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解读米丁

　　一个出生于一九○一年的青年工人，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十月革命后从事共青团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从培养工农干部的红色教授学院毕业，第二年，二十九岁，便成为整个苏联哲学界事实上的领导人，此后历任共产主义教育科学院及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党中央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主编，走出校门后第十个年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很长一个时期内充当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举世瞩目……，此乃何许人也？他便是米丁。
　　米丁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苏联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深刻内容，都在他的身上得到集中的反映，对他的解读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
　　米丁之所以以令人目眩的速度迅速发迹，绝非偶然。对于米丁，首先要从苏联哲学的形成历史出发去理解，他在事实上是整个苏联哲学的创始人。
　　所谓苏联哲学，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从社会使命上讲，它以为政治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按照八十年代苏联哲学界的说法，是充当“政治的婢女”；第二，从理论内容上讲，它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的“一整块钢”。这两个特点的形成，都与米丁密切相关。
　　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是形形色色唯心主义哲学的乐园，特别是带有鲜明俄国东正教色彩的宗教唯心主义，影响最大。从本世纪初起，宗教唯心主义在俄罗斯形成高潮，涌现出了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罗连斯基、洛斯基等一大批重要人物，主宰着与哲学相关的讲台、出版物及众多学术团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则十分有限，完全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战争所困，无暇它顾，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们享有相当大的自由，他们手中的出版社仅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两地就有数百家之多。许多知识分子依然故我，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家继续宣传自己的一套，有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竟然在红军战士中开展活动，公然与苏维埃政府叫板。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形势的好转，列宁在一九二二年提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几乎已有五年了，但旧的资产阶级学者还在无产阶级的国立学校和大学里用旧的资产阶级毒素教育(确切些说，是腐化)青年，这是一种耻辱。”他还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了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老早就把这一类的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一类农奴主最适合的地方。”果然，这一年的秋天，经列宁亲自圈定名单，几乎包括全部俄罗斯哲学精英在内的一百六十一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境，大量的出版社和刊物被查封，再也听不到公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对的声音了。
　　尽管如此，在拥护苏维埃政府这一前提下，知识分子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从一九二四年起，一些人，多数是自然科学家，提出“抛弃哲学”的口号，他们主张用实证的自然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取代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并搬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运动形式的论述为自己辩护，声称：“要了解任何现象，这在近代科学看来，就意味着把它还原为相对简单的化学的和物理的过程。”毫无疑问，这种对哲学的抛弃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而与这些被称为机械论派的哲学虚无主义者相对立的德波林派，在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事实上得到党中央的支持。一九二九年，德波林等人借助于行政手段压制打击对手，宣告了自己的胜利。德波林派高度肯定哲学的意义，甚至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权得到古典哲学在科学体系中所占有的那种地位。”显然，这是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是有权对一切科学指手划脚的“科学的科学”。可见，德波林派在对机械论派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意味着哲学界的形势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在，不仅不允许苏维埃政府的敌人公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作对，而且在革命阵营内部也不允许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及其指导作用有任何的怀疑，更不用说否定了。
　　但是，德波林太书生气了，简直有些头脑发胀：哲学不仅要独立，而且是科学的科学，要指导一切，那党的领导往哪里放？于是，厄运很快降临到了德波林的头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对理论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的成就，二者之间有些脱节，……”顷刻间，哲学界风波又起。斯大林讲理论落后于实际，哲学界落后不落后？德波林这位哲学界的泰斗断言：哲学界刚刚取得了反对机械论派斗争的胜利，不落后。这无异于公然与斯大林唱反调。这时，留校不久的青年哲学家米丁登场了。他的态度与德波林截然相反：不，领袖的话没有错，哲学界也落后于实际！于是，红色教授学院内部就对哲学工作的评价问题形成对立的两派，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德波林并没有把米丁等后生小子放在眼里，但米丁等人得到了党中央的支持，文章连连在真理报上发表。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斯大林生日)，斯大林本人亲临红色教授学院，接见米丁等党支部成员，为他们撑腰，并给德波林扣上“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的帽子。此举一出，德波林顿时失语，形势急转直下。德波林等人虽然忙不迭地检讨，但仍未免掉被撤职、监禁、甚至处死的下场；米丁这颗哲学新星则顷刻间如日中天。米丁的崛起意味着苏联哲学独立“人格”的完全丧失。他靠政治领袖的支持上台，也把听命于政治领袖作为自己的宗旨。米丁自称，他在考察一切哲学问题时，“指导思想只有一个，即怎样更好地理解我们敬爱的英明的导师斯大林同志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思想，在解决哲学问题时怎样使它们得到体现和运用。”
　　这几次哲学斗争，实质上是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对抗。被打倒的先是公开的哲学反对派，后是革命队伍内的哲学虚无主义，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独立派，最终结果是确立了“为政治服务”这一苏联哲学的社会使命。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米丁。
