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一九九五年初，杨珍女士《康熙皇帝一家》出版后，我曾写过一篇评介(载于《清史研究》，一九九六年三期)，文末说到，这部书如结合玄烨诸子因争作储君而分党暗斗等事加以叙说，则将使全书更加有声有色。事过六年，一部崭新的钜构《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寄到我的桌头。读竟全书，感到这是一部清代政治史研究上的十分优秀的成果，非仅我期待的康熙帝晚年储位之争的研究包括在书内，而且扩大及于自后金的兴起到清朝的覆灭数百年间皇位继承的全程的探讨。作者择取这个间架宏大、意义重要的题目，以广阔的视角，贯穿全史，博采史料，精密铨综，组成立论坚实，逻辑严密的体系，其中对于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也重加审视，考察谨严，独抒创见。树论既然立足于细心梳理过的史实，则能含盖万象，洞烛幽隐，从中显见作者功力的厚积，治学的勤苦，不是近年来常见的求速成、求速效的编集性的作品所能比拟的。
　　全书除绪论、结语外，以五章依历史顺序，就清史上四种皇位继承形态，即汗位推选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秘密建储制和懿旨确立嗣君给予缜密的研究，阐明清朝的皇位继承制度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前此大一统中央王朝所未具有的。其中叙述康熙朝一度采用汉制以嫡长子为皇储的失败，继而转入秘密建储，以致在雍正、乾隆二朝确立之为体制，实施了一百二十年，这一大段历史占了百分之六十八的篇幅，可见秘密建储制是作者着力的重点。它是满汉两种民族文化交融中的产物，是清朝对历代相沿承的皇位继承制度的一大改革，且与军机处的成立双轨并行，使皇帝的权威强化到极点。储君既由皇帝一个人秘密择定，储位储权沦为虚无，相位相权也被剥夺殆尽，在大皇帝临御下，乾隆一朝缔造了一个版图广阔、多种社会制度并存、多民族凝聚、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大帝国；也正因为几朝帝权的空前强化，不受监督制衡，导致后嗣才具平庸，士大夫议政权利丧失，广大民众喑哑麻木，终于使一妇人慈禧临朝专政，废立自由，误国殃民长达四十七年，帝国也与之俱亡。杨珍女士把清朝皇位继承形态之演进，与君权之强化二者交互作用在书中频频点明，可知研究这一制度并非关怀一姓一家的私事轶闻，而是出于对我国从古典社会转折入近代社会过程上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正因为清代距今较近，我们往往对某些历史现象过于熟悉而忽视了其内涵的意义，必待有人指明才恍然大悟。譬如清一代君位的交接始终平稳，从未出现动荡，我们或于此习焉而不察，正是缺乏从时间上逆向比较之故。作者用一种比较方法，在论述清代体制时，将它与秦统一中国至明亡历代王朝的皇位传承对比，同样是少数民族入主入居中原，又将满族与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的同一制度对比，即在清一代中，从建州女真部落到后金，以致入关经过顺治、康熙、雍正诸朝到同治、光绪朝，在立储形态转化中，将同异事例上溯下沿，反复对比，这样，每谈到一个历史问题，就使之更加凸显，使读者于司空见惯的史实上突然察觉出它们内在的深刻意义。作者经过比较分析，说明清代皇族有暗斗而无明争，以致庶民尚能安稳地生活在一皇帝专制之下，这正是清代皇帝致力于子嗣的教育、立储体制的递加改进以及皇权无比强化的结果。这证明治史者观察事物，必须扩大视野，综观始终，才能确定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与特性，然而这需要先能贯穿清朝全史，并须对此前历代王朝史掌握足够的知识才能够做到。清以前王朝史和民族史并不在作者专业的范围之内，即便引用史料和参考当代学者的论著，也仍需正确地概括，此中难度未必在自己园地内耕耘之下。
　　为了阐述这一制度问题，作者博览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如实录、起居注、谕旨、奏折、玉牒、私家撰述、诗文集、朝鲜使人的纪录、在华西方传教士的书简等等，筛选出有关记载，加以鉴别解释，并运用之于论叙。在已经出版或已有汉译的满文档案外，她还独立采集满文史料多逾百条，其中有些补足了若干历史知识上的空白，例如叙及康熙帝之溺爱太子允礽，竟于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京城地震后优先修葺太子宫室及康熙三十年代后期削减宫中饭食费用，包括自己一份在内，惟独皇太子、皇太后的数额不变(第171页)；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皇三子允祉与皇八子允禩奉旨密审太子派后台外戚索额图经过(第202页)；“帐殿夜警”事件发生，皇帝从热河寄给留京诸皇子的密谕(第251页)；太子允礽被废后，幽禁于咸安宫的生活情景(第311页)；皇十三子允祥在第一次废太子事件中的表现及其失宠(第234页)；允祉等揣摩迎合雍正帝的用意欲定允禩死罪反受申斥(第405页)等。