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个令人遗憾的选本

　　党中央为瞿秋白烈士恢复名誉以后，读书界企盼能够重新出版这位革命先烈的书。多卷本的《瞿秋白文集》有待重新编定，工程颇大，一时不易出版，于是先出版了一本《瞿秋白诗文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书的编选工作却做得有些草率。
　　一个选本，要显出作者的特色，就必须包括作者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是这一本《诗文选》就漏收了作者一些极重要的文章。且举几篇印象深一点的文章为例。《“匪徒”》，通篇以高昂的热情歌颂了正在浴血奋战的中国工农红军。如果我们联想到作者当时的处境(他在一年以前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了王明集团的无情打击，被排除在领导机关之外)，还依然如此热情地讴歌革命，对革命必胜的前途依然满怀信心，不能不深受感动，可这样的文章，竟未能入选家的青眼！
　　又如《美国的真正悲剧》也是秋白的名篇，曾经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也未能选入这本《诗文选》。还有如《老虎皮》、《满洲的“毁灭”》，《“非政治化的”高尔基》、《房龙的“地理”和自己》、《高尔基论文选集·写在前面》、《高尔基创作选集·译者后记》……等篇，都是他的重要作品，可是一概失收了。还有，《读<子夜>》一文，在《子夜》刚问世不久就对它作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学批评文章。如果能把这篇新发现的、旧版《文集》失收的文章编入《诗文选》，必将深受读者的欢迎。编选者却也没有把它收进来。
　　一方面，应选的没有选进来，一方面又让一些不必选乃至不应编入的占去了篇幅。一是编入译诗，是完全不必的。毫无疑问，瞿秋白同时是一位卓越的文学翻译家，但《诗文选》的体例是以仅仅编选本人所作诗文为限的。如果说译诗可以收入，那么他所译的高尔基的小说和政论，他所译的列宁论托尔斯泰的那两篇论文，同样是十分优秀的译品，岂不也都可以编入了吗？光是译诗这一项，就占了全书篇幅的九分之一，抽下来，可以多选入好些篇重要文章。第二，选本应该仅仅编选确系本人的作品，这才是严肃的态度。书中收入了《赠羊牧之(四首)》，这诗仅见于羊牧之所作回忆文中，此外再无任何旁证，既未见手稿，亦无他人提及。秋白是否当真作过这几首诗，即使作过，其文字是否与羊氏据回忆追记者完全一致，都是无从查考的事。在别人的回忆中保存这些诗，聊备一说，供研究者参考，也未为不可。但在没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证明确凿是他的作品时，是不应该收入他的集子的。
　　此外，注释也使人感到草率。看来，注释者并不是通观正文，看到哪里有读者难解之处，就加以注释的，而是根据手边的资料多少随意加点注释，这样，应注而未注的就很不少。例如人名，张斯麐(65页)、克伦斯基(77页)、列若乏(119页)、黑炎(365页)、皮哈(372页)、陈群(429页)等等，其人其事，概未加注。党派团体如立宪民主党(109页)、社会革命党(113页)、共产国际、少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130页)等等；重大历史事件如军事共产主义(112页)、新经济政策(129页)、远东大会(176页)等等，都没有注。对于一部分读者来说，少几条注释也并不会妨碍他对原文的理解，但是有些地方，不加注就会使读者感到困难。
　　另一方面，已经作了的注释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这些注释也是颇为草率的。对于外国的人名和地名，注释者常常满足于注明“现译为什么什么”，而不及其他。注明今昔译名的异同，当然是有益和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如第144页“德维里”仅注“现译特维儿”，而未说明1931年以后改名为加里宁。最能表现注释的草率粗疏的，是第160页的一条注释。正文说的十月革命四周年时，列宁在狄纳莫工厂的庆祝会上发表演说。会后，“有一群工人到工厂管理处去说：‘唔，谢谢你，乌哈诺夫同志，我们又见着了伟人了。’”编者给乌哈诺夫注云：“即乌里扬诺夫，列宁的原名。”不必去查阅多少资料，仅仅从上下文看即可以判断这是一处误注。难道能设想有人会对列宁本人说“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了列宁”吗？所以这乌哈诺夫，可能是无论谁谁谁，唯独决不可能是列宁。如果按照通常注释的体例，在一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处加注，那么，这人在第159页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了：“工厂管理人现在是乌哈诺夫，宣布开会……”。哦，原来如此。原文已经交代清楚，此公当时乃是该厂的负责人。如果没有查出其他的材料，不注也就罢了。据《列宁全集索引》，此人全名为：康斯坦丁·瓦西里也维奇·乌汉诺夫(1891—1937)，当时是狄纳莫工厂厂长，后来担任过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苏联副供应人民委员、地方工业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委员。
　　注释的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原作，倘使原作中已有的内容，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在注文中重复。这本选本中的有些注文却正好只是重复了原文，甚至还没有原文说得确切。有些地方，确是完全不必作注的。例如第138页，“滑西里，你能生还么？”此处“滑西里”并非确指某一具体的人，而是随手用一俄国常用人名，如我国的张三李四某甲某乙一般，就用伊凡、尼古拉……等等都行，可是编者却不惮烦地加注云：“现译华西里”！
　　我想，把这书中注释方面的缺点一一列举出来是没有必要的。就从上述一些例子，也足够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了。
　　此书除了选目和注释方面的问题之外，我想附带提一下依据的版本问题。一九五三年编印《瞿秋白文集》时，曾对他的部分著作(例如《赤都心史》)作了若干删改。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认为修改古人文章的作法是不可取的。正在编辑中的多卷本《瞿秋白文集》将恢复各篇作品的原貌。而这一本《诗文选》却依然按照1953年删改过的本子排印，不能不说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
　　(《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1.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