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散文的心态

　　因为写起了散文，便对读散文格外用心了起来。但苦于这些年一直身在海外，无法随意回国来选购名家作品。说起来让我气馁，像我这茬岁数的人，竟弄到那么晚才读到沈从文和张爱玲。记得我上中学时便被老师激情澎湃地解读过《白杨礼赞》这样的名篇，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范文的好处我还是懂得些的，但不记得是否真为它们所倾倒。也许是因为我那时远还没有茅塞顿开，也许是我对激情的礼赞反不如对一点点平常的感情容易受感动，也许是因为我对正面的灌输总有点儿漫不经心。时间久了，“为什么”的原因又太多，不去寻思也罢了。
　　倒是当自己的人生活出了点儿滋味来后，又刚从疏离中华文化的氛围返回来，忽然读到过去的张爱玲和今天的余秋雨，竟就触动了原来模糊凌乱的感觉。
　　读张爱玲与读余秋雨，是绝然不同的感受，就像这两位作家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和文章风格那样，很有点儿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于灿烂夺目的喧闹之中固守极度孤寂，于入世近俗的人生关怀中超拔孤高智慧的名门奇女子。她态度亲近地与读者大众们扯些身边琐事，却在精神的最内里只和很少数的贵族中更少数的精神贵族闲话些逸趣所致、文思所达的精致感触，随意而有闲地说些比《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还要机智深刻的讥诮。没有极端的情绪，即使看到入木三分也并不怨恨交加，反而因为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妙处”而感到趣味，甚至把任何具有最正当理由的愤怒都看做是公牛式的冲动。而后者却是于冷静理性的沉思中固守深重的民族情感、于潜心孤诣的治学中饱藏无法超越的民族负载的“苦行僧”。读余秋雨是件累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的事情。他拽着你翻山越岭，一步一步极其艰难、极其沉重地走向越发艰难、越发沉重的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他让你的每一次心跳都坠上摆脱不掉的历史负重，每个脑细胞都生长出民族文化的神经末梢，逼迫你一分钟不停地思索着、体验着千百年的感慨，一寸寸地发掘地底层千百年的沉积。于是，我们所经之途的每一处景观再也不是没头没脑的自然表色，甚至我们的整个生命和大自然存在的全部意义仿佛都变成了苦涩、悲壮得无可逃遁的文化苦旅。
　　这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的情结。当作为学者的余秋雨步履一步比一步沉重地走在发掘——痛苦——更深地发掘——更深的痛苦这一悲壮的殉道者之路的时候，痛苦而敏感的女散文作家斯好叛逆地呼喊“不想做女人”和“爱情神话的破灭”，血性赤子张承志更是大义凛然地宣告要“以笔为旗”，与文学的叛卖与堕落做拼死的精神圣战，以理性的思索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的韩少功也在清醒地梦呓着“我睁开眼睛。我宁愿眼前一片寂黑。”当今中国文坛上，似乎只有史铁生是个例外，残疾使他痛苦后而超脱，他沉静地坐在他的轮椅上从喧闹的外界淡出，得以深深沉入对个体生命纯净的体验和对大自然和谐回声的呼应。而在外界，就连最圣洁、最正义的抗争都显得毫无出路。余秋雨的悲恨竟就被堵在了不肯让莫高窟宝藏存放在大英博物馆、却又不知让拦住的车队驶向哪儿去的沙漠里；斯好注定了永远无法超越出女性的角色，她已经不再相信的爱情无论经历多少回“神话的破灭”也仍然是人类永恒的生命主题；张承志呢？他悲壮得像一个赤手空拳在敌阵中拼死搏斗的烈士，而相信真实与美好并没有死亡的韩少功也只能“多嘴多舌地沉默”……
　　我好像在经历一个强烈的反差：从已经产生不出多少烈士和英雄的西欧归来，我发现国内的散文文坛几乎寻找不到一片宁静致远的意境。随俗堕落与愤世嫉俗正大战文坛。要么让自己随俗堕落地火爆起来、要么成全自己的贞操而壮烈地“牺牲”为英雄。在这个令人无法稳住阵脚的战场上，堕落者与抗争者都失去了心灵安宁的港湾，失去了心平气和地品味人生与生命、恬淡超然地寻求自我精神家园的心境。更让人心烦意乱的是，人们往哪儿投去目光都已经找不到平和地安身立命的处所了。