　　米丁对苏联哲学理论内容的确定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人所共知，在理论内容上苏联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它的经典表述是斯大林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小册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论述，始于米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上个世纪便已出现，只是它们一向是两个分别的概念。十月革命后，苏联陆续出现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著作，如出版最早影响也最大的布哈林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九二一年)，再如拉祖莫夫斯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教程》(一九二四年)、蒂缅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引论》(一九三○年)、希洛可夫等人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三一年)等。当时不仅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开加以论述，而且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三一年米丁成为得到官方承认的苏联哲学领导人后，立即组织班子集体编写代表官方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并首次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讲辩证唯物主义(一九三四年出版)，下册讲历史唯物主义(一九三二年出版)。由此开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合为一体，在苏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义语，一九三八年问世的斯大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经典之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基于米丁主编的这部著作之上。
　　由此可见，不论从哪一方面看，米丁都可以被称作苏联哲学的奠基人，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迅速发迹并被确立为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的首席官方哲学家。
　　以上分析，还远不足以深入理解米丁这个历史人物。为了从更深的层次上解读米丁，我们应当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即：米丁这个“心怀恶意的小伙子”以及他所主张的哲学为政治服务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为什么能被苏联官方接受并盛行数十年之久？事实上，和历史上任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一样，米丁也是应运而生，他的发迹，深层的原因在苏联社会之中，在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本质特征之中。具体而言，哲学为政治服务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两个特点的形成有着共同的根源，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先行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有根本的不同。以往的革命是用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因而新的生产关系，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原先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如地主，是更为有利可图的一种选择，可以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所自觉接受。这样，新的生产关系可以在旧的社会制度中自发地产生并发展壮大。以此为基础，反映新的生产关系的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也会随之而生。代表新生产关系的新阶级一旦夺取政权，革命便告结束。历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如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社会主义革命便不同了。它要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而公有制不可能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自发地产生和发展，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剥夺剥夺者”，实行所有制改造，人为地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是这样一个过程：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历史发展规律揭示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并描绘出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蓝图——用这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组织广大劳动人民，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依靠政权的力量按照事先制定的蓝图改造旧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向共产主义迈进。在这里，新的意识形态走在一切社会变革的前面，全部革命实践依既定计划行事，体现出意识形态先行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是一种规模巨大的社会实验：先有实验方案(新社会的蓝图)，而后组织实施(组织群众夺取政权，依靠政权的力量进行社会改造，使蓝图变为现实)，最后求得预想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这种社会实验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哲学及其代表人物米丁的历史命运。
　　和任何一种实验一样，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验必然以贯彻实验方案为最中心的一环，一切有悖于此的做法都是不能允许的，更不用说与此对立的什么计划或方案了，在这里无自由可言。经济、政治、文化，总之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必需无条件地服从社会实验操作者(在当时的苏联是斯大林)的控制，否则实验便无法进行。除此而外，按照当时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切领域中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这就更使得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成为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的基本任务。事实也如此，控制与反控制在当时不仅存在于哲学领域，而且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内容。例如，从一九二九年起，与米丁批判德波林同时，苏联在经济上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的斗争，确立了经济生活的计划性；政治上则有对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对派的清洗甚至镇压，斯大林逐渐凌驾于全党之上；思想文化领域普遍开展了“向资产阶级的进攻”，连《苏维埃会计学》杂志都发表了题为《争取会计战线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警惕》的社论，《神经病理学和精神病学》则刊登了题为《争取在精神性病理学战线发起布尔什维克式的进攻》的文章。当一九三六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一切的一切，都集中在了英明领袖斯大林一个人的指挥之下。为政治服务是苏联哲学的宿命，米丁只是适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或者说充当了社会变化的工具而已。