由于作者通晓满文，运用之以考证分析，做到精微邃密，如说明康熙帝与太子允礽父子感情之疏离，由皇帝在征讨噶尔丹途中委婉指示在京留守的太子应亲自写奏疏等事可知，作者即勘比满文档案，发现允礽书信字体确实前后不同(第158页)；又举出皇帝降致太子朱批谕旨中，一反故常，使用满语文中特有的请求语态(第184页)；在奉献给父皇的礼品上，皇太子从京师寄往者每每封缄不固，不如日后皇十四子允禵自西宁寄来者，以此允礽受到细心的康熙皇帝的训责(第183页)。作者从满文档案中发现，康熙帝生前曾于两处写有身后如何安排妃嫔问题的谕旨，故以此推论康熙帝尤应写有更为重要的传位密旨，以备不虞(第335页)等等。
　　对于习用的汉文史籍中的疏漏错误，作者也用第一手材料对比揭出，例如用满文朱批奏折证明，一废太子时允本应随康熙帝巡视塞外，因病未能成行，以见《清实录》的疏失；用《爱新觉罗宗谱》记载雍正帝长子弘时的卒年来指出《清皇室四谱》措词中的疵瑕，这一类虽是琐细情节，也足见作者审查史料时的一丝不苟。
　　用数字来解释史实和验证论点，往往比浮泛的记事材料有力，书中频仍地出现数字，表现了作者的运用统计的爱好和才能。在数字中如年代前后、时间跨度长短、年纪大小、辈分长幼、事件出现的频率密疏、建筑面积的广狭、财物的多少等等都是确定不移的，运用之作证也是难以驳倒的。使人感到兴趣的是用太宗崇德年间盛京皇宫的间数、面积与北京的皇宫对比，揭出崇德时内廷外廷的界线还不分明，内宫兼用于处理国政(第64页)；用《康熙起居注》中康熙帝往巩华城致祭赫舍里皇后梓宫的次数以见帝对皇后的深挚的爱情(第174页)；概括康熙帝在一废太子前十年中每次离京皆携皇十三子允祥前往以说明允祥确曾一度受其父宠信(第231页)；用康熙帝晚年于昌平郑家庄建造的行宫规模费用，推定此地应是他拟安置废太子允礽的所在，这一兴建亦即他未公开的建储步骤的组成部分(第313页)；以乾隆帝诸子的年纪比照各自封爵的时间等等说明乾隆帝有意贬抑皇子的政治待遇等(第439页)。
　　在论述皇位的递承的同时，还将政府机构的设立沿革、方针政策的制定、军国大事联系起来观察，事例在此不能列举。治清史者所熟知的与这个继承体制相关联的大事，也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给予补证或树立新解，例如顺治帝与其母孝庄后之关系及顺治康熙之际皇位交接；康熙帝之处置外戚索额图经过；康熙帝诸子在他们与太子允礽关系上之分党分派；皇四子胤禩(雍正帝)与皇八子允禩之性格作风；一废太子事件中皇长子允礽与皇十三子允祥之获嫌；二废太子事件之肇端于托合齐会饮事件；康熙帝晚年属意于皇十四子允，准备立储事；雍正帝之疏弃其长子弘时；乾隆帝之惩处其堂兄弘皙(允礽长子)等等，把皇室中环绕皇位问题的纠纷分析得详细周到。对于康熙帝卒前十年有种种迹象表露他选定允为嗣的命题也补充了若干证据，有时读来，宛如峰回路转，层层深入，譬如皇八子允禩曾经因满族亲贵直言不讳地在朝会上推荐他可为皇嗣，遭致康熙帝的极度反感，大加疑忌，但皇十四子允在奉命领军西征，在朝野赢得极大的威望后，康熙帝却无任何不满(按：还可以增加翰林院草拟纪念允武功碑文事，孟森先生早已指出)，倘若有，则雍正时所修《圣祖实录》上必然大书特书；又如皇帝决心出兵深入西藏，驱逐盘据拉萨的准噶尔部，内外重臣于此犹豫，倡言“固守”，而允远在西宁与其父的意见不谋而合，这可以从残存的他的满文奏折上看得出来。允禵主张用兵的坚决态度与《圣祖实录》上记下胤禛(雍正帝)在父皇征求意见时反应的平淡适成对比，如胤禛也同样积极主战，则实录上将另是一番笔墨。这样论证，使读者可以完全接受。
　　作者不满足于她经过考订确实的史料的铺叙，而要挖掘众多现象后面的多少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从常人的欲望、情感、心理等等推论，达到历史问题的近真实的解释，是可行的。清史材料遗留于今尚多，尤其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喜爱自我表现，从他们的大量诏谕、训诫、著作中可以窥知各自的作风、性格。作者在这方面利用得相当充分，分析他们言行后面的机谋也往往得当。固然，强烈的权力欲望会泯灭人类的亲情，造成猜忌多疑的变态心理，但因时代、场合、个性的不同，每个皇帝的表现也不能一样，同样地困心衡虑于君位的授受，康熙帝则于诸皇子仍然舐犊情深，放手让他们历练政务，而雍正、乾隆二帝城府较深，对诸皇子则时时防闲抑制；同样地处在皇位的准候补者的地位，嘉庆、道光二帝远比康熙帝的诸子谨慎小心，无出位之举，即不敢有出位之思。因此，我们不必以雍正帝、乾隆帝、慈禧太后等的机心权术普遍同等地来测度其他皇帝言行后面的用意。