　　我不禁突发奇想：假如把余秋雨和韩少功们放在英国这样一个年复一年地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和大潮的环境里，在一个不能指望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周遭没有太多的惊叹号来分散精力，也没有过重的压迫或负载让人活得透不过气来，一个令激越的呐喊和苦涩的自我折磨都变得没有太多必要和太大意义的生存空间里，他们是不是可能放松到目光沉静、心态从容得不再会产生出一榔头一榔头砸得出火花来的巨幅真理呢？我相信会有所不同的。文章与现实肯定大有干系。不过，我总觉得文章并不仅仅只映照现实，也体现传统和思维。我注意到这样一种中西方思维走向的区别：西方学人常常出于好奇或趣味而关注事物。人在好奇或感到趣味时，注意力比较集中于客体，于是比较容易超脱出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英国的贵族传统使英国人说话、写文章比较讲究under tone，也就是将十分的情绪压低几分表现出来，与他人矜持地保持住贵族式的距离。而中国文化人则更经常地是用道义上非好即坏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事物。比如习惯于用社会效益大于艺术优劣的尺度评价著书，在评价作者时也比较喜欢鉴别他是否坚持了某种社会公认的准则，而不是对他为什么坚持了或没能坚持这种准则感到兴趣。人在评价事物的好与坏时往往很难不观照自己的价值标准，于是评着评着就不能自持地生出或气愤或高兴的感情，下笔便不由自主地带着某种情绪化的夸张或思想上的偏颇。中国人做文章好大而疏、英国人做文章求小而深，中国人的理论常常比西方人的理论更具有伦理和感情的倾向而更缺乏冷静和理性的距离，这些与中西方传统的思维走向的不同可能不无关系。
　　我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待国内的散文，当然不是在对散文可以载道、可以寄情表示任何异议，而是出于对散文的生存空间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使我对当今严肃散文作家的执着和悲愤不由产生出一种既亲和又多少有点叛逆的复杂感情。于是就很羡慕人家张爱玲能有一份有滋有味的凡常心情，羡慕她能够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随心意地活，过她的暖色又孤寂的日子，能够在看上去不怎么文化不怎么历史的常情琐事中饶有兴致地品味挺深刻挺细致的内蕴和包含在其中的一点点人生真象。这真要让正在发表鸿篇大论、但有时候不过是在用更大的力气将某个道理膨胀到空乏的男人们泄气，也让正在为还没活透而苦恼迷茫、却常常以为这便是活透了的女人们感到尴尬。我想了又想，很奇怪为什么三、四十年代的动乱中会产生像张爱玲、沈从文、冰心这样心平气和的散文作家，像林语堂、周作人、胡适之这样从容不迫的学者型随笔作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散文作家却几乎个个都承载过于沉重的精神负重，个个都被压迫得无法以平衡的心态来面对散文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个发明家聊天时他用了“从边缘出发”这个概念，我忽然联想到，像张爱玲、沈从文、冰心这些散文作家，好像都生存在某个主流文化的边缘、中西文化的边缘、或民族传统的边缘。比如张爱玲，张家公馆虽然在中国的土地上，但却又在外国人管辖的租界里，与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距离。张爱玲虽然出生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但旧制度的崩坏一时还没有打破旧世家望族家庭生活的平静。张公馆优裕、悠闲而慵懒的生活养成了她的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允许她将时间花在对身边物象、细节的鉴赏之上，允许她反复玩味，从中得到享受，在享受中证明自己的品位和身价，在享受中达到与环境的和谐。我在想，是不是置身在某种物质或精神形式的边缘地带比较容易获得一种游刃有余的空间呢？
　　可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障碍并不意味我们就可以超越过去。我们的散文要想从历史、现实和传统的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实在不会是一件轻松的事。事情有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外界和传统的力量。我们很难以欧洲田园式的悠然自怡来面对我们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中大起大落的刺激和幻灭，或以西方人“傻乎乎”的好奇心来取代我们义正词严的价值标准，要求自己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只是，对自己以及自己在所处时代里的心态有个比较性的体察，有总比没有要好一些。
　　这便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