　　整个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社会实验，而对于任何一种实验，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实验方案是否正确。如前所述，资本主义是“长”出来的，社会主义是“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勾画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蓝图，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依据这一蓝图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以整个俄罗斯社会为对象的社会实验，实验能否进行下去，能否取得成功，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否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虽然暂时还仅仅存在于理论当中，但是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实验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必然要取得胜利的。能做到这一点，才会有真正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否则，所谓革命至多不过是少数人的恐怖行为而已。
　　事情还不仅如此。无论在十月革命前的革命运动中，还是在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实际社会生活中，布尔什维克党都是惟一的领导者，其领导地位的合理性，也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蓝图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一定要由苏联共产党来领导？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客观必然性的体现，是“天道”的体现，而共产党是惟一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因而掌握了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政治力量，它发动和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替天行道”，也即是在人为地创造条件以保证和促进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苏联共产党成为历史必然性的化身，服从它就是服从客观规律，反对它就是反对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拖着走”，共产党的一切领导行为都是天然合理的。可见，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理性，同样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蓝图的科学性之上。
　　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客观需要。要说明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把握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因而它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蓝图是科学的，由它所武装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必须首先说明社会历史是有规律地运动发展着的，这些规律是客观的，可以认识的。这便是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本人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此外，为了说明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又需要说明整个外部世界(人类社会只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客观的、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而这正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人所共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可以概括为三个要点，即客观性(外部世界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并决定人的意识)、必然性(客观世界在有规律地运动着)、可知性(这些运动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些特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哲学的基本特征。苏联哲学家们从这种需要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加以筛选，舍弃了那些与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实际需要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如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突出了与“客观性、必然性、可知性”相关的内容(如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许多论述)，先后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了系统论述。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苏联已经呼之欲出，党对哲学的控制也接近完成，米丁只是夤缘际会，几乎是在无意中充当了苏联哲学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后完成者而已。
　　在米丁这个人的身上几乎隐藏着社会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秘密。他不仅在苏联红极一时，而且作为苏联哲学的代表，特别是随着“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普及，名扬四海。米丁不但构建了苏联哲学，而且毕生与那些有悖于苏联哲学的思想或人物进行无情的斗争。一九八一年，为纪念他的八十寿辰，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对他作了专访。在访问中，米丁对记者说：“我这一生可以说只作了一件工作，这就是捍卫列宁的哲学党性原则，对此，我至今不悔。”米丁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也随着这一制度在苏联的衰落而被人们否定。一九八九年，苏联改革的领导者戈尔巴乔夫强调：以往的教训告诉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模式、制度(即蓝图)，然后用暴力迫使现实生活就范；社会主义应当是一种价值目标，至于以什么形式体现它，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番话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意识形态先行性的否定，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修正，体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精神。与此相应，苏联出现了对“哲学战线”的深刻批判。“为政治服务”被指责为危害苏联哲学的万恶之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认为是“目中无人”的僵死教条。至于米丁，简直成为人尽可诛的哲学小丑，九十年代出版的几种俄罗斯哲学百科词典，连有关米丁的词条都没有。
　　以苏联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实验，是人类在工业文明兴起后，受自然科学认识和改造世界巨大成功的鼓舞，人们自觉运用科学理性安排社会生活的尝试，它在苏联的失败，原因极为复杂，要完全归咎于苏联哲学，未免有些简单化。一句西方谚语说得好：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里需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分析。对米丁的解读，希望能有助于这一工作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