剧烈碰撞，不过，华商仍然及时地抓住了“西方近代”这一历史契机让自身的网络获得重组和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在莱佛士所构想的非正式帝国基础上，东亚、东南亚产生了香港与新加坡繁荣的贸易金融和移民中心，这一成功的关键在于帝国与华人网络的联盟。它也是英国法律制度(硬件)和华人企业家精神(软件)有机结合的结果。与此相比，日本对东南亚军政占领失败的一个原因，未尝不是由于切断了充满历史活力并发挥地域间多元横向联系的华人通商网络，造成军政占领区的鸟笼(Bloc)经济从内部迅速崩溃。
从中国和东南亚的经验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许是强势国家对弱势网络的时代，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统一”结束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而一九四九年的新中国成立使得社会资源更加高度集中，宗乡组织等传统网络的生存基础被连根拔除。而新加坡建国后也面临了传统华人社会及其资源被边缘化的过程。马来西亚与印尼，国家与网络的矛盾透过种族或阶级问题变得更加政治化，并且酿成了重大社会冲突。八十年代以来，以原生性认同的强化和地方—全球化为背景，网络与国家相互接近，寻求妥协、对话与互利。当然，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历史经验，即使是在国家强势的时期，被认为是高度纵向统合的所谓单一民族国家之内，网络仍然发挥了国家政策形成与推行的重要功能。例如，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成长来自于有效的产业政策，但是这一产业政策并非由政府官方单边主导下推行。各种学阀、地缘、血缘等非正式联携网络以及审议会、咨询委员会和业缘团体等中间组织介于其间，由此形成所谓的非正式联携网络。由此社会联携网络之互动不但形成了有效的产业与金融政策，更使行为者之间的信用增加，交涉成本降低、信息沟通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