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拉丁美洲：被忽略的“精神新大陆”

　　关于拉丁美洲，过去我的了解可以说是少得可怜。记得上小学时唱过一支歌，里面有这样的歌词：“美丽的啥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的阳光照新屋，门前开红花。”由此我朦朦胧胧地知道了，在那块遥远而陌生的大陆，有一个“英雄卡斯特罗”领导着的盛产红糖的国度古巴。后来知道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拉美足球，知道了大名鼎鼎的球星马拉多纳、苏格拉底、罗马里奥。还知道了巴西里约热内卢规模宏大、气氛热烈的狂欢节。这就是我对拉美仅有的一点粗浅的形象认识。
　　若干年前，偶尔在一本画报上看到一组介绍里约热内卢的图片，其中一张是位于瓜纳巴拉海湾的基督山山顶上矗立着的一尊俯首展臂的耶稣的巨大雕像，庄严，雄伟，远远望去，宛若一座硕大无朋的十字架。这使我受到了心灵的震撼。我隐约感到，坐落着这巨像的大陆一定是一块神秘而深邃的土地。
　　近日，我读了索飒的《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这部对拉美的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富有激情的生动而深刻的描述的专著，不仅使我“走近”了拉丁美洲，而且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情感震荡久久平伏不下来。
　　在这本书里，索飒作为一位具有良知和理性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用她的心灵去“读解”拉丁美洲。她不但回顾了肇始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对这块得到大自然恩惠的土地的罪恶的侵略史，而且着力介绍了拉美在数百年人种混血、民族混血和文化混血的历程中，在曲折漫长、艰苦卓绝的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发展的斗争中形成的独特的思想、哲学、宗教、音乐与文学。她指出：
　　……拉丁美洲人民在漫长的斗争中树起了——自己的旗，他们向世界显示：我们有自尊的被压迫者的哲学；我们有使古老的宗教恢复青春的解放了的神学；我们有深情的大地孕育的正义的歌声；我们有从贫穷中诞生的最富有的文学。
　　拉丁美洲人已经具备了与世界对话的一切条件，已经长成一个健全的文化。这个文化在歧视下顽强生存，在历史的演变中不断地壮大了。这块苦难的土地已经用苦涩的乳汁哺育出了丰饶的精神果实。
　　就是这样一块与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的“精神新大陆”，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这块距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大陆，过去极少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索飒的这本书更使我相信，我们以前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和认识是浮面的、粗糙的、猎奇的，即使是若干年前“拉美文学爆炸”在我们这里激起的冲击波，也只具有一种追新趋时的色彩，根本没有真正理解和体会这种文学的内在本质。——这一事实，甚至使我感到了某种震惊。
　　自上一世纪中叶英军的炮舰强迫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后，我们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毛泽东语)。后来，因为日本在学习西方方面效果显著，成功地实现了“富国强兵”，我们又把目光转向东邻日本。接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我们走上了以苏俄为师的路途。而当中国再次打开一度封闭的国门向世界开放的时候，我们面对的主要是欧美，尤其是美国。一百多年来，拉丁美洲始终在我们的“世界视野”之外。
　　勿庸置疑，这样残缺的“世界视野”必然存在着严重的盲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的独立自足的封闭格局打破了，出现了中外文化的冲突、交汇和比较。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所谓的“中外文化”的冲突、交汇和比较，主要是在中西方之间进行的，不过是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交汇和比较而已。如果我们的“世界视野”存在着严重的缺欠，甚至忽视了像拉美、非洲这样的大陆，是否表明这种“世界视野”是一种不自觉的、西方主导和设计的“视野”呢？是否是一种“西方主义”的“视野”呢？
　　在“全球化”的声浪甚嚣尘上之际，我们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应该是纠正这种以强势文化、主流文化为坐标的“世界视野”之偏失的时候了。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出现了新的世界格局。但是正如索飒所说，“正义远远没有成为这个世界的旗帜，今天的世界更需要听到的是长期被淹没的另一种声音。”假若我们不是置身于世界文化的八面来风的吹拂之中，假若我们听不到与我们处境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发出的异样的声音，我们是否会陷于西方所主导、设计的“世界秩序”、“世界体系”中而不清醒、不自觉，甚至失去应有的理性呢？鲁迅说过，“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既然对拉美都视而不见，那么很难说我们具有了“广博”的“世界识见”，又怎么能“审己”“知人”，“扬宗邦之真大”呢？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拉美世界种种的参考作用是巨大的”。