顺治帝所特有的浪漫气质，与入关后不久犹存的满族的直率坦诚，必然在他同生母孝庄后、同妻子董鄂妃关系上有种种表现，在他处理与孝庄太后的关系上，不必完全说成以加强个人的皇权为出发点；顺治帝的立储设计，必然是爱情的延长，此是第一义，其次或许是改变权力分配格局的企盼。嘉庆帝习染汉风已深，在其父乾隆帝内禅期间，虽然厌恨和珅之误国，还不至于不满太上皇之独揽大权而采取以退为进、麻痹皇父的战术。虽然当事人未必如此，而后来的史论家也无妨视之当然如此，但是在这类关键节目上，似应谨慎对待，毋意毋必。苏轼的《留侯论》是一篇留传千古的好文章，而迄今无人把它看作是严肃的历史研究的结论。过度的诛心原心都是溢言。欲求完美，适成蛇足。我感到作者在一些问题的提法上有这一倾向，也许是求全之一失。“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一哲人的遗训，吾侪从事科研工作者还是应该遵守的。
　　另外，在叙述清代后期皇位继承经过的章节中，皇权的中衰与国政的中衰应是两个概念，未必等同，因皇帝的高度集权从雍乾一直延续到道光末年未变。鸦片战争的失利，被现代人看作历史的一大转折，揆之当时世事，并未使皇权受到损伤。西方国家的干预清廷皇位继承，不应提得时间过早，也不必过分地强调。作者在清代后期历史研究上笔力较弱，也许是过多接受现代学人的理论而一时未能形成自己的见解使然。
　　作者在严格地使用历史学实证方法外，也接受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即用简明的概念浓缩一大类社会现象，组织邃深的见解成一宏大的格局。惜在“储位”、“储权”、“皇储矛盾”、“秘密建储计划”、“秘密建储制度”等概念中确有倘单独使用、脱离上下文辄易生误解之处。如“皇储矛盾”，作者意指皇帝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而通常容易将“皇储”理解为“王储”、“储君”。又如“秘密建储计划”也容易使人联想到康熙皇帝已经成竹在胸，有一套立皇十四子允为接班人的“计划”，实则根据仅存的少量史料，只能说是有此可能而非必然，作者把“秘密建储计划”放在康熙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章节中论叙，而不另立章节或并入雍正朝一章是明智的。
　　从书中页下注来看，作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已经连续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并参加了大部头著作的集本编写，这部书中约有近半应是在她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另加缀辑而成的，为了保持文风的一贯和体裁的完整，作者不可能在部分章节中过多地讨论某些尚有争论的问题和在注解中增加更多的内容。通观全书，前后逻辑连贯，结构严密，若一气呵成，确实在思维上下了大功夫，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即从初步工作即搜集整理史料论，在那些仅备查阅的表谱等外，凡编年体的大部头史籍，虽则充斥着与本主题无关的记事，为了通观全局，避免遗漏，不能不逐条细心看过，而它们繁杂错综，纷来贶予，使人目眩心乱，又必须心中有一个年代、内廷、外朝、皇室、宗亲、外戚、重臣、仕履、旗籍、宗谱、家世的关系网络在，才能清醒地取舍梳理，由此及彼，由彼及此地找到其间的联系，有时由于认识的深化或视角的改变，还要反复阅读、反复思考。书中有不少地方好像是漫然一笔带过，然而句句确有依据并经过熟思深虑而发。从这里可以想见作者的学风之朴实、读书之勤苦、用心之精细。这一著作的完成正是淡泊名利，守一不迁，耐苦耐劳，不急不躁，多年坐冷板凳之效。
　　近年科学界蔓延着一种浮躁的风气，其表现为不耐心扎实的基础功夫而躐等冒进、急求速成。这根本上是由于许多地方主持坛坫者急功近利，未通晓科研的规律，评定成果的水准向数量一边倾斜，科教机构的职位体制上存在着缺陷等等造成的。流风煽诱下，有人将神圣的学术研究事业作为弋猎个人的物质利益的工具，甚至效仿市场上牟利取巧、贩售大量伪劣产品的违规行为，这样时时使那些埋头苦干、献身于科学文化事业的人们气沮苦闷。我读完杨珍女士这部功力深厚的佳作，深感欣慰，积郁为之一扫。虽然我关于清代历史仅有些常识，今人的大量论著都无暇寓目，仍然不自量力写出这篇文字来推荐，认为此书既可以供一切真诚致力于历史研究者参考，又可以作为范例以对比并针砭时下的劣俗，倘若能起了这样双重作用，则作者的多年的苦功与读者的宝贵时间都将不会虚掷。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补记：雍正帝名胤禛，其同母弟允禵原名胤祯，作者认为“禛”“祯”汉文音同，满文中音形皆异。若检康熙五十五年刊刻的《康熙字典》，则知二字汉文读音有别。康熙皇帝是十分精细的人，不可能在这类命名的事上含糊。