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拴在皮带上的狗

　　今天，卫星电视成为了人们对于势不可当和充满魅惑的现代化最亲切也最富于震惊性的体验。卫星电视将足不出户的幽闭者或人迹罕至的边地与这种现代化的仪式联结了起来。你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目睹日本天皇的葬礼、美国总统的大选、国际奥运会的竞技和色彩缤纷的广告。我们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了电视拜物狂。电视创造了亘古未有的最伟大的壮丽仪式和最广大无边的世界。电视一统江山，建立了一个富有神话意味的现代王朝。
　　正如机器延伸了手的劳动，轮子延伸了脚的步伐，电灯延长了白昼的时间，电脑延续了大脑的思维，电视也无限地延伸了我们的视线。然而，正如由于汽车的发展造成车祸，因而出现了交通警察一样，随着媒体洪水的泛滥，媒体警察也应运而生。当我们今天处身媒体社会之中，与其说是戴着防毒面具，不如说更象一个受到监护的婴儿。巴勒特《媒介社会学》一书的序言的题目就是“清白者被诱惑”。他指出，道德活动家往往把大众传媒视为渲染色情和暴力的洪水猛兽。试想，如果我们不加保护地暴露在强大的信息辐射之下，我们的身心将会受到怎样的震荡，也许以致被洞穿和颠覆？媒体是一部巨大的文化机器，像巨大的无形的上帝之手，塑造和涂抹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自我。大众文化既是现实的真实映像，反过来，现实又是大众文化的真实翻版。他们相互对应，互为镜像。
　　媒体研究起源于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德国知识分子对于纳粹宣传的研究。纳粹的宣传机器疯狂地运转，戈培尔部长的著名口号是：谎话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媒体研究的第一阶段提出了“注射模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纳粹宣传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像皮下注射一样注入了人们的头脑之中。二战以后，美国新的研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传媒是中性的。巴勒特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均有所质疑。他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众传媒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思想。马克思曾经严辞谴责过资产阶级的书报检查制度：大自然的花朵并非只有一种色彩，但是资产阶级却只允许思想有一种颜色。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权力产生于对经济的控制，并且把这种权力扩展到所有其他方面。在这种不平等的制度里，工人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严密控制，其中包括思想的控制。
　　巴勒特指出，传媒成为了资产阶级社会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传媒的报道是选择性的和过滤性的，它一方面遮蔽和省略掉某些东西，另一方面又突出和放大某些东西。巴勒特以“抢劫行凶者”和“离轨放大”为例说明传媒如何与警察建立起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大众和这些“抢劫行凶者”和“离轨者”并没有真正直接的接触了解，媒体忠实地报道“定义者”，即警察、法官、政治家、道德卫士的声明和事实，给予“抢劫行凶者”这样一个称号，并且给他们打上烙印，贴上标签，给予“嗜血成性”“法外之徒”这样的“固定形象”，造成一个街头暴力泛滥的印象，制造“精神恐怖”，煽动和组织公众情绪。这些声明和事实最后又作为“舆论”证据，使对于“抢劫行凶者”的过分判决合法化。传媒传播的“社会反应”夸大和歪曲了现实。而在另一方面，所谓“离轨者”和“法外之徒”“这样遭受诬蔑的群体，相对来说是无权的，他们是年轻人穷人局外人，”实质上，资产阶级传媒的“离轨放大”策略把社会分化成守法的和犯法的，掩盖了阶级对抗的本质，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化提供了一种狡诈而又堂皇的辩护，为充满着矛盾和不满的社会提供了替代的解决方案。资产阶级乐于并且必须制造“离轨者”和“法外之徒”。巴勒特说：它抓住了工人阶级的恐惧忧虑和常识性的偏见，同时提供了一个能够发动“舆论一致”和“全国统一”所围绕的象征。面对日益增长的阶级分化和痛苦，统治阶级欢迎“抢劫行凶者”这个替罪羊。总之，这是解决“思想意识危机”的一个办法。传播媒介通过文字或形象表达统治思想意识是掌权者维护其地位的主要手段。它们提供了自由的假象，像一条拴在长皮带上的狗，掩盖了约束的现实。
　　(《媒介社会学》，戴维·巴勒特著，赵伯英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出版，1.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