　　本世纪初，身在异国他乡的鲁迅，在为建立“人国”而进行文化价值选择时，向整个世界敞开了他的博大的胸怀。他既热烈地介绍了拜伦、雪莱、裴多菲、密茨凯维奇、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浪漫主义的“摩罗”诗人，又对俄罗斯、东欧、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还企图搜求埃及和印度等被奴役国家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实与中国比较接近，其文学对中国具有更直接、更重要的借鉴意义。对十九世纪西方崇尚“物质”和“众数”的文化主潮，鲁迅采取了清醒而深刻的批判态度，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其“偏至”的倾向，明确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在他看来，“众数”导致了“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物质”则不足以“尽人生之本”。因而，鲁迅张扬一种与十九世纪西方文明“异趣”的新的文明精神，即“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在当时中国面临与天下“争存”的紧迫情势下，鲁迅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于“生存”，而是更看重“人生意义”和“个人尊严”，更推崇“个性之价值”和“精神生活之光耀”。索飒把目光投向拉美这个经济上贫穷、落后，在寻求现代化道路上历尽坎坷的大陆的时候，也明确意识到了“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尊严的问题”。
　　所以，通过梳理和读解拉美史，索飒告诉中国读者：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群。“这种方式和我们目前的方式不同，和当今世界所崇拜、所流行的方式不同。这些人目前并不富裕，无权无势，也没有获得大规模的全面成功。然而，他们最优秀的品质恰恰在于他们敢于藐视这些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在劣势下追求，在失败中坚持，这也许是最困难的境遇。它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支持。拉丁美洲人民有这种力量。”索飒所刻意描述的，就是这样一部坚持和追求正义、爱和美的精神史，并试图阐释其形成的原因。读者看到，最根本的成因在于拉美民族的气质，这一民族气质最核心的要素是“人的尊严”。“这种人的尊严是不受意识形态、政治更迭左右的民族血性。”
　　索飒还写道，建立在殖民主义的血腥历史之上的暴力的混血和暴力之后的自然混血，使拉美诞生了一个新的混血民族(包括印欧混血人、黑白混血人、黑人和印第安人混血后代)。而在北美大陆，从未出现过欧洲白人与印第安人大规模通婚的情况。新一代拉美人是美洲大陆的儿女，比起给予他们父血的欧洲大陆来，他们更热爱自己降生的那块热土。与北美人截然不同的是，拉美人有一个印第安母亲，而这位母亲是被压迫者的象征。他们除了热爱哺育自己生长的美洲的山川大地之外，还深爱着母族的历史文化。“新生的拉丁美洲人，不仅把美洲大陆当成了他们的家园，还从感情上把美洲大陆的受害者印第安人当成了自己的母亲。”这是极其可贵的。
　　于是，“血的力量”的强大，对拉美人民也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通过混血，印第安穷人的血液一滴滴渗入了新型大陆人的血管。而在北美，欧洲白人的纯粹血液与欧洲殖民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拉丁美洲人，当他们因着自己的语言、宗教而有条件强调父系的血统时，他们毫不羞愧地肯定了自己贫贱的母亲。这条珍贵的血脉虽然没有给予他们贵族的头衔，或暴发户的存折，却给他们留下了一颗正义的灵魂和一份高尚的感情。”由于这一点，还由于美国人甚至在以自由、人权、解放为旗帜的独立战争中和取得了独立后以国家的名义大肆屠杀印第安人，由于北美的这位老大哥总是欺凌自己的穷兄弟，所以，贫困的拉美人从精神上蔑视富裕的美国人。他们比别人更了解美国式民主的狭隘性和虚伪性，更了解北边的阔邻居为什么总是崇尚自由更甚于平等。而美国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在视尊严重于生存的拉美人看来，简直是一无是处的思想垃圾。
　　令人钦佩的是，拉美知识分子提出了一种“暂时的失败者”的哲学，高扬精神、理想和终极目的的哲学，以此与美国人的成功者的、尊崇物质和行为的实际效果的实用主义哲学相抗衡。这场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似乎实力相当悬殊的文化对抗，在乌托邦精神丧失殆尽、理想和信念委弃于地的我们看来，是何等的悲壮和激动人心啊！恰如索飒所说，这场文化对抗已经超出了东西方政治对抗的意义，成了旷日持久的两个美洲对立、冲突的象征；而在社会历史发展嬗变中自然形成的“两个美洲”的鲜明差异，本质上乃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观的对立。
　　什么是文明呢？在工业和艺术之上，在博学和科学之上，道德像一个明亮的光点，在一座宏伟的金字塔的尖顶上熠熠闪耀。这种道德不是建立在彼世判决基础上的神学上的道德，而是人类的道德……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这种道德观的核心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改变成生活中的和睦相处。哪里没有正义和仁慈，哪里就没有文明；哪里宣布生存竞争是社会法则，哪里就充斥着野蛮。如果保留着一副老虎的心肠，获得亚里士多德的智慧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长着一颗猪的灵魂，像米开朗琪罗一样有艺术天赋又有什么意义呢？将艺术或科学之光撒满大地，不如让仁慈的蜜汁渗入大地腹心。如果在一个国度里，行善已从义务变成习惯，仁慈的行为已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这样的社会才能被称之为高度文明的社会。
　　——〔秘鲁〕曼努埃尔·冈萨莱斯·普拉达《我们的印第安人》
　　什么是文明的过程呢？那就是创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需求。传教士跟随着贸易接踵而至……一个基督教的文明能创造面包和鱼的奇迹，并以此供养沙漠里的芸芸众生，繁衍人口。自此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非洲的人口和需求将会是多大呢？当这些广阔的大陆加入了我们已有的市场之后，美国，我们这个已具有全面自然优势的国家，必将势不可当地成为世界的车间，我们的人民必将势不可当地成为人类的双手。
　　——〔美国〕B·乔塞亚·斯特朗《我们的国家》
　　对于索飒举证的这两段集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文明观的文字，和拉美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现代化事业探索的中国人民，应该深长思之。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于思美人书屋
　　(《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索飒著，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三月出版，18.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